当人们逃离东京我们来了 本报首派记者团队报道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日本大地震
2011年3月14日凌晨1点,本报记者团队在东京街头。本报记者左庆摄
2011年3月14日15点,乔显佳在东京街头采访。本报记者左庆摄
2011年3月14日17点,董钊和刘红杰在世界最繁忙的东京地铁采访到罕见的了无人迹的情形。本报记者左庆摄
2011年3月14日夜,记者们边啃面包边发稿。本报记者左庆摄
◤2011年3月14日,摄影记者左庆啃着面包往回传照片。本报记者刘红杰
2011年3月11日,一场9.0级大地震突袭日本东北部,地震引发的高逾20米的海啸席卷日本东海岸。震后不到48小时,齐鲁晚报6名特派记者组成的报道团队抵达东京,我是成员之一。
从签证到成行
不过四五个小时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齐鲁晚报启动了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应急预案,总编辑蓝海亲自调度,相关采编部门紧急动员起来,联系签证,选派记者,筹措物资,确定航班,联系在日本的华人以及到了日本以后的接待、翻译、住宿等细节,编辑部紧张有序,大家各司其职。
这一切我都不知道,13日上午,我正在梅地亚参加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突然接到指令,“立刻回宾馆,收拾行李,赶赴日本大使馆,报社已经派人带着你的护照在那里等候。”
鲁超国、乔显佳、董钊、左庆、刘爽,接到采访任务时,有的正在家里陪护卧病在床的老人,有的正在泰安采访,但无论身在何处,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北京。由于提前进行了协调,本来下午2点上班的日本大使馆,提前到中午11点开门,并优先给齐鲁晚报记者办理赴日签证。12点刚过,6人的签证全部办完。两辆车,飞速冲向首都国际机场。
从签证到成行,不过四五个小时,齐鲁晚报速度开启了齐鲁晚报首次派记者团队报道国际重大突发事件的新篇章。
3月13日,夜幕拉开,我们6人到达东京成田机场,距此二百公里之外的福岛,三个关键词牵动世界:地震、海啸、核泄漏。东京余震不断,我们住在酒店里就像在船上一样,经常摇晃。我们6人睡不着,半夜聚在一起商量采访任务,安排第二天的行程。
看见事件之内
找到了“新闻富矿”
14日一早,我们6人打算动身去宫城、岩手,这时,福岛核电站机组爆炸的消息传来,已经定好的在东京的车辆、司机、翻译都拒绝前往。
无奈,我和董钊、左庆先在东京采访,其他三人四处打电话找人找车。采访结束,所有人都加入找人找车的行列,这一天,我们打的电话不下500个。
15日,福岛核电站几个机组又相继爆炸,持续的北风将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刮往东京。市民情绪原本相对稳定的东京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大街上,行人稀少,戴白口罩出行的市民骤然增多；由于限电,地铁开始停运；超市里买不到饼干、方便面、矿泉水；青年人举着牌子走上街头,号召日本人少生孩子减少基因突变的影响……
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看见事件之内”的时候到了。逃离东京的人们、世界上最繁忙的东京地铁站内行人稀少、寺庙里祈祷的人们、堵成粥样的东京成田机场……东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反映出地震背后的故事。我们找到了“新闻富矿”。
鉴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4号反应堆频频告急,后方要求一线记者退守广岛、大阪。因为核辐射渐成焦点的时候,广岛备受关注；而大批人撤离东京时,大阪是最大的信息集散地之一。
在日本,我们语言不通,地情不熟,但我们跳出了思维定式,从美国撤离看日美关系、从广岛看核影响、从中国救援看两国民众心态,冒着连续不断的余震和核辐射的危险,每天吃两个面包、睡四五个小时,8天时间采写出50余篇合计数万字的稿件,发回数百张图片,被网络和其他媒体广泛转载。
回国后的聚会上,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作为一名记者,“我在现场”,永远是第一追求,这种追求不因环境的险恶而改变。作为一份报纸,齐鲁晚报要“做主流大报,树百年品牌”,就要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就像总编辑蓝海在总结这次报道时说的那样:“影响力的突破要靠突破有影响力的事件。这一步,迈还是不迈,不仅是一次报道的问题。”每逢大事看晚报,齐鲁晚报一直在奔跑,从未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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