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年“安山”：名家争相著述的神秘地名 姜传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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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经是孤栖于梁山泊中的一个小山丘，方园七八里，出地四十丈，向南偏西约10公里，与主峰梁山隔水相望。蒋作锦《东原考古录》记载，“境故多水患，河、汶、济三水环山，流民籍以安，故名”，因此被称作“安民山”，简称“安山”。

宋代以后，由于屡受黄河冲积，梁山泊地势逐渐抬高，大部分水泊涸为平陆，水面向中心收缩；至金元时期，就只剩下安民山周围的一片零散水域，被称为“安山湖”，史称“萦回百里无一定湖界”；又因山南三里有座“安民亭”，湖又称作“亭子泊”。水源主要是纳济水和汶水，二水汇聚于亭南（古之清口），向北循大清河入海。元代翰林学士袁桷在其《过梁山泊》中写的“碧澜渺无津”“波清凫聚阵”等诗句，展现了当时安山湖的景象——梁山泊余瀦。

当时的梁山泊涸地，大部分还是旷无人烟的荒原，对于安山这样一处沮洳之地，本也不会有人问津。然而，正是由于大运河的开挖，使“安山”之名频现于史册，并成为一个数百年来令诸多著家释解的地名。

大运河使“安山”由一变二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始经山东，前期工程是济州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人自任城向北开挖济州河，北端就在安民山南的湖中，也就是济水与汶水会合处。由此向北即入大清河，使南北漕运贯通。后在当地寿张县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下，1289年，元廷又以此为起点，开挖会通河，沿湖南岸和西岸向西北行，经寿张县城、沙湾、张秋、东昌至临清，长达二百五十里的漕渠，主要是从安山湖输水。为了控制渠水流量，在安山湖西修建安山闸一座，位于山西偏南六里，后称码头集。但由于开挖会通河“引汶绝济”，此后安山湖就只以汶水为源，水量逐渐减少。

元代会通河贯通了约一百年，安山闸成为重要的航运码头，由荒僻的湖滩地变成繁盛的集镇。但从元末起，梁山泊地区又开始遭遇西南黄河决口洪水的冲击，终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黑洋山决口，再次冲漫该地区时，安山湖和会通河都被淤为平陆，由此从历史上消失。

明朝自成祖朱棣始迁都北京，但经济上却“仰给东南”。为了使南方岁漕、物贡远供于京城，永乐九年（1411年）御决重开会通河。为了避开黄河的冲犯，新开河道在元河旧线自袁口以北东移，经靳口向北至东平州城西十五里处折向西北，经戴家庙“至寿张沙湾入旧河”。新河线路“西距元寿张旧运道三十余里”。

新河主要以汶水为济，为了补充北部运道供水不足，又于戴家庙以东的运河南岸筑堤圈围一处人工湖，周围八十三里，并开挖柳长河引西南濮曹一带济水旧渎之水入湖。新湖仍取名“安山湖”。明成化十八年，又将原在安民山的安山闸移于安山湖东北岸的运道上，新闸仍以“安山闸”为名。由此，该地也以闸为名，称作“安山”。而实际上，这里并没有山，原本也是古梁山泊的一片涸地。

由于新闸地处运河的重要位置，东临州城，南北居济宁至临清的中间，因此成为运河上的一个重要的水旱码头，一个南北物产的集散、交易场地；而且，这段运河的管理机构、河卫军营、政府署衙、驿馆、税所等，也都设在此地。随之，各业的商铺、货栈、作坊等，也毗连建立。街面上来往的官人、商贾、船夫、农民、僧人熙攘络绎，原本一片荒野僻壤，很快发展成为兴旺的集镇。因此，便被当地人们称作“大安山”；而原来的安民山，则被弃离于运河之外，自然萧疏冷落，被当地称作“小安山”。

至清代，大安山发展到其鼎盛时期，名扬南北。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也到过该镇，并留迹于此地。这样，在新旧两代的会通河遗址上，就分别形成了两处的“安山”，两座“安山闸”，两个“安山镇”，两处“安山湖”。对于两个安山的变迁和区别，当地百姓是清楚的，向来流行“大安山不大，小安山不小”的说法。然而，对于一些不谙当地历史和实际的学者、志家们来说，却并不容易弄清楚。在他们的记载和释解中，出现错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安山记载的错乱与蒋作锦的考证

明终清兴，京杭漕运发展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但一些学者和志家，在撰写历史时缺乏严谨态度，疏于考证，往往以当时的认知推断，尤其对于两个安山的来历和地理位置。因此，在不少史志书籍中，将两个安山、安山闸、安山镇、安山湖混为一谈。即使对于当时一些著名的史志文献，如《山东省通志》《山东运河备览》《山东全河备考》《读史方舆纪要》等，在相关问题上也出现了混淆。

以清代著名的地理志书《读史方舆纪要》为例，其中关于会通河的记载说：“会通河在州（东平州）西南十五里，南接汶上县，汶济二水合流处也，有闸一曰安山，西北入东阿县。《志》云漕河西岸有安民山，山下为安山湖，湖绕山下，萦洄百余里，……仍合汶水，亦名积水湖。正统三年于近河处署减水闸以济漕，后淤为民田”。该记中所说“会通河在州西南十五里，南接汶上县”“正统三年于近河处置减水闸以济漕，后淤为民田”，明显是说的明代以后的会通河；而“汶济二水合流处”“有安民山，山下为安山湖，湖绕山下，萦洄百余里，…… 仍合汶水”，则是说的元代会通河。这里竟将两代不同的会通河与安山地址混同为一，读来令人如坠云雾。而文中所谓“西北入东阿县”“漕河西岸有安民山”字句，则无论对于元代会通河还是对于明代会通河来说，都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段漕河是西北入寿张县，安民山在元漕东北岸，也不在明漕岸边。

在一本清代学者撰的《水经注》疏上，关于“东平州”的注解云：“州西南十里有安山镇，即古安民亭，济汶会合处”。这里明显把明清时期的安山镇说成安民山的安民亭、济汶会合处，事实上两地相距二十五里之多，反映出注者对该地的历史和地理一无所知。

清代叧一重要史籍《山东全河备考》，在其图志明清运河安山闸处特别注明：“元人所开会通河自此起至临清止”，显然亦是将明代大安山的安山闸混同于元代小安山的安山闸，将元会通河混同为明会通河了。

对于当时史志编撰中安山注解的错误，给予最详细指正和考察的，是清代学者蒋作锦（1817—1864）。蒋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简放河务钦差，加三品衔升用，他是东平县人（今属梁山县馆驿乡大营村） ，最熟悉梁山泊一带的地理水情。其代表著作《东原考古录》就是他“荟萃史志，佐以《水经》，参以闻见”所撰成。书中大量针对当时关于安山和会通河记述的错误，予以逐一考证和纠正。

蒋作锦在其《安山闸考》中说，东平“州境有两安山闸，一在安民山东北十五里安山镇，明成化十八年建，今运河所经；一在安民山西南六里码头集，元至元二十六年建，元运河所经。考元运道，由袁口西北，迳安民山南安山闸，又西八里迳寿张闸……与安民山北明时所建安山闸相距三十里。二安山闸名同地异，志家误合为一，援引多涉骑墙语，总因不识元明运道耳”。

蒋作锦在《元明运河考》中说：“明安山镇闸与元安山南闸相去甚远，州境运河全非元时旧道，总因避黄故耳。《运河备览》引元时河渠志谓：安山镇闸西八里原有一闸，不知闸在寿张故城东。读《通志》者又谓：元运道由今寿张东门外，不知为旧寿张，甚矣。考古之难也”。“寿张故城”“旧寿张”都指元代寿张，在今梁山县寿张集镇；“今寿张”是指明代后迁治于王陵店的寿张县城，在今阳谷县寿张镇。其意说明《山东省通志》将两个寿张城、两个安山闸混淆。

蒋作锦在《安民山考》中说：“小洞庭今为安山湖，湖东北岸为安山镇，均以山得名，镇距山十五里，俗呼镇为安山，名与山混，转呼山为小安山，名实倒置矣。元史称开会通至须城安山南，志误为镇南今运河。元运河在山南六里之码头集，今运河开自明，在山北十五里之安山镇，镇南非山南，致元、明二安山闸混为一，又以安山镇为安民亭故址，显与水经注“亭北对安民山”不合。总因未识汶水入济故道，错认安山镇作安山而误”。

今读《东原考古录》，尽管书中也有未尽和个别不准确之处，如安山湖只考证了明代安山湖而未考元代安山湖，致使后来史志編撰受其影响，仍出现将两个安山湖混同为一的问题。至今的《山东通史》在讲元代的安山湖时，仍说是“在安民山以北，周长80余里”。这显然是把明代的安山湖说成了元代的安山湖。

又如《考古录》中说：“安民山南六里安山闸，又西八里迳寿张闸”，实际应为山西（偏南）六里安山闸，又西北八里迳寿张闸；又如说：明代“安山闸”在安民山东北十五里安山镇”，这与他所说“安民亭（北距安民山三里）东北距安山镇二十五里” 的说法不尽一致。实际上，明代安山闸距安民山应是二十里之多等。但总的来看，他的考证是比较详明和正确的。完全可以说，自从蒋作锦《东原考古录》问世之后，对于当时史界存在的两处安山位置的混同，算是说清楚了。尤其是《东原考古录》，对于梁山泊一带自古存在的诸多城邑和县治遗址、河水流经，以及水系关系等，做了大量考证，为后世了解、研究这一地区沧桑变化和历史沿革，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须城安山”在哪里

清末以来，梁山泊地区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最重大的事件，是黄河在这里改道。它频繁泛滥，使该地区地势逐渐升高，古河道、湖泊、古城址都完全消失了，千百年历史都被埋在黄土之下。自清代以后，迁进该地区的人口大量增长，原来人烟稀少的圹原，都变成了毗密的村庄。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排涝、防洪、引黄等水利建设的需要，又开挖了许多新河道、干渠，修筑了大量河堤、闸坝等工程，新修的公路更是纵横交措，彻底改变了地理格局。历经清末、民国至新中国建立以来，行政区划屡经变化，旧史志记载的地名，与现在实际归属大都不符。这一切都给今天撰写、研究历史，挖掘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造成许多困难。

在今天，当人们重新提出古运河在哪里，安山在哪里时，有谁还能回答得清楚吗？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从济宁向北到梁山县的北端，有一条著名的梁济运河。在有些地图上，它还被鲜明地标作“京杭运河”。但其实它原本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开挖的一条排水渠，从未有过通航，更无任何历史文化遗迹，称不上是真正的运河。而该地区真正的运河——古代济州河和会通河，其故道却大部分消失，很少有人知道它的遗址线路在哪里。目前，在从济宁至梁山的国道上，当人们经过任城区长沟镇时，恐怕无人知道，这段公路正是在原来的运河故道上修建的。在从梁山县开河、袁口向西北，经过馆铎镇、小安山镇、寿张集镇，以及河南省台前县至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这一线，一百三十多里正是穿越的原梁山泊的涸地，这也正是当年元代运河所经地区。然而，现在它的具体线路在哪里？经过哪些村庄？更是无人知道。

关于元代开挖济州河的起止点，从历史文献中得知，是“自济州至须城安山”。然而，“须城安山”究竟在哪里？至少在书籍和文章中，看不到对它的准确释解。

在当代关于济州河历史的讲述中，常见到的说法是：“开挖济宁至须城（东平）的济州河”“从济州（今济宁市）西北至须城（今东平西南）开凿河道，称济州河”，还有“济州河，自济州至须城（在今东平县）安山”“开凿从济州至须城（今东平县）安山镇的济州河” 等等。

在这些注解中，显然都把“须城安山”注解成“东平县的安山”，把须城县直接看作东平县，这完全是一种错解。

在历史记载中，“须城安山”本是说的元代济州河的安山，它只能是安民山，即小安山，当地百姓无不知道它现在属于梁山县，隶于济宁市；而“东平县安山”，本是明代会通河开挖后出现的一个镇，称大安山，现在属于泰安市，与元代济州河、会通河无关。用“东平县安山”注解济州河的安山，是根本失当的。这也正是当年被蒋作锦所指出的，把两个安山，即“山”与“镇”，相混同的错误。

查阅历史，须城是古代东原地带的一个古县置，元代时其治所在今东平县州城镇。但它与后来的东平县，不仅名称不同，存在的时间不同，而且辖区不同。其辖区既包括现在的东平县一部分，又包括现在梁山县的一部分等。把须城县等同于东平县，或东平路，都是不可以的。根本还在于，在元代初期，安民山是否属于须城县，这是有必要深入考证的。

在金元时期，安民山处于寿张、须城、郓城三县交界一带，当时该地尚属沮洳之处，并无明确的县界。而据历史文献记述，它应在寿张县境。如《水经注》记述济水流经的地区：“济水，东注矩野泽，经梁山东，东北至寿张县（指古寿张）西界安民亭南，汶河从东北来注之”“东北入钜野泽，过寿张西与汶水合，……”“济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对安民山，东临济水，水东即无盐县也”（无盐县，古县，须城县的前身）。又说汶水的流迳：“……西南过无盐县南，又西南过寿张县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济”。汶水“……西迳郈亭（今东平县彭集镇后亭村）北，又西至寿张故城东，遂为泽渚（安山湖）”。这些记述，都说明历史上济水与汶水会合处就在安民山南，它当时位于寿张县境，而不在须城县。在该地，须城县、无盐县都在济水和安民山之东，与寿张县以济水为隔。

又见明代《郓城县志·方域志》记载：“宋元以前安民山属郓，今割属寿张”。综合历史记载来看，元代安民山应属于寿张县，而不是须城县。当时位于安民山以西的安山闸，距寿张县城仅有八里，而安民山离须城县城却有四十多里，中间还相隔有济水，须城县境不可能跨到济水以西。虽然当时寿张、须城县都隶属于东平路，但寿张与东平却是不同的概念。

“须城安山”的说法，是依据《元史·河渠志》，而该书编撰时间在明初洪武三年，此时正是寿张县因被水淹而县置裁撤、“省入须城”之时。当时的《元史》编撰者，据此把安山写入须城县，未免不是其重要原因。据康熙年间《寿张县志》，自洪武十四年寿张县又复置迁治于距旧城西北五十多里的王陵店（在今阳谷县寿张镇），远离了安民山，这时济水已消失，此后安民山即明确划入东平县，梁山仍属寿张县，洪武十八年后寿张、东平县都随东平州改为兖州府。在明清以来的史志文献中，都把安民山明确记于东平县。编撰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明史·宋礼传》，记述元代会通河的开挖：“自东平安民山凿河至临清，引汶绝济，属之卫河，……”。这显然是以清代的隶属来追述历史。《东原考古录》也说：“安民山，东平西境小山也”，但据此并不能推断安民山在元代也属于东平县。

“须城安山”的记载，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到今天只有《山东通史》没有照搬旧史，釆用了折中说法：济州河“南接济州泗水，中经汶上，至寿张、须城之间的安民山西侧，北汇入大清河”。在这里首次引入了“寿张”，可见其对旧史的异意。然而所说安民山在“寿张、须城之间”却仍无实据，亦如蒋作锦之言“多涉骑墙语”。而且，这里所判济州河在“安民山西侧”，也与实际不符。济水与大清河都在安民山之东，济州河本是达于两水的汇合处，岂能跑到安民山之西。既如此，岂不是更明确地说明济州河在寿张县境吗？

梁山县是建于1949年的一个新县，其县境包括历史上寿张县的一部分，以及东平、郓城、汶上县的一部分。其中，明清与民国时期属于东平县的大、小两个安山，即由此被划入梁山县，分别建置为大安山乡和小安山乡。直到1985年区划调整，大安山又重新划归东平县，后又撤乡并入商老庄乡，变成村置；而小安山仍在梁山县，由乡改镇至今。这清楚说明，无论是在元代开挖济州河与会通河之际，还是在今天，安民山都不在东平县境，所有关于元代安民山在东平县的注解都是错误的。所谓“东平县安山”，只有大安山村；明清时期小安山虽然也辖于东平县，但此时它与大运河已毫无关系。

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改变，而使古遗址归属不同，这本是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今天，显然应该以现在的区划为标准，而不能延用历史上某个时期的记载，历史归历史，现实说现实，这样才能避免遗址区位和归属的混乱。

目前，互联网上的“济州河”词条，几乎都是一种说法：济州河，“元在济州境内所开运河，即今运河鲁桥、安山段的前身”。这里所说的“安山”，显然是大安山；所说的“今运河鲁桥、安山段”，已不存在，其断航时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段运河实际是在清末京杭运河断航之后，又改道向北开挖，通黄河的一段地方性线路。它的“前身”究竟指什么？令人费解。确切地说，应当是明清运河，但与“济州河”无关。就目前来说，元代济州河故道遗址，全在济宁市境內；但在当时，济州河北段先后经汶上、须城、寿张县境，该段“隶属于”东平路。因此，说它是“在济州境内所开运河”，也是不当的。

关于元代会通河的开挖，目前还多见出版物上一种说法：“起自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该说法实际上是引据《元史·河渠志》。该志所记“东昌路须城县”拟为“东平路须城县”之误，可见当时编撰者们的疏忽，应当据实予以纠正。

中办、囯办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中多处提出：“开展核心区大运河文化遗产调查和认定”“推进考古发掘和相关领域专题研究，深化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综合认知”“摸清资源家底，…… 实现各类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并说“这是我们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这也说明，目前我们对于大运河历史和遗产的“家底”认知并未清楚，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大运河实体”和相关遗产资源的真实情况搞清楚，填补历史空缺，剔除其误读、误解。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党和国家关于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历史遗产的战略部署，更好地建设大运河文化带。

①小安山今照②元代运河形势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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