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彦：中国的策展人就像包工头
最近三周，通过邮件和电话的方式，慢慢认识了下届成都双年展的三位青年策展人。他们风格不一，付晓东理性认真，崔灿灿热情能说会道(相关报道请见本报10月6日及13日“艺术生活”)，何桂彦则身兼数职，行事快捷，偏爱学术。这也让人更加期待和好奇，他们将会带给成都一个什么样的双年展。
与他们对话，能明显感觉到，青年策展人面对艺术与市场，迅速地成长起来，渐渐地在国内和国际各种重要的展览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仍然面临很多困境与问题，包括：独立策展时经费的筹集，展览场地的落实，艺术家作品与方案的调整，各位艺术家作品摆放的协调，展览的整体布置，画册的编辑，宣传的推广，与画廊和经纪人的沟通，甚至与布展工人、运输的纠缠等等。用何桂彦的话说，一个策展人最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综合的管理才能与良好的沟通能力，而就目前的状况来说，中国的策展人更多的时候类似于“包工头”。
何桂彦
1976年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县，先后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中国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
一场没有策展人的艺术展览，要么会很精彩，要么就是一锅粥。就像好的电影离不开导演，好的音乐会离不开指挥，同样，好的展览也离不开策展人。策展人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为展览提供一个艺术史的语境，提供某种学术性的角度，呈现一个有独立思考并值得讨论的创作现象。———何桂彦
好的青年策展人，
都有正规学习美术史的经历
如今，各式各样的艺术展览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常常一场接着一场。每一次的展览，我们都不禁要问，是谁策的展？
策展人作为一次展览幕后的重要一环，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中国现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和早期的一批策展人创造了“点石成金”的神话，推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大天王”和许多天价艺术家。青年策展人们，是否能再现以前的神话？
1976年出生于四川射洪县的何桂彦，如今已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最近还做过“十大最丑雕塑”的评委，他也是三个成都双年展策展人中年纪稍长的一位。何桂彦说，自己的理想是做一个艺术史家，“一流的策展人大多是伯乐，反过来，不具备伯乐的眼光也成不了一流的策展人。我做过的展览中，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升值还不错，不过，我不太关注作品的价格。策展是策展，商业是商业，两者应分开。”
何桂彦更多的角色还是一个老师，他平常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学。何桂彦说，自己办的展览可能不会考虑很多商业上的运营，也不会考虑到一个机构每年的展览计划，可能更偏向研究性的课题，偏向理论的东西，有时更需要通过展览来呈现和实践。
“对于70后这一批活跃的十多位青年策展人来说，也不一定年龄相仿，思路就一样，有很多各种外力和因素决定他不一样。我在策展时更注重学术性、学理性、建设性。”何桂彦说，国内年轻策展人还是形成了一个群体，至少形成了一个现象。因为这个群体差不多也有十几位青年策展人。青年策展人从职业来讲，有很多类型，有体制内的，有体制外的，有艺术机构的，有在大学的，也有在商业性的机构的，但是何桂彦认为，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大部分都有学院化的背景，都有正规学习美术史的经历。这是一个特点。
避免成为“混圈子”的策展人
何桂彦最近很忙。
他说，现在每天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成都双年展的主题。好的主题不仅能邀请到更多优秀的艺术家，而且能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棘手的还有展览的构架，或者说展览的具体板块。
尽管现在专注于展览，但何桂彦一直更偏向于课题研究，也写一些批评文章。埋头于学术的他，如今也需要充当“包工头”了，和不同的人群打交道，这正是策展人的一个重要工作。研究和交际都是必要的。但何桂彦不希望自己是一个“混圈子”的策展人，而研究的深入程度最终将决定他能走多远。
在国外，“独立策展人（Independent Curator”的独立有三重涵义：一、不隶属于任何机构组织；二、能以前沿、独立的问题意识策划展览的人，有独特的学术眼光；三、策展人是个知识分子，所谓的“独立性”，是能独立于商业之外，保持态度的中立。在国内，常常的说法就是独立策展人难独立，或者说独立策展人生存危机严重。
何桂彦说，其实真正想要达到学术性、学理性、建设性这几个目标看似简单，实际很难。要达到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策展人的展览一定是在一个艺术史的框架中提出问题，策展人是带有问题意识地去做。商业性的策展人，只是为了赢取更多的利益。这也许会让他去选择迎合社会走势的艺术家，留心艺术的样式，这就会影响他去选择一些具有前瞻性、实验性的展览，这就是学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但是他还是特别强调，青年策展人要是想真正获得话语权，根本还是他的学术。
四川的艺术创作，
在脉络与艺术史逻辑上从未中断
成都商报：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办一次展览，第一步是什么？
何桂彦：展览的学术构想，然后是解决资金问题。
成都商报：一场没有策展人的艺术展览，你能想象是怎样的吗？
何桂彦：要么会很精彩，要么就是一锅粥。就像好的电影离不开导演，好的音乐会离不开指挥，同样，好的展览也离不开策展人。策展人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为展览提供一个艺术史的语境，提供某种学术性的角度，呈现一个有独立思考并值得讨论的创作现象。
成都商报：如果在策划时，与艺术家发生意见分歧，怎么办？
何桂彦：与艺术家有不同的意见是常有的。解决的办法还得看如何让展览的效果能最大化地显现。有效、及时的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
成都商报：最喜欢看什么样的展览？检验一次展览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销售还是观展人数？
何桂彦：具有艺术史意义的研究性展览。学术性是第一位的。当然，如何让当代艺术展在公共空间中产生更大的影响仍然十分重要。
成都商报：你觉得一次展览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果不是销售的话，是让艺术走进群众吗？这个意义上的艺术，和学术上的艺术又有矛盾吗？
何桂彦：在既有的艺术史脉络中，既有的艺术展览谱系中，提出和呈现一个新的问题。“艺术走进群众”是展览所涉及的社会学问题，原本与展览的学术性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学术性的展览也并不意味着与观众就无法交流。当然，只有当中国的当代艺术更好地融入中产阶级的生活，至少进入他们的视野，才真正标志着它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成都商报：作为四川人，你认为四川为何能出这么多艺术家？
何桂彦：一个是得益于历史渊源和创作传统。这个主要跟（上世纪）80年代初“伤痕”和“乡土”绘画的崛起直接相关，当时美术界曾将四川美院的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程丛林、高小华等艺术家称为“四川画派”。他们对四川当代艺术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第二个特点是，四川的艺术创作在脉络与艺术史逻辑上从未中断，一代又一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艺术家，有传承，也有创新，所以有活力。第三个原因与成都这个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态息息相关。在当代艺术的版图中，成都在西南，乃至全国，都是当代艺术的重镇之一。在这里，艺术区、艺术家、画廊、美术馆、收藏界、艺术媒体等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艺术生态，尤其是成都市政府非常重视当代艺术和文化产业的建设，这些都为四川出优秀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艺术土壤。
成都商报：虽说艺术是仁者见仁，但能从策展人的角度，教读者一套观看展览的方法么？
何桂彦：一个是看展览的主题。看它是否新颖，是否有针对性，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另一个是看作品。看它们能否在语言、形态、观念表达、视觉呈现方面有自己的特点。第三是注意展览的布展方式。作品与空间，作品与作品之间，作品与观看的路径等等方面都是非常讲究的，可以看到策展人的意图，或者看到策展人对参展作品的解读。
成都商报：请推荐国内外五位你认为优秀的策展人。
何桂彦：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奥奎·恩维佐、高名潞、候瀚如、南条史生。
成都商报：做策展人，能挣钱吗？
何桂彦：以挣钱为目的就不做策展人了。但策展人也得挣钱，你说对吧？
成都商报：除了策展人，您还是高校教师，也当过评委，还做过什么？您总说自己更偏重学术研究一些，以后更希望自己朝哪个方向发展？国内有纯粹的独立策展人吗？
何桂彦：还客串过一些角色。偏向于研究，主要跟我过去的专业有关，学美术史的人大多有这个情结。今后的目标是做一个艺术史家，这个很难，还需不断努力。在今天的艺术体制下，独立策展人基本没有，大多是身兼数职。
成都商报记者 向晨晨 图片由何桂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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