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契约中的典当官司 无钱赎回抵押物只得卖地
旧时当铺里的当口。
如今仿古修建的典当行。
旧时的当铺。
存放抵押物的地方。
洛带古镇民居有着典型的客家文化风格。
典当，也称当铺或押店，是以收取物品做抵押并收取利息的一种机构，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鼻祖，是抵押银行的前身。
由于典当期间有高额的利息，典当时间越长越难赎回。很多时候，典当的物品因为无力赎回而被典当行变卖，甚至被告到官府，引发官司。
在民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留存至今的土地契约中，我们能真切地看到典当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壹
周文江卖地
嘉庆16年（1811）三月一日，周文江夫妇与周凤章、周凤纲两个儿子在将3块水田出售的土地契约中写道：“周文江夫妇、父子，情因拖欠萧起富当价银两无偿，控经县主，愿施火神庙清平会内，又无银两交还，愿将分受石头堰灌溉水田大小三块，计丈四亩一分四厘四毫八丝九忽，载粮七分四厘。”
这3块水田，总面积为4亩1分4厘4毫8丝9忽，按每亩40两银子的价格出售，一共卖了165.79两银子。买主为清平会首事高绮、曹昉、刘朝先、傅瑞、喻志元等。
这份土地契约透露的信息是比较丰富的，对卖主周文江一家来说，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卖地背景比较复杂。
周文江此前将物品抵押给开典当行的萧起富，双方签订了赎回的契约。结果到期后，周文江无钱赎回，萧起富把周文江告到了县衙。
从前述关于典当业的特点来看，周文江抵押给萧起富的物品，应该不是动产，否则萧起富在到期后可以按规定直接将其收归己有，用不着还去官府跟周文江打官司。
既然不是动产，那很有可能是不动产，会不会是土地呢？如果是土地，萧起富也可以直接收归己有，不用打官司。
由于土地契约很简单，没有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里无从明确推测究竟是什么物品，就略去不讨论了。
贰
有“被逼”的因素
周文江卖地这事为什么又与火神庙清平会搭上了关系呢？因契约中写得太过简略，又无背景资料可查，无法确切得知。
通过买主的身份来看，估计萧起富与清平会多少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甚至有可能这份土地交易有“被逼”的因素，周文江一家是有苦说不出。
清朝乃至民国，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团体众多，功能和性质也不一，设在火神庙中的清平会，就是其中之一。
周文江卖给清平会的水田，价格是偏低的。嘉庆11年（1806）的一份卖水田的契约显示，当时每亩水田价格为46.2两银子，而周文江卖出的水田是每亩40两银子。
对于这个价格，契约中说卖给清平会时用了“抵卖”一词，还有一句“（清平会）承买以作焚献”。
“抵卖”，可以理解为抵押出卖，价格当然不能等同于市价；“焚献”二字表明，清平会把土地买过去后，是作为公产所用的，土地的产出用作火神庙的日常开支。所以，周文江不得不低价卖给清平会。
此外，这份地契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在旧时的面积单位中，一般是精确到“厘”，而这里却在“厘”后面出现了“毫、丝、忽”更小的单位，真是长知识了。
土地契约里的丧葬文化
咸丰8年（1858），温子云、温子惠、温子敬3兄弟与侄儿温永智，“因为母扶柩，要钱使用，无处出办，弟兄叔侄商议”后，决定把父亲名下的一块水田出售。1925年，刘陈氏“情因夫故，无从借办，请凭家族商议”，把丈夫名下的大小5块约计5亩的水田出售。
在这两份土地契约中，提到卖地的原因，都是为家人备办丧事而无钱，只得卖地。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说，这里面包含着中国人的丧葬文化。
成都客家人
旧时办丧事花费巨大
在成都客家人的传统中，办丧事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也是很耗费钱财的。如果丧事办得简单寒酸，会被人指责，认为是“不孝”。旧时客家人办丧事，要为参加的亲戚提供伙食，时间持续到入葬为止，民间称这种免费伙食叫打丧火。
旧时办丧事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做道场，一般要做一场以礼生为主导的家祭。家祭内容包括行“三献”礼（读祭文，初献、亚献、三献，科诗）和说书，涉及到的人员多，甚至还要请乐队，劳务费用巨大。
这样一场丧事办下来，不亚于现在一个普通人家中某个家人生一次重大疾病的花费。所以又有“病不起也死不起”的感慨。
在上述契约中，刘陈氏死了丈夫，家里没钱办丧事，族人亲朋中估计也没有富裕得可以借出钱来解困的，最终给出的主意，是卖地。
从卖的地来看，大小5块水田才5亩。契约中没有说刘陈氏夫妇有无子女，即使没有，这5亩水田在农作物产量很低的当时，其土地产出也是很少的，估计最多能勉强维持两夫妇的日常用度。可想而知，刘陈氏夫妇平时的生活过得是多么的艰难。
刘陈氏把赖以生存的地卖了，办完丈夫的丧事后，她又该如何生存？如果这5亩水田是她家的所有财产，那真是难以想象，唯有叹息。
客死他乡
都让遗体归葬故土
上述第一份契约中，提到了“为母扶柩”。胡开全说，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客死他乡，无论如何，都要想法让遗体归葬故土。多年前有一部叫《落叶归根》的电影，就是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旧时扶柩回故土，一路上涉及到的交通、住宿等，其花费非寻常旅行可比。即使是现在，拉一个活人到某地，车费可能只要100元，如果是拉遗体，就是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了。
即使明明知道这是不合理的，但没有办法，你爱拉不拉，找其他人，价格也都差不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相互间都是通的，价格不可能低得下来。
被誉为“清朝第一清官、贤相”、遂宁县黑柏沟（今四川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人张鹏翮，雍正3年（1725）二月在北京病逝。按当时的传统，后人是要扶柩回老家安葬的。
但做过宰相的张鹏翮，两袖清风，他去世后，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财。大儿子张懋诚“四顾茫然”，竟然拿不出钱来给父亲办丧事。
雍正帝得知后，特别赐给1000两治丧银子，张懋诚才得以扶柩回家，把父亲与祖父葬在一起。
胡开全进一步解释说，张鹏翮的后事还算圆满，毕竟有皇帝赞助。对更多的普通人家来说，要么只能在当地安葬，要么将灵柩暂时停放在寺庙中，等后人有钱了再扶柩回家。要么就另外想办法，比如在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中出现的赶尸。
之所以有赶尸这个行当，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死者家属没有多少钱扶柩，只得委托赶尸人运送遗体，这样的花费要少得多。
孤独老人准备后事
卖掉土地备办棺木
清朝留存下来的一份土地契约比较特殊，其卖地原因非常罕见。光绪4年（1878）六月二十五日，刘凤春的卖地契约中写道：
“情因无子侍奉，备办棺木，无从出办，请凭胞侄（刘）成贵、侄孙（刘）文明、（刘）文星等，是以叔侄商议，愿将己名下分受祖业大堰、萝卜堰、小堰，系官堰灌溉水田一段，大小四块……约计四亩零……自行请中说合，先尽房族，无人承买，甘愿卖与二圣会首士值年名下张孝善、许锡三等承买，以作焚献。一捆作时值价银一百八十两零四钱。”
上一期我们讲到，中国人尤其是客家人对丧事非常重视，这里面不仅包含丧葬文化，也有死亡文化。通俗地讲，就是“视死如生”的坦然人生态度和风光大葬的仪礼追求。
孤老卖地
从这份契约中，我们可以得知，刘凤春应该是一个孤寡老人，没有妻子（或许妻子早逝或许未娶妻），也没有儿女，只有几个算是比较亲近的有血缘关系的侄子、侄孙。
刘凤春在风烛残年之际，想为自己置办一副棺木，以便死后身体能有一个归所。
所以，他委托亲侄子刘成贵和两个侄孙，把自己的4亩水田出售，卖了180.4两银子，一方面用来备办棺木，另一方面维持时日不多的残生。
对于一个即将行木的老人来说，这样安排后事，或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如果刘凤春不卖地，他会面临怎样的情况呢？
刘凤春年老体弱，为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吃力地耕种那4亩水田。即使他已经无力耕种，从种植到收获都请人帮忙，那也是要花费一笔钱财的。这笔钱财，与收获的谷物相冲抵，能留给他的还有多少？
置办棺木，要买木材，要木匠来做，也需要花费一大笔钱，刘凤春一个孤寡老人，从哪里去筹措这样一笔不菲的钱？“备办棺木，无从出办”，已经将他的凄苦境遇表露无遗了。
另外，刘凤春一旦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吃饭需要人帮忙，买药熬药需要人跑腿，排泄屎尿需要人服侍，死后更是需要人把他抬去安葬，还要做道场，谁来张罗这一切？
他面临的现状是“无子侍奉”，即使是有子女，如果卧床时间长了，中国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都要不耐烦，更何况是请人照顾。
如果他卧床时间较长，虽然有侄子、侄孙，但他们也不可能长期义务照顾，他们还有一大家人，还要考虑生计。
所以，刘凤春把地一卖，既解决了置办棺木的资金难题，又能剩余一些钱财留作后用，如花钱请人照顾，死后用于做道场。如还有剩余，留给侄子、侄孙，也不枉亲人一场。
活得有骨气，死得有尊严。对刘凤春来说，卖地是最好的选择。
从容恬淡
在很多人看来，“死”是很忌讳的事情。在以前的农村，小孩子要是嘴里蹦出“死”字，轻则被大人呵斥，重则屁股吃“竹笋烧肉”。
在农村待过，如今有一定年龄的人应该印象深刻：很多有老人的家庭中，某一间偏僻的房屋中，会有一副或两副棺木，感觉阴森森的，有些瘆人。
其实，即使是现在，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农村中，也有这种情况存在。尤其是在土葬风气浓厚的乡村，如果家有老人，基本上都会备办棺木。不仅备办棺木，还会备办寿衣之类的物品。
对这些老人来说，人上了一定岁数，对生死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境界。从容，恬淡，宁静，是对“死”的态度。
人固有一死，这连古代的皇帝都很清楚，都不学秦始皇去追求长生不老了。翻阅史书就会发现，历史上，几乎每个皇帝登基后，着手为自己修建皇陵是必做的大事之一。
上行下效，从皇帝到王公贵族再到平民百姓，都本着“视死如生”的人生态度，热衷于自己的后事。
明朝首任蜀王朱椿，到成都就藩后，在城北凤凰山为自己修建了王陵。他没想到的是，他的继承人、世子朱悦燫竟然死在他的前面。
21岁的朱悦燫当然没资格提前为自己修建王陵，爱子情切的朱椿，经请示永乐帝朱棣后，把自己的王陵让给了儿子，此所谓“子葬父墓”。这就是朱悦燫墓的规制高于众多蜀王和郡王的原因。
而在民间，老人们提前为自己备办棺木等，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民间把棺木叫做寿材，其意味让人深思。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特别鸣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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