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调员 亲上“战场”与疫情过招
4月21日，丰台区疾控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防制科科长杨霄星。去年疫情期间，杨霄星被任命为丰台疾控中心现场流调组组长。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4月21日，丰台疾控中心，外出流调前，杨霄星检查随身携带的工具箱。
■职业档案
这次新冠疫情中，在早期疫情发现、阻断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流调员开始为人知晓。流调员并不是一个专职岗位，往往在公共传染病突发时，从疾控各部门抽调人员，临时组建队伍。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常不需要流调。流调作为一种应对突发公共传染病的手段，在日常发挥着重要作用。
疫情平稳后，流调员逐渐回归原本岗位，但仍在从事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为防范疫情风险做着准备。
与此同时，北京组建3600人流调队伍，人员来自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和市属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形成梯次配置和人员储备。通过专业培训，使其掌握流调、采样、防控、指导、消杀等技能。无事时各归各位，有事时来之能战。
杨霄星的记忆力变得有些差，连续作战后，恢复状态还需要时间。什么时候解除了应急状态、什么时候从杨组长变回了杨科长，她统统记不清了。
去年6月，北京暴发疫情之初，杨霄星带领团队，仅用16小时就锁定新发地市场，最大限度为疫情防控争取了时间。
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有时候她会觉得，“忘记”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不想再去回忆”。只是办公桌上的日历偶尔会提醒她，原来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缓了缓神，杨霄星回想起大学时和几个同学挤在一起讨论预防医学的未来。“如果上游不断有人落水，总要有人上去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归：平静中有根弦一直绷着
从丰台疾控西门进入，一楼就是传染病地方病科室。时隔9个月，杨霄星的办公桌还是一样“乱”，只不过流调报告少了，各类工作文件、防控指南多了。
办公桌下的行军床在无数个夜晚给予杨霄星忙碌后的安眠，现在她更多用它来午休小憩。用来观察全球疫情趋势的地球仪还在办公桌上，她有时会拿起来看看，“美国怎么样了？印度呢？”
这和整个办公平面给人的感觉一样：在平静中，有根弦始终紧绷着。
大概到了今年3月份，丰台疾控才有了各归其位的秩序。成立一年有余的现场流调组人员陆续回到原本的岗位。
疫情平稳后，作为急性传染病防控的核心科室，杨霄星带领的传染病地方病科任务仍然很重。杨霄星的科室只有7个人，疫情期间，他们都曾是流调员，亲上“战场”与病毒过招。
新的秩序中，他们除了参与值班，还要协助和指导其他值班人员调查、审核调查报告等。科室的日常工作也扑面而来，他们需要时刻监测和处置各类传染病和地方病。
流调，对“杨霄星们”来说，是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手段，是流行病学专业里被叫做“暴发调查”的一个章节。
杨霄星说，日常流调使用的频率很高，学校、托幼机构或者集体单位的集中发热、聚集性腹泻呕吐、流感、猩红热、疟疾等，都需要进行采样和流调，并形成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冲突：凌晨写完流调报告发现信息是假的
疾控工作中寻常的流调，直到这次波及全人类的新冠疫情，才为普通人所熟知。
2020年春节前，武汉暴发疫情。北京立即对包括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杨霄星第一次对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有了并不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2020年1月20日，北京首次通报确诊病例。一两天之内，防控体系被建立起来。
杨霄星被任命为丰台区现场流调组组长，组内大概有40人，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病原生物这几类专业基本都进了杨霄星带领的现场流调组。
2017年底才当上科长，资历算不上厚，带领40人团队抗击这样一场大疫情，杨霄星有点紧张。出于专业判断，她意识到，这个新发传染病可能没那么快结束。
丰台区的第一例是她调查的。杨霄星心下一沉，“还是来了”。穿好二级防护装备，她和同事两个人进入隔离病房。
病人虚弱的声音游丝般断续，她不得不贴得很近，才能保证隔着“猴服”也能听清对方的陈述。她有点后怕，“我是不是离得太近了。”
比这种后怕更让她不想回忆的是委屈。团队熬到凌晨写完几千字的流调报告，却发现关键信息是假的——有病例明明离过京，却说哪也没去过，成了感染来源不明人员。
相比欺瞒，斥责带来的伤害更加直白。“我们也没有症状，非要逮着我们去检查吗？”“你们这样就是侵犯我们隐私！”
一连串密集的指责“砸”向杨霄星，挂断一通持续1个多小时的安抚电话，杨霄星哭了。
“人们对SARS的记忆太深了”，面对未知的病毒，每个人都在与内心的恐惧、懦弱和自私抗衡，最后战胜这些的，是人类不断加深的，对病毒的认识。
说到这儿，杨霄星轻敲了几下桌子，对疫情暴发初期发生的事儿，她似乎可以轻松面对了。
重构：流调员不再让人感到陌生
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很多节点，杨霄星都记不清了，或者说，在发生的当下，她并没有意识到那会成为一个节点。
她只是感觉到，确诊的密度慢慢降下来了，原来一天十几例，到后面几天只有一例。从“零”新增开始，她会每天数着，一天没有新发，两天没有新发，一直到14天没有新发，是不是要结束了？然后26天没有新发，区域的感染肯定已经控制住了。
至今，她还处在一种应激状态，最怕听到微信语音通话的声音，会心慌。
去年打算要孩子的计划被推迟，从小依赖家人却已经两年春节没有回家，疫情逼迫着她改变自己的计划，甚至习惯。
杨霄星觉得，疫情也在重构这个世界。人们出门会戴口罩，会有意识地拉开一定距离，越来越多人接受并开始尝试分餐。
流调员，或者说流调所归属的预防医学，不再让人感到陌生，或是仅在危急时刻才能被人们想起。此“疫”之后，预防被人们越来越多提及。
北京市已经组建3600人流调队伍，人员来自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和市属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形成梯次配置和人员储备。通过专业培训，使其掌握流调、采样、防控、指导、消杀等技能。无事时各归各位，有事时来之能战。
杨霄星说，有一种疾病叫自然疫源性疾病，感染源头存在于自然界中。人只要生活在大自然中，就始终面临新发传染病的风险。希望这一次预防医学不会再被淡忘。
讲述
希望这次疫情之后，预防医学不要被淡忘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正在四川大学读本科，读的预防医学。当时觉得流调太酷了，就像侦探一样，考研一定要考到北京，后来就考到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撮人坚定地认为预防医学是很有前途的。医生只是针对病人，而预防医学是针对99%没有病的人。
古代有一句话叫“上医治未病”，打个比方，上游不断有人落水，很多人忙着在河边救人，但有一个人说要去看看上游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老有人落水。去了发现是栏杆坏了，修好了就不会再有人落水了，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仍然坚定这个信念，但是也有一些无奈。从事这个领域的人太少了，经费也不太够，导致我们超负荷运转。
好的方面是，经过这次疫情，我看到预防医学在不断得到重视。国家已经提出推进医防融合，让临床的大夫具备一些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的思维，让我们这种公共卫生的人再去多了解一下临床诊疗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如果大家都比较知己知彼了，可能疫情更加好防控。
希望这次疫情之后，预防医学不要被淡忘，公共卫生体系能真正建立起来。把体系的网底给弄得更加结实一些。如果再来一些大的新发传染病疫情，我们能够很从容地去应对。——流调组组长杨霄星
新京报记者姜慧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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