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延续，还面临哪些难题？
器官捐献供需矛盾突出，每年苦等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
□本报记者 李寰
6月1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器官捐赠义诊现场，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妻分别填写了器官捐献登记表，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器官移植是目前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重要医疗手段。华西医院著名肝脏外科专家严律南说，目前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实现“异体移植”，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以华西医院为例，每年可开展100多例肝脏移植手术，但每年新增需进行肝移植手术的患者达600名。“器官严重短缺，有一大批患者在等待合适的移植器官源。”
制约器官移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连接生死的器官移植，该如何填补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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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水车薪的现状
器官捐献和临床需求存在巨大缺口
我国首部器官移植法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捐献器官应遵循“双盲”原则，避免捐献者和受捐人的直接接触。
在华西医院，记者看到一名器官接受者写来的感谢信。这名接受者是一位20岁小伙，5年前突发心肌炎，后来发展到心衰晚期。不幸中的万幸，小伙等来合适的供体，成功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他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离开的原因，只知道他的年纪和我相仿……感谢他给我带来第二次生命，我会让生命精彩延续。”
能够接受器官移植，是万幸。还有更多病人因等不到捐献的器官，在无奈中离开人世。
严律南教授介绍，华西医院一年可做100多例肝移植手术，但每年新增需求达600例以上，排队的患者有几千人，而肾脏移植的需求量更大。有一组残酷的数据：全国每年约有100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但能获得移植机会的仅约2万人，存在较大缺口。
需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得先报名登记。输入人体器官分配共享计算机系统后，会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自动生成排序，保障器官分配科学透明、公平公正。除等待捐赠器官外，不少人寄希望于亲属间的活体移植。严律南介绍，亲属间的肝脏活体移植条件相对比较宽松，一般情况下只要血型相符都能够进行移植手术，“但在华西医院，亲属间的活体移植，只占20%的比例。”为杜绝器官买卖，国家出台系列严格措施，比如，夫妻之间仅限于结婚3年以上或婚后已育有子女的；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仅限于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等。
人逝世后自愿捐献，是遗体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10月，全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2757例，较2018年同期增长9.5%，捐献器官数量7186个，较2018年同期增长3.6%。但是相比临床需求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
华西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家印介绍，我国肾脏移植术后1年、3年肾存活率分别已经达到97.9%和92.65%，居国际前列；肝移植患者术后1年、3年、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4%、75%、71%，已达到国际报道的水平。因此，器官移植已经成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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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杂陈的捐献
器官捐献协调员眼中的变化
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一个新职业，全省目前只有76人从事这个职业。华西医院的刘玲莉就是其中一名。
5年前从护理专业毕业后，刘玲莉便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每一次器官移植，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刘玲莉说，器官捐赠在中国起步较晚，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出台，器官移植进入法制化轨道，到现在也只有13年的发展历程。医学上对于器官捐献的要求非常苛刻，符合瞳孔散大、无自主呼吸等条件，并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才属于潜在器官捐献者。
一般情况下，医生会根据患者“脑死亡”这一临床标准，将其列入潜在器官捐献者范畴。随后，就由器官捐献协调员出面与患者家属沟通，建议他们捐赠遗体，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带给更多家庭生的希望。
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工作并不好做，“经常被指责、痛骂、推搡，甚至被迫落荒而逃。”她表示，每次跟“脑死亡”患者家属沟通之前，内心都会经历挣扎，“当生命无法挽救时，患者家属已经非常难过了，这时候劝别人捐献遗体碰钉子是大概率事件。另一方面，如果能捐献有用的器官，生命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能挽救其他患者。”
也有家属主动捐献遗体。去年，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因癫痫出现心跳骤停、缺血缺氧导致脑死亡。尽管小伙子的父母处在悲痛之中，但是仍然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在医院做移植手术的当天，正好是这名小伙的生日。医生和护士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个蛋糕，大家含泪唱起生日歌，为他过了最后一个生日后，小伙子的肝脏和肾脏进入了受捐者的体内。他的父母哭着说：“儿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这个世上。”这一幕，让刘玲莉也感动不已。
6月11日的义诊现场，器官捐献咨询台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并报名捐献遗体。报名者中，年轻的20多岁，年长的80多岁。这个场景让杨家印非常欣慰。
其中，一位80岁的老人专程赶来咨询遗体捐献。他说，“人活在世上，还是希望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百年之后，希望我的遗体能为医学发展做点贡献，相信家人会理解的。”
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郑旭东说，遗体捐献面临的最大难题，还是人们的观念。近年来，国家也在不断宣传遗体捐献，让人们对此有更多了解和理解。“至少最近10年以来，愿意捐献遗体的人上升比例还是很大。”
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观察网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8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增幅始终保持在20%以上，远高于同期的世界器官捐献增幅。2018年，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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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探索的难题
多管齐下扩大捐献者队伍
我国器官捐献的总体数量虽然位居前列，但人均捐献数量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器官捐献人均比例过低，导致器官移植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没有器官就没有器官移植，除了器官来源问题，巨额的医疗费用是限制器官移植的重要原因。活体肝脏移植需要三四十万元的费用，需要的设备、耗材、药品也造价不菲。
科技也在制约器官移植。严律南教授介绍，几十年前，科学家就开始研究异体移植。四川籍科学家杨璐菡就一直在研究把猪的器官移植到人的身上。但是这项技术还只是在进行早期实验，很难预计什么时候能在临床上使用，同时还面临伦理问题。
器官来源不足的难题如何破解？今年全国两会表决通过的我国首部《民法典》中，人体器官捐献被写入《民法典》，公民器官捐献进一步有了法律保障。据《新京报》报道，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认为，现在是时候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了，新条例应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是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句话写入条例;同时，器官捐献的获取和分配体系——中国人体器官分配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也必须写进条例，这样器官捐献公平、透明、可溯源，公众才可以相信这个体系;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也要写进条例，不能让医院既动员捐献又实施捐献;要明确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中的组织、鉴证功能，作为第三方监管;器官是无价的、无偿的，但器官的获取、运输、保存都需要资金，这笔钱谁来出？另外，对器官捐献者临终前的医疗费用，是否可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这些都应该在新条例中明确。
郑旭东认为，除了呼吁人们能够接受器官捐献的观念之外，也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一些鼓励性政策。比如，可以为遗体捐赠者提供免费的墓地，以及给予其家人人道主义慰问金等。
四川大学法学专家王建平认为，如果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能够在同等病情前提下，优先接受器官移植，或许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同时，国家对于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还要持续加强。“只有通过多管齐下，才有望让器官移植难题得以缓解。”
新闻多一点
器官捐献 可在支付宝上志愿登记
6月1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今年的主题是“生命是一首歌”。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发起第四次“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通过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集中统一开展器官捐献主题活动，形成宣传矩阵、规模效应，共同推动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引导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目前，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这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让更多公众了解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加入到器官捐献者队伍中来。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洪涛介绍，自2016年底，基金会主管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在支付宝上线，目前已与全国40家医院实现对接。截至2020年6月10日，施予受网站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超过13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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