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边的“实验场”：历史人类学如何回应历史 超越民族志
贵州东南部的清水江是洞庭湖水系沅水上游的支流之一，是在明清时期被称为“黔省下游”广阔地域的一条重要河流。它汇集众多河流构成从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独特地理单位，亦是中国中东部与西南及东南亚交互往来的重要交界地带。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都柳江流域和舞阳河流域，构成了一个兼有独特性和开放性的区域，在明清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为我们理解西南地区乃至中国历史，拓展新视野、带出新问题、确立新范畴，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明代王朝国家在清水江流域的开拓、军事部署和行政建制，清代改土归流和“新疆六厅”的建立，以及经由江河交通和木材等物资贸易发展起的与内陆西南、江南、岭南等国家宏大经济体系联结的地方市场网络，使得这一区域以苗侗民族为主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习俗经历了广泛而急遽的变迁。独特的区域社会文化体系，虽增加了我们理解该地方历史过程的困难，却也可丰富我们对具体制度落实、西南地区的发展和国家历史进程复杂性的认识。近年来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带领的“清水江研究”团队在持续开展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出版的同时，用了十数年的时间，在这个地区开展了深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与很多地方文书的研究直接从文本分析入手不同，这个团队首先将重点放在文书形成与使用地区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形态的整体性研究上，建立起对文书的社会脉络的深入理解，以此奠定解读文书的学术基石。
“清水江研究”丛书（王政拍摄）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经验·概念·方法：“清水江研究”与西南研究学术传承”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协办，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云南大学、吉首大学、凯里学院等十多所高校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领域内的50多名学者济济一堂，对“清水江研究”与西南研究的学术传承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与会代表合影（以下照片均由雷宇、王琳淞拍摄）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以《流动性与区域社会整体性的历史建构》为题拉开主旨演讲的序幕。他陈述了自己近20年来组织20多名博士生在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及沅水流域开展区域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将这些山河交汇之处、文化与族群多元的地区作为深入田野调查与民间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实验场”。作为这些研究的成果，“清水江研究”丛书将陆续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十种。张教授说，希望“清水江研究”探索形成的研究方法、理念与模式，今后能够进一步推广到对中国西南其他地区如四川、云南等地的研究。随后，吉首大学的罗康隆教授、江苏师范大学徐晓光教授、西南民族学的杨正文教授、凯里学院的李斌教授、以及贵州大学的杨军昌教授分别作了主旨演讲，探讨“清水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与西南研究学术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意义。
张应强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主旨演讲之后，研讨会展开了六场主题讨论，分别是一、“清水江研究”与西南中国的民族志范式，二、流域与区域：清水江的贡献，三、通道、走廊与国家的西南治理，四、华南、西南与“清水江研究”，五、道路、河流与地方开发，六、国家边疆治理与地域社会变迁，围绕六个主题共有18位青年研究者围绕自己的具体研究进行报告发言，研讨会为每位发言人设置与谈人进行一对一的讨论，并邀请资深学者担当主持和评议。12月1日下午设置的专题讨论环节“概念、方法与认识：清水江研究的实践与展望”将本次研讨会推向高潮，“清水江研究”丛书的六位作者和两位书评作者，围绕“清水江研究实践与写作的经验、方法与思考”、“清水江研究丛书的阅读体验与研究思考”两个主题发言，其他参会学者也进行了自由讨论。第一位发言的是西南大学的王彦芸，她即将出版的新书《江河、商镇与山寨：都柳江下游人群互动与区域结构过程》，以都柳江下游的重要商镇富禄为考察中心，探究在清代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都柳江沿岸商镇如何随着水路疏通、盐埠的设立而兴起，讨论因江河贯通而引起的人与物之流动，如何串连起沿岸商镇与山寨的诸人群，引发区域社会的变迁。她的书里用不同的章节的材料去处理这样一个以“人之活动”为中心的“区域结构过程”，希望该书对“区域结构过程”的呈现，并非是一种对区域清晰的刻画，而是一种因人而相互纠缠、在过去与现在、实质与想象之间交错往返的“区域”图景。
王彦芸第二位发言是中山大学的黄瑜，即将出版新书《山水“峒氓”：明清以来都柳江下游地区的家族、婚姻与仪式传统》，书名中的“峒氓”意指生活在南方山区的“溪峒”人群，汉文献中“溪峒”一词指山间平坝，常常成为岭南山区人群较早定居和发展农业的聚落。自明清以来，汉人商人和移民陆续迁入，开展稻作耕种、山林开垦和经商贸易等活动，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制度与文化也在此落地生根，更演绎出丰富多样的社会形态。因此，她将该书立足于明清以来对中国南方“溪峒”人群村寨变迁的历史书写，以此进行“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尝试，主要关注王朝国家的礼仪、制度进入背景之下，地方村寨民众在家族组织、婚姻习俗与仪式传统之间的“整体性”结构演变。
黄瑜第三位发言的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邓刚，他的著作《从“锹里”到“锹家”：清水江下游三锹人的移民历史与认同建构》讨论了作为山地民族的三锹人的迁移特征和生计方式，在进入清水江下游的山地之后，伴随着王朝国家力量的不断深入和木材贸易的兴起，人群关系、地权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三锹人”认同的形成。他最后提出在研究者介入之下，研究对象对于自身身份的重新审视，并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第四位发言的是凯里学院的谢锦连，其著作《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清水江下游地湖乡个案研究》，秉持人类学整体观，在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解读有机结合基础上，对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插花地”现象展开历时考察，着重探讨其形成及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书中从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三个维度，解析地湖乡“插花地”得以形成及延续的原因，并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切入点探究“插花地”得以维系至今的复杂性。第五位发言的是重庆工商大学的罗兆均，介绍了《人神之间：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一书尝试以区域研究为视角，通过对湘黔桂界邻区域飞山公信仰于不同空间场域中、不同人群历史记忆下多样性实践的历史人类学考察，透过在国家与地域社会互动中飞山公信仰的“标准化”、“正统化”过程及其特征的展现，尝试揭示湘黔桂界邻地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实践与区域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关联与过程演变。
罗兆均第六位发言的是吉首大学的吴晓美，她代表未能到场的云南大学刘彦，简介了《姻亲与他者：清水江北岸一个苗寨的历史、权力与认同》一书的主旨。该书以贵州黔东南清水江九寨的一个苗寨为考察对象，以婚俗改革、“生鬼”、“摆古”展演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清以来国家权力下沉与苗疆地方社会结构变迁之内在关联。改姓、婚俗改革、生鬼生产及当下的文化展演共同了形塑了苗疆的地域社会与国家形象。经由婚俗改革及由此生成的日常生活中的结构表征，苗疆人群不断将我者转变为他者，又将他者转换为我者的过程，建构了一个既不同于斯科特的平权社会，也异于国家管控制之下的苗疆阶序。接着，吴晓美对云南民族大学钱晶晶所著《历史的镜像：三门塘村落的空间、权力与记忆》一书的内容进行了介绍。该书以“空间”为叙事方式，呈现三门塘村落历史的不同镜像。作者先是对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地区木材采运市场网络、各级区域社会结构和地方传统文化网络进行铺陈，在此基础上围绕“谱系建构与姓氏空间”“佛教与村落空间”“历史记忆与空间意像”“力量的空间”“空间中的物——桥”“血与土交融的空间”“是侗非侗”等七个主题展示了一幅鲜活的村落历史画卷。第七位发言的是重庆大学的孙旭，对于新著《集体中的自由——黔东南的侗寨的人群关系与日常生活》，他从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三重有意识来谈。第一重的有意识是如何去理解和刻写活生生的人与其历史感。他希望细致而多方面的书写他们的故事，从理性人和目的论的解释中解放出来。第二重的有意识，是探讨集体-社会性的约束力和个体-活生生的人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尝试延续人类学对涂尔干以来社会理论的反思，希望能够经由侗族的社会文化历史经验做出探讨。第三重的有意识，是侗族社会款组织和平权特性的生成性分析。
孙旭最后发言的是《集体中的自由》的书评作者凯里学院的王健，他认为作为一部历史人类学著作，该书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示范：在一个无文字、史料相对稀缺的田野点，我们如何去书写他们的历史？诚然，无论我们站在何种立场理解历史人类学，都应抱持一种“历史文化相对主义”的情怀，即任何文化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史叙述，我们当然不应该用自己的历史叙述去覆盖他者的历史叙述。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进行了专题讨论的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对以“清水江研究”为代表的西南研究，应该注意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关注区域社会中的“生态”、“生计”和“生命”三大要素的形态，坚持历史的纵向逻辑叙事与田野的空间概念相结合，理解传统王朝国家的阶序逻辑与地方百姓的平权逻辑相结合，方能真正“走进清水江”。其次，也要“走出清水江”，需要具有比较视野，进入一定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行积极对话、挑战已有理论，才能形成“新话语”。最后要“回归清水江”，应该理解社会，深层回归，才能对西南地区、中国南方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有着新的讨论和反思。最后，在研讨会的圆桌讨论环节，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首先肯定“清水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希望“清水江研究”能够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传统，并能够长期传承下去。其次，清水江研究也创造出一套具有自身风格的表达与写作的模式，既有传统的民族志和理论性的人类学研究，也加入了历史学书写风格的混合体。第三，需要考虑“概念化”的问题，个案研究经验与情感的阐释比较充足，但是自觉“概念化”的努力仍然显得不够。“清水江研究”需要进行逻辑背后的科学化、概念化工作，需要进行“教科书”范式写作的尝试。
陈春声、郑振满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也首先肯定“清水江研究”是对历史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延续，期待未来出版更多的著作。并且指出不同研究著作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都十分清晰，既有研究路数的一致性，也各具特色，历史人类学的写作模式应该区别于传统的历史与传统的民族志，既能够回应历史，又能够超越“民族志”，这对人类学背后的理论建构是十分有意义的。年轻一代的历史人类学人需要目前已经能够揭示出“历史”对当地人的“意义”，但也需要自觉将学术经验提炼成学术性“概念”。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学者真正走出一个既不同于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也不同于已经存在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能够真正把“历史”引入人类学研究的视野。这套“清水江研究”丛书的出版，让他看到了未来的这一可能性。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指出，在中国开展人类学研究，难以回避“文字”的影响，也因此仍然要处理“文书”或“文献”的问题。但这几年也发现，文书的大量出现也往往存在于一个有限的区域空间，而周围地区却相对稀少，比如都柳江流域就很少。那么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清水江流域文书大量而密集的出现，而其他地方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在文书没有进入之前，清水江流域原来的社会状况可能与都柳江流域差不多，原来可能没有文字的传统，很多都是在地的文化传统，那么现在怎样去解释，在原有传统之上加进来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各位研究者之间能否有更多的比较与对话，并且要通过比较与讨论去提炼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出来，在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活里面，到底哪些因素参与进来。未来更多元的理论大概必须从中国社会本身的经验事实去发现，而这些工作也必须依靠年轻学者在未来更加努力去开拓和创新。
程美宝、刘志伟香港城市大学的程美宝教授最后提出，“清水江研究”是否能够面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经典讨论，如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赞米亚（Zomia）的论述，是否能够有更多的对话。历史人类学研究恰恰可以回答历史学很多的疑惑，我们有时候太以为历史学者书写的“历史”是“历史”，而人类学者的研究，其实是在质问我们：“这个真的是历史吗？”或者是“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人类活动的大量的时空是没有材料的，那为什么人类学可以信心满满的写出“历史”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所有这套丛书的写作者可以共同去向读者介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批成果确实能够体现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这些年来所倡导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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