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拐卖案：重逢家庭的另一场战役 11月13日，广州增城区分局通报人贩子“梅姨”案新进展，找回其中两名被拐儿童，组织家属认亲
新版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11月13日，广州镇龙，被张维平拐走前，佳鑫和父母住在这里。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十一月的第一天，王红（化名）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她从重庆出发，去认亲。
要见面的是她的亲生儿子佳鑫，也是她的第一个孩子，14年前，他被邻居张维平拐走了。多年之后，王红才知道，这个住在隔壁的憨厚男人竟是个人贩子，涉嫌拐卖9名儿童。
孩子丢了。佳鑫的爸爸杨江跑遍了周边的村镇找寻，但孩子的消息像一团雾气，很快消失了。寻子的第三年，他患上了精神问题，开始出现幻觉，看谁都像人贩子。在回乡休养的途中，这个父亲深陷绝望，从火车跃下，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倒在铁轨上。
十几年间，孩子们的下落始终是个谜。直到2016年3月，人贩子张维平落网。据他交代，他通过一个叫“梅姨”的女人销赃，拐卖来的孩子，由“梅姨”负责联系买家，然后抽成。
2018年12月，法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涉嫌拐卖儿童案一审公开宣判，张维平、周容平被判死刑。但中间人“梅姨”和孩子们的下落仍是个未知数。
今年以来，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刑侦部门组织广州、增城两级公安机关，应用智慧新警务技术，不断缩小被拐儿童的查找范围。11月13日，广州增城区分局通报了人贩子“梅姨”案的新进展。通报称，近期找回了其中两名被拐儿童，并组织家属认亲。
对于找到孩子的家庭而言，这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而没有找到孩子的家庭，还在继续找寻孩子与“梅姨”的下落。
从婴儿到少年
和佳鑫见面的前一天，王红彻夜未眠。她在想，孩子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但想来想去，脑子里都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婴儿。
原定于早上九点的见面，王红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她在增城区公安局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坐立难安。十一点半，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走进来。
王红一眼就认出了佳鑫。他已经长到一米六几了，父亲的基因在他身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他们有一样的长方脸、宽嘴巴，眉眼间还能看出王红的痕迹。但和他们夫妻不同的是，佳鑫皮肤黝黑，说一口流利的广东河源方言。也有了新姓氏。
王红想哭，她攥着拳头，最后还是忍住了，张着嘴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她看着男孩，男孩也看着她。
见面的半小时中，佳鑫没怎么说话，王红和养母之间的谈话更像一场拉锯战。
王红了解到，养母家的条件一般，他们有个女儿，比佳鑫年纪大很多，早去了其他城市结婚生子。现在他们身边只有佳鑫一个孩子。也知道佳鑫今年上初二了，他的学习不好，即使一直在补课，成绩还是上不去。
“你还年轻，以后还可以生个儿子。”养母说。王红回答，不生了，现在物价这么高，怎么养得活。
直到办案民警问佳鑫，你不是这家的孩子，你知道吗？男孩才抬起头。他并不惊讶，说：“奶奶以前就说我是捡来的。”这个回答勾起了王红对养家的怨气：“他们买孩子，都不敢告诉他，给他洗脑！”
警方不让他们拍照声张，王红还是偷偷和佳鑫合了一张影。照片中，她穿着印有字母的白色T恤，黑裤子，体型微胖；身边的佳鑫比她高出半头，一身休闲打扮。王红的右手藏在佳鑫背后，佳鑫的左手躲在王红的腰后。从正面看，像是互相搂着对方，很亲密的姿势，但双方脸上都没有笑容。
简单吃了顿饭，下午一点多，佳鑫就要离开了。王红还想聊一会儿，孩子和养母推说还有功课，回家还要几个小时路程。王红留了孩子养母的手机号码，也想留佳鑫的，但孩子只同意加了个微信。除此之外，她依然对现在的佳鑫和他的生活一无所知，甚至没问到他的住址和学校。
佳鑫走后，王红也赶在当天下午回到了重庆。在机场，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一段旅程一个不解的疑惑要亲自去解答，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加油。”她说，这既是说给佳鑫，也是说给自己的。
住在隔壁的人贩子
“你说，他好好生活着，忽然冒出个亲妈，我都感觉不真实。”王红说。十一月的广州还在夏天和秋天交接之间徘徊，王红到的那天，最高温度逼近三十摄氏度。这座城市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她曾随杨江一起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好几年。但儿子佳鑫丢了之后，她回了四川，之后又嫁到重庆，很少再来了。
佳鑫被拐走那年刚满两岁。他刚刚学会了走路，能说一点简单的话。他生于2003年9月，继承了王红的丹凤眼，脸型和嘴巴更像父亲杨江。
那年，杨江在广州市镇龙镇一家毛织厂找了工作，杨江外出工作，王红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一年后，他们把老人接过来帮忙带孩子，夫妻俩都出去上班了。
他们在毛织厂附近租了一栋出租屋，那里楼挨着楼，住了很多人。因为租金便宜，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好选择。2005年年底，人贩子张维平成了他们的邻居。
张维平以每个月9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个房间，因为没有身份证，房东没办手续就让他住下了。在院子里，大家都叫他“老乡”，没人知道他的真名，更不知道，这个34岁、长相憨厚的贵州男人，此前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六年，出狱之后的两年，他又拐卖了七名男婴。
落网后，张维平交代，刚搬过去时，他本来计划在毛织厂找工作，但后来看到了佳鑫，就改变主意，想把他拐卖掉。
他了解到，佳鑫的父母白天外出工作，只有孩子和爷爷在家。他就经常过去找老人聊天，陪孩子玩，给他买吃的。他告诉佳鑫爷爷，自己也是四川人，以此和这家人拉近距离。后来，他向警方供述，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为的是获取大人和孩子的信任，方便下手。
张维平告诉警方，锁定佳鑫之后，他联系了中间人“梅姨”。此前，张维平拐卖的七个孩子，都是“梅姨”帮忙处理的。每次卖掉孩子，张维平会给“梅姨”抽成一两千块钱作为介绍费。不到一个月，“梅姨”就帮他找好了买家。2005年12月31日，张维平出手了。
王红记得，那天早上出门时，佳鑫还躺在小床上安静地睡着。九点多，孩子的爷爷把他抱到出租屋门口玩，自己到隔壁公共厕所打水洗鞋子。张维平来了，他把自己的钥匙交给了孩子爷爷，说他出去玩一会儿。等老人做完家务出来，孩子已经不见了。
周围的邻居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时，张维平穿着一件黑色皮衣，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提着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孩子没有哭闹，看起来挺高兴。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孩子大伯，他马上联系了孩子父母，从工厂赶回家，召集所有老乡帮忙追孩子。但一直到天黑，也没能找到张维平和孩子。王红跑到张维平的房间，门没锁，房间里空空荡荡，“连过冬的棉被都没有。”
这和张维平拐走前进的方法如出一辙。2003年冬季的一天，赵丽（化名）的婆婆正在做家务，住在隔壁的“老乡”张维平说可以帮忙看孩子。婆婆还和人家开玩笑：“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老乡”笑了：“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小时后，张维平和小前进一起消失了。
小前进失踪后，赵丽跟着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向警方交代，当时，他带着佳鑫直接上了开往河源市的客车，由“梅姨”带着见到了买家。“他们问我孩子的来历，我说是和女朋友生的，想送人收养。”买家给了他12000元钱，他给了“梅姨”1000元。
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光了。
原来的家已经散了
孩子丢了。父亲杨江辞掉了工作，踏上了寻子之路。他找遍了周围的县城、村庄，一无所获。2008年上半年开始，杨江的精神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王红记得，他开始自言自语，看谁都像人贩子，有时候还觉得有人要杀他，经常随身带着水果刀。他不愿意看医生，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年年中，王红决定带他回老家休养。6月16日，他们踏上了返乡的列车，火车开到广东清远时，杨江站起来去厕所。王红看到，他的身影快速从坐椅之间狭窄的过道钻过去，消失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
他最终没能回到家乡。当天13:40，广州工务段英德线路车间工队队长在连江口1号隧道巡逻时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经民警现场勘查分析，死者为坠车自杀死亡。次日，经家属辨认，证实死者是杨江。
几年之后，王红也再婚了。她和现在的老公在重庆组建了新的家庭，生育了两个女儿。佳鑫的爷爷也回到四川老家，他开始害怕看到孩子。佳鑫大伯家的几个孩子让他帮忙照顾，他看几天就要把孩子送回去。“只有把佳鑫找回来，我们才能安心生活。”佳鑫的大伯说。
现在，孩子找到了。对于寻子多年不得的家长们而言，王红是幸运的。“她总算熬到头了。”一个家长说，他们羡慕她。但对于王红而言，找回孩子不过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
“你愿不愿意和我回四川？”那次见面的最后，王红问佳鑫。一旁的养母也马上附和，你愿意回去就回去，我们不拦着。王红看着养母，心里想：他们有备而来，怎么可能让我把孩子带走。
佳鑫果断拒绝了：“不回去，现在的生活很好。”
“那你有空去给你老爸上炷香。”
男孩嗯了一声，“等我有时间会去的。”
王红不强求。他们原来的家已经散了。
“我会尽量弥补他，但我也有困难。”王红现在的家庭并不富裕，这些年，她在工厂打工，还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孩子。虽然现任丈夫不排斥佳鑫，但仍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
“就算现在他要回来，我们家住不下，他爷爷那边也不方便，只能先去他大伯家……其实他大伯家也有几个孩子呢，估计也住不下。”王红顿了一下，“所以说他回来也是……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要给他重新租房子或买房子，也不能在他身边照顾他。”
她最担心的还是感情问题。14年的缝隙，对于母子双方而言，弥补都需要大量时间。11月2日分别之后，王红给佳鑫连发了几条微信，男孩没回复，她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给了我假号码？”
前进也选择回到养家。
孩子找到了，赵丽欣喜若狂。积累了16年的感情在见面那天迸发。她抱着前进痛哭，追问，“你在哪里读书？住在哪里？电话多少？”但前进甚至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2003年10月，不满两岁的前进被张维平拐走。起初，赵丽辞掉工作，疯了似的寻找，但两三个月后，大海捞针似的搜寻让她绝望，生活还要继续，她也有了新的孩子，只得放弃。
时间久了，前进的形象也变得支离破碎，她只记得他的耳朵后面有两个小孔，脑门上有颗黑痣，爱喝酸奶。
认亲之后，赵丽从寻亲家长的队伍中彻底消失了。她没和别人分享这份喜悦，也拒绝一切问询。一直帮助她寻找孩子的志愿者找到她，她敷衍几句就不愿再接电话了，“前进的态度可能对她打击很大。”志愿者猜测。
“和孩子见过之后，我甚至觉得相见不如不见。”王红说。
两个愿望
即使是痛苦，其他7个被拐家庭也没机会体会。他们还在寻子的大海中继续捞针。
得知两个孩子被寻回那天，申军良又度过了一个不眠夜。他围着自家小区的楼几乎转了整宿，走了几万步，一坐下心就突突直跳，像针扎在身上。两种情绪一起涌上来，他也分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失落。
“从28岁到42岁，将近15年。”申军良说，“我只想知道申聪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即使他不愿意和我回家。”
11月8日，申军良又去找孩子了。每次出门，他随身只有一个破旧的黑色中号旅行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只有半箱新印刷的寻人启事。
“申聪的左眼眼角有个小孔，左脚大拇指上有个青色的胎记，右屁股和右大腿上分别有个圆形的胎记。”寻人启事上写着，旁边是两张儿童的照片。穿橘红色背带裤的小男孩，头顶上有一撮弯曲的刘海，坐在木马上正笑得开心。
这些年，申军良一直在追寻申聪的下落。他了解到，2005年1月4日上午，申聪在增城被人贩子抢走之后，第二天就被贩卖到紫金县。据张维平交代，当时他们是在离紫金县汽车站约300米、一个名为“干一杯”的饭店内交易的，买走申聪的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妻。张维平收了13000元。
除了找回自己的孩子，申军良还有一个愿望——找出“梅姨”。这两个愿望相辅相成，找到了梅姨，就意味着了解了当年所有孩子的下落。
前不久，根据张维平的描述，山东警方画像专家林宇辉给“梅姨”重新画了画像。之前的画像中，梅姨脸型偏瘦，显老。“见过梅姨的人都觉得不像她。”新画像中，梅姨是个大圆脸，长着单眼皮、大嘴巴，鼻孔外露。
连张维平也不了解“梅姨”。从他吐露的部分信息分析，梅姨今年65岁左右，身高一米五几，会讲粤语和客家话，2003年至2005年间，她长期居住在广州增城客运站附近的城丰村鸡公山街，以做红娘为生。后来还曾经在增城、惠州、紫金、韶关新丰等地活动过。
有一年，申军良差点以为找到梅姨了。有人找到他，说“梅姨”在紫金县附近帮人算姻缘，还肯定地说：“就是她，你们见面直接抓！”申军良马上找人雇车，一群人赶到紫金，还专门找了本地人假装问姻缘，偷偷给“梅姨”拍了照片，拖住她。
申军良做了严密的部署，几个人商量，如果“梅姨”要逃跑，就由身强力壮的人把她塞到车里，直接拉到派出所。但行动之前，专案组传来消息，这个妇人的生活轨迹和梅姨并不重合，她不是“梅姨”。
佳鑫和前进找到之后，有人跑来问申军良有什么想法，他脱口而出：“我希望买我孩子的人能主动联系我，我愿意谅解他，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只要孩子过得好，身体健康，在哪里生活都可以。”他看着远方，皱着眉，“找到他，我也能安心生活了。”
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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