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的传说与史实（上）
段渝李强摄
讲座现场。
大禹
□段渝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史书上记载的大禹，总是伴有着传说与神话色彩。大禹到底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果确有其人，大禹出生在哪里？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传承大禹精神？
7月22日晚，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渝，亮相四川省图书馆，做客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名人大讲堂”，带领大家一起，穿越重重迷雾，走近“大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存在。演讲中，段渝引经据典，从多个方面回应了大禹的存在之谜、出生之谜、治水之谜等。段渝认为，大禹作为率领华夏先民走出洪荒的第一人，既是治理滔天洪水的千古功绩影响后世深远的贤人，也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帝王。大禹精神与当下社会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的氛围非常契合，“善于利用一切资源，注重民众，为民众着想，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和为贵。这种思想从尧到舜再到禹，一脉相承，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根据讲座整理，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一
天神人王
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然而，从古以来，对于大禹及其事迹，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到了20世纪，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部分著名学者既承乾嘉学术之遗风，又受西风东渐的影响，掀起了疑古辨伪的新高潮，其领军者和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顾颉刚。从那时直到今天，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中，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古史人物当推大禹。
日本白鸟库吉于1909年发表了《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提出了名噪一时的“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后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社会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拜”。白鸟库吉的看法，不但在日本引起讨论，在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1923年，古史辨领军人物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首先对古史关于大禹的记载进行了质疑和否定。顾颉刚对于大禹的否定，是他所构建创立的“层累地构成的中国古史”理论观点中具有关键性的环节，也可以说是他的理论基础。顾颉刚从《诗经·商颂·长发》入手，认为该诗“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句中的禹，是见于载籍最古者，而《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因此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似乎是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所以“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为证明禹是神不是人，他从《说文》中去考察禹的由来：“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内，象形。’内，《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顾颉刚对禹的定性有几次变化，先是认为“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后又认为“禹有天神性”，实为“社神”，而“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禹在《诗》《书》中的地位是独立的，事迹是神化的；禹与夏没有关系，到战国以后，禹才被说成是夏代始王。
顾颉刚的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附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当时在学术界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学者，如章太炎、王国维、郭沫若等，他们在其论著里却用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了对于大禹的看法。章太炎在《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中，不但批驳日本人“悍然断禹为伪造，其亦不明世务，而难免于大方之笑”，而且批评国内一些学者“不加深思，震于异说，贸然从之”。王国维指出，《皋陶漠》虽经后人整理，但至少在周初即有写本，表明《禹誓》的材料来源古远，是经夏商时代的口耳相传而至迟在周初写成文本的。而《秦公簋》《齐侯镈》《齐侯钟》等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禹迹”的记载，当可与《诗》《书》互参，证明“东西二大国（齐国和秦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专辟“夏禹的问题”小节，也通过对《齐侯镈》《齐侯钟》及《秦公簋》的研究，认为“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先祖”。
从夏代流传下来的一些材料表明，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王，而不是一个具有神性的天神。《墨子·兼爱下》引有《禹誓》，是禹征有苗所作誓词。《墨子·明鬼下》也引有一篇《禹誓》，说是“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此篇全文记载禹伐有扈氏、大战于甘的誓词。为儒家所传习的《尚书·夏书》里，也有一篇《甘誓》，内容与《墨子》所引《禹誓》大同而微有出入，应是《禹誓》的另一传本。儒、墨两家均载有《禹誓》，且文字大体相同，表明历史上确有《禹誓》之文，并非后人伪作。
二
人伦楷模
《墨子》书中提到《夏书》和禹不只一二处，《非命下》还引有《禹之总德》，《七患》也引有“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并记“《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门不入”，可见此《夏书》是先秦流传下来的。《孟子·滕文公下》引《书》曰：“洚水誓予”，此句不见于《尚书》孔传本《尧典》和《皋陶谟》，应为别篇的逸文，而其流传年代之在先秦，也可以由此而知。
殷商时代，“有册有典”，文字已运用于书写文献，一些古史传说材料赖此而保存下来，流传后世。从殷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可以见到一些有关禹的记载。《史记·殷本纪》载《汤诰》说道：“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汤诰》述禹的业绩是“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没有丝毫神化禹的痕迹，此点正与殷人尚质的特点相符。
史称殷人恭恪天命，崇敬鬼神。《礼记·表记》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殷卜辞更有大量奉事鬼神的记载。宋为殷嗣，《商颂》又是宋人在其先王宗庙里吟诵的祭祀之诗，所述先王之迹均为先王遗训，虽难免有所夸张，但其人其事均真实可信，无可怀疑。假如为殷人所了解和传述的禹确是天神，那么极端“尊神”的殷人就绝不会把禹从天神降为人王，而宋人也就绝不敢违背先王遗训，把天神当作人王在其庄严肃穆的庙堂里进行祭祀并加以吟诵。反过来看，既然殷人及其后裔并没有对禹作神化处理，并不把禹称引为天神，而是始终把他作为人王加以看待，那么就有力地证明了历史上的禹确有其人，是人王而不是天神。
西周时代，周人对禹的传述稍多，常见于《诗》《书》。在可以确定为作于西周的文献中，对禹有六条记载，这六条材料虽均属西周作品，但制作年代有先后之别。其中，属于周初的有两条，即《逸周书·商誓》和《书·立政》。此两条中未见神化禹的痕迹，可知西周早期对禹的传述，仍然与夏商一样，是把禹作为人王来看待的，保持了传说中的基本史实。另外四条材料属于西周中叶到晚期，明显地带有神化禹的气息。而开其风气之先者，当属周穆王时的《吕刑》一篇。周穆王时，“王道衰微”，“文武之道缺”，为了征伐犬戎，“远绩以成名”，于是采用夸大以至神化禹功的办法，借助于禹的声望，来为“我有夏”即周人控制四方诸侯张本，由此开始掀起了神化禹的浪潮。西周晚期《大雅》《小雅》对禹的神化般称颂，正是接其踵者，而又继长增高。这一事实说明，禹从人到神的演变，是从西周中叶始揭其序幕的，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春秋时代对禹的神化传述，主要保存在《诗经》《左传》和《国语》等史籍中，而且大多数神化禹的言论出自周人，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由周人首开神化禹的风气之先这个事实。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和智慧。《论语》中有三处谈到禹，其中《泰伯》谈到禹两处，《尧曰》谈到禹一处。《泰伯》谈论禹，其一为：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这是称颂舜、禹的“无为而治”，《泰伯》中谈到禹的另一处稍详，其文曰：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这里的“无间然”，意为没有隔阂。这里的“鬼神”，是指先祖的神主。孔子说禹“致孝乎鬼神”，孝指子对父应取的态度、言行，即所谓孝顺，可见禹“致孝乎鬼神”，是指禹致孝其祖考，而非致孝乎天神。《尧曰》谈到禹，是在谈论尧命舜、舜命禹时提到的。尧命舜的内容主要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是指“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变四时，定律历，考天文，揆时变，登灵台以望气氛”而言，又说“舜亦以命禹”，命词当与尧命舜之词同样内容。
从《论语》记载的上述内容看，孔子是把禹作为夏之先王和人伦楷模加以颂扬的。以孔子之博学，“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所传述的禹必然是从先代流传下来的因而是相当可信的。
三
诸子退神
战国诸子书中颇有言及禹者。一方面，由于战国时代人文主义精神大弘扬，人们纷纷从神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本着人文精神重新审视古史，因此诸子书中对禹的传述，大多洋溢着人文主义气息，从人世间的社会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角度加以论说。另一方面，战国踵接春秋而来，文化是连续发展演变的，因此有关禹的神话仍然在继续流传。在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形下，从哪一个角度来选取引述有关禹的传说，这在诸子之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大体说来，儒家的引述最少神性，墨家的引述带有较为浓厚的神话气息，道家的引述亦少神性，法家的引述也是少于神性，杂家的引述则人神杂糅。
从五家之言可见，战国时代关于禹的传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禹堙洪水，或疏江决河；
二、攻伐征战，治理天下；
三、舜禹禅让，禹传子启；
四、鲧禹故事，山川鬼神。
除了第四个方面内容为墨、杂两家所传天神外，其他三个方面均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神化禹的痕迹。这表明，在弘扬人文精神的战国时代，诸子多抛弃了西周中叶到春秋时期神化禹的传统，大体上恢复了禹作为人王的本来面目。
至于有关禹的传述随时代风气的变化而演变，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当中的基本历史事实并没有质的变化，变化的部分主要是一些具体细节和评论阐释。试想，在诸子间互相批判、激烈争辩的情况下，假如有人毫无根据地伪造古史，怎么可能不遭到其他众多学派的指责和批驳呢？诸子书中引证上古传说极为丰富，大多并未被诸家指为伪作，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那些材料的真实性乃是为诸家所公认的。不可能设想，相互对立的诸子百家竟会携起手来共同作伪。而且，尽管诸子间所引证的一部分材料有所出入，但多是为强调传说的某一侧面而从不同角度加以取用的，为的是从传说中找到有利于证成自家学说的材料和根据。《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可是却并不指斥对方为伪。这说明，诸子间引述的出入，在于对原始材料的取舍不一和阐释不一，而不是伪作所致。此外，诸子引述的材料取自不同的传本，又有地域间的差异，出现互有出入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这表明，战国诸子所引述的有关禹的事迹，大多有着真实的历史依据，而禹曾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位人王，也由此得到了再次证实。
/名家简介/
段渝，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等，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学科评委。出版专著11部，合著17部，发表学术论文35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1项、年度项目4项，省部级和国外科研项目10余项。获中国图书奖1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7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多次在国外合作研究、访问和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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