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李致 最美风景在书房
爱阅读的李致。
李致在他的书房。
李致和巴金先生。
李致自幼受家庭熏陶，热爱写作，尤其受身为大作家的叔叔（四爸）巴金的影响，热衷阅读和写作。成年后的李致曾担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主持出版过很多重要的好书。从事出版，热衷写作的李致，成为一个爱书人、藏书人，就再自然而然不过了。李致的书房是什么样的？2019年6月的一个午后，封面新闻记者来到李致家中拜访。
壹
把书收拾好了
就是最好的风景
作家马识途曾在一首为贺李致85岁生日的诗中，这样赞许李致，“一世称穷双手洁，平生夸富满楼书。”走进李致书房，“书满楼”感受深刻。书房与客厅密不可分，南北两面各有一面落地窗户，光明宜人。书柜，书架，满满当当。这不是全部。在另外一处居所，还有很多藏书。藏书总共有多少册？“具体数量已经说不清了。我只能说，这种两扇门八层高大书柜，总共30多个，都装满了。”今年90岁的李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置身于自己的藏书环境中，在书香中生活。
从上中学起，李致就有意识开始藏书。他喜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买了很多旧书。一位表叔当时在一家出版社工作，送给他一些书。其中有鲁迅的小说和杂文的单行本，巴金的小说，曹禺的话剧，艾青、田间和何其芳的诗，还有一些翻译小说。这些书很珍贵，但因为当时李致的工作性质，需要寄放在朋友那儿。之后被朋友捐给图书馆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生活稍微安定，李致开始从零开始，买书藏书。他不抽烟不喝酒，零用钱大多用来买书。
日积月累，书逐渐多起来。装书的用具，也相应从竹箱到木箱，从书架到书柜。藏书的过程中，印刻着重要的生命回忆。李致和爱人在北京抢购八个书架的故事，就十分有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李致爱人在北京出差，发现一种漂亮的有五格（一格可放两层书）的书柜，立即买了六个，并押运到火车站托运。这六个书柜使得屋子“蓬荜生辉”。爱人和李致一样，喜欢读书。李致为书包好封皮后，爱人就在背脊处写作者姓名和书名。
随着时间推移，书籍不断增多，书柜又不够用了。1998年，搬入新居的李致，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制作了十八个书柜。新书柜每个八层，充分利用了空间；柜门两边的副盖很紧，不易进灰。当十八个书柜搬来的时候，工厂老板惊奇地说：“我还以为是哪一个机关做的，原来是你们家。”新居都讲究装修风格，李致最关心的是，“把书收拾好了，就是最好的风景。”
贰
在金牛宾馆
曹禺跪在地上签书
藏书不仅在数量，更在于质量。李致是出版家，与不少作家是好朋友。因而他珍藏不少作家本人送给他的签名书。在李致书房，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叶圣陶、曹禺、夏衍、艾青、阳翰笙、冯至、沙汀、艾芜、陈白尘、刘绍棠等人的签名书，简直是现代文学名家的“签名版全集”了。站在书架前，李致回想起很多让他感怀的往事：“《沈从文选集》出版后，我跑去看望他，当时他身体状况不太好。我本来说不用签名，但是他夫人说让他动一动也好，他就靠在床上，放在桌山，签了五本书。曹禺到成都来，住在金牛宾馆，我拿了书过来，宾馆还没有桌子，别人又在催他，他就跪在地上，在床上签了字。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
李致对书很爱惜。到现在他还保留着自己17岁时，大姐送给他一本英文版的《白雪公主》，“书页可以动，外国做的立体的儿童书。”在当时，这是很多人难以见到的。”
李致的藏书，以文学、历史、政治类居多。“巴老曾经给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文学能使人清除灵魂的尘埃。所以，我爱看文学书。喜欢历史和政治类，则是因为我这一生所走过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很多事情都值得思考，我希望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答案。”
叁
巴金的赠书
同事们排队向李致借阅
巴金是大作家，藏书甚多。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也多得巴金赠书。1955年，李致首次以成年人身份见到四爸巴金。得知李致的最大爱好是读书，巴金很高兴地说，“以后需要什么书来信告诉我，我可以送你。”李致丝毫没有客气，立即表示感谢。从此，只要李致提出索书的要求，巴老总是有求必应。巴老送李致的书，很多都是经典，比如《屠格涅夫散文诗》《罗亭》《约翰·克利斯朵夫》《稼轩长短句》《今古奇观》《元杂剧选》《康熙字典》等。三十几本的《契诃夫小说选》，巴金基本上为李致找全。
上世纪六十年代，《欧阳海之歌》刚一出版，巴金就寄给李致。许多同事表示羡慕，排队向李致借阅。不同的版本或是印刷质量很好的，巴金也要特别送给李致。李致曾经患眼病。1975年曾住院治疗几个月。巴老很关心，知道李致忍不住还是想看书，就特意寄来一套旧版本《镜花缘》，都是大字本，看起来方便些。李致的书藏书质量高，巴金都笑称他是“藏书家”。
巴金自己出的书，更是一出首先就签字送给李致。《巴金全集》出来以后，李致总是催四爸寄给自己一套。巴老在1988年3月2日给李致的信上说：“‘全集’你将来会有的，不用急。即使我突然去世，也会睁开眼喘着气吩咐送你一部’全集’。”这些细节让李致难忘，并写进自己的文章里。
与《巴金全集》一起齐齐整整站在玻璃门后书柜中的，是一套《鲁迅全集》。跟同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李致也深受五四思想影响。他尤为喜欢现当代文学，对鲁迅的作品情有独钟。“我最喜欢，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一个是“民族的脊梁”鲁迅，另外一个是“民族的良心”巴金。”
肆
爱护书按时还
他给借书人约法三章
书多了，人家难免要借。凡藏书的人都爱护书，李致当然不例外。书多了，难免别人来借。为避免有借无还，或者书被损坏，李致给借书人约法三章：“第一，爱护书，发现坏的地方把它补好，折角或有皱折的地方尽可能把它理平；二是按时还，如需延期，要先征得同意；三是绝不转借。”尽管如此，他的书借出常遭损坏。有一位至亲好友，有学问、爱读书，常把李致的书抓走一本，卷起来塞进裤袋，然后“出恭”去了。等回来，书已面目全非。李致对这种行为表示“抗议”，但却被“嘲笑”说他是书的“奴隶”。有一次，他尚未过门的儿媳，有一次借书去看，不久悄悄把书放回原处。如此小心引起李致的警惕，果然一查书上多了一大块蓝墨水印。李致吊销了她的“借书证”三个月，以观后效。
书荒时期，借书的人更多。李致欣赏鲁迅的做法：不借书给别人，不然宁肯买一本送人，但清楚自己的经济条件达不到。但他也积累了一些好办法避免损失：初次借书的人先借一般的书，看他对书的态度，再决定接下来的对策；少数既好又流行的书，买两本，一本收藏，一本借阅；凡借书要登记，以免大家忘记。
藏书最终还是为了看书。望着自己的书柜，李致心情既高兴又惆怅，“以前我眼睛很好的时候，一年认真读的书，都有四五十本。在职工作期间，我还生病住过两次疗养院，也读了很多书。很多书都没有很好的条件保存下来。现在书房条件改善了，但我年纪也大了，左眼几乎无视力，右眼又开始有白内障。看书用眼显得吃力了。”
李致也真诚分享自己的经验，在保护眼睛的前提下，抓紧时间读书吧！“多读经典好书。好书还要多次读。在不同的年龄，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读同一本书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好好藏书，好好爱惜书。”李致提醒最多的则是，青壮年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利用时间，多读，“不要寄希望于以后有时间了再读。事实上，等你有时间了，年龄也大了，眼睛视力往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刘可欣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时期，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下期预告/
诗人们出了诗集，基本上都不会忘了给刘福春送一本，相当于起到“存档”作用。国外研究中国新诗的汉学家，到中国来，第一件事情往往就是找刘福春。因为中国新诗的“家底”只有他最知道。近40年来，刘福春已收集了大量诗集、期刊、报纸、诗传单、手稿、诗人档案、诗海报、诗人名片等。其中包括“七七事变”的诗传单、刘半农1933年编辑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诗刊》特制大字本、谢冕等人所编写的1949年以后第一部新诗史手稿等“文物级”史料。2018年，刘福春受聘为四川大学特聘教授，他将自己的全部收藏带到川大，建立“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下期书房，我们将走进“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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