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 读】让文物说话
佟洵 王云松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日趋衰微，各诸侯国有实力自己长时间割据一方，并执行自己的一套度量衡标准。但是，各国的度量衡制度是非常混乱的，各国度量衡的长短、大小、轻重不同，单位不同，进位也不同，计量单位很不一致。例如量，秦国以升、斗、桶（斛）为单位，齐国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又如衡的斤以下单位，秦国有两和铢，楚和魏则有锊（锾），魏国又有大于斤的镒。同时，还有公制和私制的不同。度量衡的诸多不同严重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这种状况，商鞅在秦的变法实践中，实行了“平斗桶、权衡、丈尺”，这就是统一度量衡，具体即对长度、重量、容积、面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商鞅在秦孝公十八年（前344），监制了标准量器商鞅方升，以大良造的名义颁发了一个法律条文：“爱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规定16.2立方寸为升。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沿用商鞅制定的度量衡器并以此为标准在全国范围推行。他推行标准的度量衡器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颁布诏书确定统一的度量衡。二是确定了度量衡的标准。三是制造了大量的标准度量衡器，并分发各地。秦量大多为椭圆、广口、瓢状、有柄，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所藏的秦铜量即是秦朝时期全国通行的标准度量衡器之一。量器的单位名称和单位系列，有斛、一斗、三分之一斗、四分之一斗铜量和一升铜量、陶量。现存出土的秦权、秦量均铸或刻有秦始皇诏书，有的还加刻了秦二世的诏书。四是严格的校准制度。每年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定期鉴定，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
秦的度量衡改革开始于秦孝公六年（前356）的“商鞅变法”。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开始第二次变法，“平斗桶、权衡、丈尺”是其重要改革内容。与此同时，商鞅制作了一批制造精良的度量衡标准器颁行各地。如今出土或传世的诸多两诏铜器，在同一件标准度量衡标准器上分别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诏，说明秦二世即位后，延续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制度。由此可见，秦自孝公十二年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至秦始皇二十六年颁布诏令，再至秦二世元年重申诏令，秦之度量衡制度可谓一贯如故。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纷改革旧制，制定了各自独特的度量工具和度量标准，如齐国的铜权、楚国的铜环权、邹国的廪陶量，等等。当时齐国的一位士大夫，在贷给贫民粮食时用自家的大斗称量，而在回收或者征税时则用公用的小斗。用这样的方式让农民获得余粮，减轻赋税，以笼络人心。
当时，多国君主已意识到了度量衡混乱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尤其是秦国，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时，将土地国有变为私有，统一交税。税的形式是粮食，交税需要按照统一的标准，需要有统一的量器。于是商鞅就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统一了度量衡制，并颁布了度量衡的标准器，就是这种商鞅量，在它底部有明确的铭文标注容积，现在实测结果为202.15毫升。
秦始皇制定十进制的引、丈、尺、寸、分来计量长度，十进制的斛、斗、升来计算容量，用石、钧、斤、两、铢来计量重量。度量衡的统一，为秦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活动的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秦朝的度量衡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即使在现代的计量法律制度中，也包括了类似秦朝度量衡法制的单位制度和器具制造制度等内容。可见，秦朝度量衡法制对后世影响深远。
首先，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秦的标准度量衡制打破了贸易壁垒，结束了内耗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物资交流，加强了全国经济联系，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国家的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为西汉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度量衡的统一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并不统一。因此，赋税标准不能统一，每个县上交的粮食数量不一致，给秦国的赋税统计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等到商鞅变法时，变土地公有为私有，为了赋税的统一，制作了秦铜量，统一度量衡，使得秦国的赋税便于统计，各县交上来的赋税单位数量能够统一。
再次，度量衡的统一有利于消除割据势力的影响，维护秦朝大一统的局面。秦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建设，建立一定的标准化体制，改变了各国分裂割据形成的不同的标准，社会各领域形成了一定规范，利于消除各国割据余毒，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政治上的稳定。
最后，度量衡的统一为现在度量衡标准奠定了基础。直至两晋南北朝以前都大体沿袭秦制。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节选自《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文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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