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孔子世纪鸿儒 —一代文儒扬雄（上）

—一代文儒扬雄（上） 刘跃进雷远东摄

扬雄

□刘跃进

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

提 起两汉文学，必然有大赋之美。提起大赋，必然有“扬马”二人。司马相如和扬雄，皆出自四川，人生轨迹颇 为 相近。那么，扬雄究竟有何大略雄才？3月25日晚，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四川省图书馆协办的“名人大讲堂”在四川省图书馆星光大厅举办了 第 七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刘跃进做客“名人大讲堂”，品评“西道孔子·世纪鸿儒”扬雄的千秋功过。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根据讲座录音整理，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壹

蜀中遇良师

在讲扬雄之前，我曾经做了若干调查，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老师同学当然对扬雄很熟悉，但其他没读过这些专业的人大多不知道。扬雄不像杜甫、苏东坡几乎是人人皆知，可他在汉代却被称之为“西道孔子”，后来我给他加了一句“世纪鸿儒”。

当你要全面了解扬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平极其简单，思想极其复杂，复杂到你没话可说的地步。所以我想讲三个话题：第一扬雄其人；第二扬雄其书；第三千秋功过。

扬雄是怎样一个人？西晋时期的左思《咏史诗》说：“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唐代卢照邻《长安古意》说：“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在汉魏六朝乃至唐人笔下，他清高淡泊，一心著书。但是，这样的人，也会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竟被追捕，他吓得从百尺高的天禄阁上跳下来，差点摔死。当时人用“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之语来讥讽他。后来，他又作《剧秦美新》，为王莽大唱赞歌，这就引起了后人的巨大争议。朱熹作《通鉴纲目》，在天风五年（18）条下，他愤愤不平写道：“莽大夫扬雄死。”就是要把扬雄和王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禁会问：扬雄怎么又和王莽纠缠在一起呢？

扬雄一辈子仰望司马相如，做人、做事、作文，都刻意模仿这位前辈乡贤，历史上有扬马之称。杜甫《醉时歌》也说：“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但是两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政治环境不同，结局也大不相同。司马相如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活得从容不迫；扬雄则过于理想主义，活得有点窝囊。但不管怎么说，身处汉末乱世的扬雄，竟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法言》《太玄》和《方言》，写出气魄宏大的辞赋。这一点，司马相如也有所不及。

扬雄真是一个叫人琢磨不透的人。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活了71岁。他死后第七年，西汉正式结束。按照西历，他跨越公元前后，是真正意义上的跨世纪的历史人物。

扬雄的“扬”字，历来有分歧。现在流传下来的文献，多作提手旁的“扬雄”。清代学者王念孙、段玉裁、朱骏声，现代学者汪荣宝、杨树达等依据世系，认为应作木字旁的“杨雄”。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还好在绕开不讲也无妨，我们还是约定俗称，统一作提手旁的“扬雄”。

扬雄的经历非常简单，在蜀中度过四十年的青少年时期，在京城长安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

蜀中生活，虽然寂寞但快乐。他喜欢古老的文化，对于功名利禄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所谓章句之学。什么叫章句之学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小学语文的课文分析，分章析句，严格按照老师讲的理解，不得越雷池半步。当时的学风就是这样，绝大多数读书人就这样皓首穷经，据说为了“子曰诗云”这样明白如话的字，也要用上万字来解释。这种“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腐儒，扬雄很反感。

在蜀中，他很幸运地遇到两位老师，一是严遵，二是林闾翁孺。这两位都是思想开放的人，视野很宽广。

严遵，本名庄遵，避汉明帝的讳，改为严遵。字君平，也是成都人，精通《周易》《老子》《庄子》，常常在成都街头占卜，也就是靠算卦谋生。子女来占卜，他就示以孝道，对晚辈示以顺从，对官员示以忠诚。他很有节制，挣钱够维持生活，就收摊回家，招收子弟，关门授课，讲授《老子》《庄子》。他的著作《老子指归》（又作《道德指归》，今存《道德指归说目》），至今还保留着残卷。严遵另有《座右铭》，“口舌者，祸福之门，灭身之斧。言语者，天命之属，形骸之部。出失则患入，言失则亡身。是以圣人当言而怀，发言而忧，如赴水火，履危临深，有不得已，当而后言。嗜欲者，溃腹之矛。货利者，丧身之仇。嫉妒者，亡躯之害。谗佞者，刎颈之兵。残酷者，绝世之殃。陷害者，灭嗣之场。淫戏者，殚家之堑。嗜酒者，穷馁之薮。忠孝者，富贵之门。节俭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传告后嗣，万世勿遗。”这种座右铭，在两汉很多，都是讲的人生道理。扬雄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推崇严遵，把他视为蜀中之珍。

林闾翁孺，临邛人，善古学。他与严遵一样，还擅长文字学。扬雄就拜他们为师，潜心研究文字之学，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大儒奠定基础。

贰

年轻有偶像

青年时期的扬雄，还有两位最为推崇的前代作家，一是屈原，二是司马相如。

自从西汉初年贾谊写了《吊屈原赋》以后，两汉作家都深受屈原影响。有的人为他点赞，有的人为他抱不平，也有的人认为屈原投江的选择不一定妥当。扬雄就持这种观点。孔子曾经批评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数子的执着，声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也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用一句来概括，就是顺其自然，无可无不可，不必与命运抗争。龙蛇，用的是《周易》的典故，说是“龙蛇之蜇，以存身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韬光养晦，静以求动。为此，他还创作了《反离骚》，从岷山上投到江流以吊屈原。他还模仿屈原《离骚》而作《广骚》，模仿《惜诵》以下至《怀沙》，创作了一卷书，叫《畔牢愁》。现存最早给《楚辞》作注的王逸还提到，扬雄曾援引传记，作《天问解》，就像柳宗元作《天文对》一样，他们对天命充满困惑与不解。

在扬雄的文学道路上，前辈乡贤司马相如对他的影响最大。在扬雄看来，司马相如的赋，弘丽温雅，气势恢宏。他常常把这些作品作为典范来模拟。从事文学创作，多少都要从前辈的成功经验中获取艺术启迪。也就是说，他总要选择一家或者多家作为模仿的对象，然后再走出自己的创作路子。中国古代作家，通常会采用这种学习方法。扬雄的好朋友桓谭在《新论》转述扬雄的话说：“能读千首赋，则善为之矣。”今天我们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年，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感叹生不同时。蜀人杨得意赶紧借机推荐，说是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就这样，刚过不惑之年的司马相如由成都到长安，献上《子虚上林赋》，顿时名满京城。扬雄也走着司马相如的路数，四十出头的时候，蜀人杨庄向汉成帝推荐说，扬雄的文章近于司马相如，成帝一看果然如此，就把他招进京城。扬雄也不孚所望，相继创作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大赋，颂扬汉帝国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传诵一时，从此步入官场。可惜他官运远不及司马相如。最初为郎，给事黄门，历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不得升擢，一呆就是十八年。

这个时期，是王莽当政。王莽接受了心腹刘歆、甄丰、王舜等人的建议，不断地以符命介入政事。后来，王莽上奏皇太后，说宗室刘京曾得到天公的托命，告知某新井中有石牛，上面刻有文字：承天命，用神令。就是说，汉代运数已尽。王莽又引用孔子的话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于是改元，以应天命，从摄政王到新皇帝。他还派遣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当时称之为谶纬，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造谣。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

刘歆、甄丰等人还觉得谶纬的气氛不够，又不断地翻出新的花样，为自己谋利益。王莽篡位本来就心虚，知道大臣怨谤，借机杀掉刘棻等人，以威慑部下。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因为刘棻事所牵连，听说狱吏前来逮捕他，就从天禄阁上跳下来，几乎丧命。后来，王莽了解到，刘棻只是随从扬雄学习奇字，至于符命之事，扬雄实际并不知晓，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复召为大夫，略比郎官高点。

这一年，扬雄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后来，他再也不问政事，只是埋头著书，七十一岁时终老此任。扬雄的这种生存方式，晋人范望称之为“朝隐”，即在政治中心，却不过问政治。这与梁朝陶弘景的山中宰相、唐代卢藏用的终南捷径有所不同。

叁

一生但求“玄”

读过扬雄，我觉得这个人特立独行，很有特点。在现实生活中，他内敛、自傲，又怕事避祸，时时谨小慎微，是一个世俗的形象。在理想生活中，他又醉心于名山事业，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刻苦坚毅，是一个君子的形象。

第一个特点，是深沉的圣人情结。他没有说自己是圣人，但心里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法言》借此发挥，认为圣人可能五百年一出，也可能千年一出，当然，一年同时出现，也不是不可能。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呢？这是汉唐很多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话题。韩愈也想当圣人，但朱熹说，他不过是想写好文章而已。朱熹也想当圣人，他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还展开辩论，朱熹主张要熟读圣人书，陆九渊主张要深思熟虑，倡导心性之学。

其实，朱熹和陆九渊的主张各有偏颇。扬雄的主张包括了他们二人的见解。一是要读圣人书，二是更强调心解。

孔子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整理了五经，留下了《论语》。扬雄读圣人书，学圣人写书。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法言》有十三篇：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至孝等。跟《论语》一样，用开头两个字作标题，也有点题的意思。《周易》以八卦相乘为六十四卦，还有卦爻辞，《太玄》分为方、州、部、家四重，共为八十一首。据专家考证，《太玄经》中包含了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是一个日月星辰运行、四时变化、万物盛衰的有机结合体，内容复杂，文字艰涩。他知道别人读不懂，就自己先做注解，但还是“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就连大儒司马光最初也读不进去。后来，他潜心研读数十年，终于明白其深奥的道理，他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为此，他亲自为《法言》《太玄》作集注，传播扬雄的思想主张。

读圣人只是成为圣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心解。孔子谦虚地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扬雄明确说《太玄》就是“作”，自视甚高。圣人通常要拈出自己的核心观念，譬如孔子讲“仁”，老子讲“道”，扬雄就讲“玄”字，反反复复，不厌其烦。死后，他的坟头也被称作“玄冢”。可见，“玄”是扬雄的标签。

“玄”的核心是“损益”二字。《太玄赋》所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周易》有损、益二卦。《杂卦》说：“损益，盛衰之始也。”所谓极损则益，极益则损。《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里其实有着深刻的辩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大名人，像屈原、李斯、晁错、伯夷、叔齐、伍子胥等，都很有智慧，却最终不免于死。扬雄说：“我异于此，执太玄兮”，和光同尘，与世俯仰。

第二个特点，是浓厚的学者特质。他博览群书，无所不见，是名符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通晓天文学，著有《难盖天八事》，精通地理学，著有十二州箴。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更是彪炳史册。他年轻的时候，模仿司马相如《凡将篇》作《训纂篇》八十九章。

应劭《风俗通义序》记载说，周、秦时期，每年八月会派遣輶轩之使，到各地采集异代方言，收集整理之后，收藏起来，便于考察天下风俗。秦朝灭亡后，这些资料散落殆尽。史载，严遵记诵千言，林闾翁孺略知梗概。扬雄从学，并以此为基础，积三十年之功，完成划时代的学术巨著《方言》，为中国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当时人就称这部著作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清代最大的学问家戴震著有《方言疏证》，今人华学诚有《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学诚教授在前言中对扬雄《方言》成就概括为三点：一是依靠个人毕生精力，研究全国方言，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二是《方言》的基本材料都是扬雄运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方言调查方法获取的鲜活语料。三是《方言》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

肆

清贫不失节

第三个特点，是率性的诗人本色。扬雄想当圣人，又想当学者，还有更不能让他忘情的，是文学。《汉书》本传就说他实“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扬雄的著述，《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其中大赋最为著名，后人把他和司马相如并称“扬马”。李白说：“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杜甫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第四个特点，是难得的安贫乐道。司马相如到了长安，奋发扬厉，在各个方面崭露头角，赢得了世人的喝彩。而扬雄在官场就做过郎和大夫。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为郎中令的下属，俸禄从三百石到六百石不等。后来略升为太中大夫，还不是专任职务，故称中散大夫。扬雄的薪水本来就不高，加之两个孩子先后在长安死去，他动用了积蓄，把他们送回老家安葬，因此致贫。对此，桓谭也表示不理解。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挣钱。相传，他撰写《法言》时，蜀中有富人愿出十万钱，就希望在书中留下他的名字。扬雄断然拒绝，说富人无义，正如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么能随意记载呢？为了回应质疑，扬雄写了一篇滑稽的《逐贫赋》，从“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写起，假托自己和“贫”的对话，最初他责难“贫”来找他麻烦。“贫”为此辩解，他最后居然被“贫”说服，认为贫困是好事，决心“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逐不去，与我游息”。

第五个特点，是含泪中的欣慰。扬雄的朋友圈很小，可能是口吃缘故，他不善与人交往，不善高谈阔论。他看起来真有点寂寞。但寂寞中又有欣慰。他有聪明伶俐的孩子，有忠心耿耿的弟子，还有终身不渝的知己。

《法言·问神》中特别记载了他与九岁儿子一起讨论《太玄》的情形。这个孩子，《太平御览》引《刘向别传》，还有《华阳国志》等，都记述说是扬雄第二子，叫扬信，字子乌，非常聪明，甚至还帮助扬雄解决一些难题。可惜九岁就死掉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话用在桓谭身上很合适。桓谭可以说是扬雄唯一的知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扬雄。《新论》有这样一则记载，张子侯用“西道孔子”来赞美扬雄，本来是好事，但桓谭依然不满意。说：孔子能说只是鲁国的孔子吗？他也可以说是齐国的孔子，楚国的孔子。言下之意，扬雄不仅是西部孔子，也是东部孔子，他的意义已不限于某一地区。听到扬雄死讯，有人问桓谭：你总是盛赞扬雄，他的书可以传到后世吗？桓谭斩钉截铁地说：必传。

第六个特点，是难以调和的毁誉。扬雄生前，评价就有很大分歧。譬如王莽时的“国师”刘歆，他欣赏扬雄的学问，但对他的处世方式深不以为然。扬雄曾为续修《史记》收集很多资料，稍后的班彪也评价不高，认为他只是好事者，并没有下过功夫。他对扬雄依附王莽，认为大节有亏，更是不齿。南北朝时期，扬雄已经有圣人的赞誉，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多有讥讽，说他不过“晓算术、解阴阳”而已，怎敢望圣人的清尘。这种负面评价，从苏东坡、朱熹到近现代，不绝如缕。如蜀中同乡苏轼就看不起扬雄，说他是用艰涩的文字，掩盖肤浅的思想。近代蜀中大儒刘咸炘也说扬雄的学术比较浮泛，与传统的实儒不同，实为“文儒”之祖。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两汉之际，以文士为特征的儒者大批涌现。除他指出的桓谭外，还有王充、蔡邕、马融、张衡等等。

与此同时，正面的赞誉更多。桓谭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就多次称扬雄，称他“蹈孔子之迹”、“参贰圣之才”。张衡酷爱《太玄经》，曾对好友崔瑗说：扬雄的《太玄》，妙极道数，与五经相拟，可称是汉代两百年的代表著作。唐宋时期，韩愈、司马光等人更是将扬雄置于孟子之上，视为孔子之后第一圣人。

作者简介

刘跃进，1982年至1991年在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中文系任教，199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及先秦卷、秦汉卷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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