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们的努力,道德、文才、吏能兼具的新型士大夫最终在北宋中期成形。 能臣辈出的科举龙虎榜

□本报记者鲍青

太平兴国五年的科举,历来被称为北宋第一次出现的龙虎榜。此科不仅能臣辈出,而且他们显露的新型士大夫性格,对后世文人性情有深远影响。

此科进士中,尤以寇准和张咏最为洒脱率直,也最为可爱自然。

寇准与张咏早早就是布衣之交。两人又同年应考,同时中第,友情弥笃。寇准善于谋略,有治国兴邦的才能；张咏善于务实,有安民抚地的才华。两人的共同特点是为人耿直,不卑不亢。

张咏将四川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四川百姓爱戴。某日有同僚告诉他,听说寇准就要当宰相了,他俩可真是当今的“双杰”。

张咏并没有压人抬己、嫉才妒贤之意,他真诚地说:“寇公奇才,可惜学术不足。”后来寇准力主宋真宗亲赴澶渊前线,打退辽国进攻,并和辽国达成和议。张咏在四川闻听此事,感慨地说:“使公(寇准)治蜀,未必如咏。至澶渊一掷,咏亦不敢也。”

后来寇准因刚直被贬为陕州知州。张咏回朝路过此地,寇准热情款待这位老友。临别时,寇准送张咏到郊外,并问他有什么教寇准的?张咏缓缓地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明所以,回来后便读起来。当他读到“不学无术”时,不由地笑了:“这是张公对我的评价啊。”张咏说寇准不学无术,并不是说他学问不高、见识有限,而是说他人情不够练达,方正有余,圆滑不足。而这正是寇准仕途起伏的重要原因。

张咏和寇准的故事,只是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科群体的一个小插曲。那一届的科举,是能臣辈出的“龙虎榜”。状元苏易简虽然因饮酒过量早亡,但他参与编纂《文苑英华》等巨著,确立了北宋“崇文”的政策倾向。而真宗朝的丞相,如李沆、寇准、王旦和向敏中,都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又如名臣张咏,更成为善于安抚地方的能员干吏。

龙虎榜的诞生,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宋太宗赵光义即位时,正是宋代疆域渐趋广大的崛起时期。疆域的扩展,导致地方州县官吏出现较为严重的缺员现象,加上当时宋室实行“重文抑武”政策,朝廷对地方文官需求更为急切。宋太宗分别在太平兴国二年、太平兴国三年连续进行科举考试,这两科录取的进士人数,大大超过太祖朝进士科录取人数。

时隔两年,太平兴国五年又开科取士。礼部的考试完成后,太宗在讲武殿内复试礼部奏报合格的进士。他要求这些新科士子分别作赋、诗、论各一篇。太宗所出考题是春雨如膏赋、明州进白鹦鹉诗、文武何先论。

太宗之所以这样出考题,与太平兴国五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前一年,北宋攻灭依附契丹的北方割据政权北汉,宋太宗想趁着战胜之威,马不停蹄北上攻辽,取得对辽国的战略优势。为了鼓舞士气,太宗本人也亲抵战事一线指挥。但在高梁河之战中,宋军遭遇大溃败,甚至太宗也中箭受伤,“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此战宋军输得极为狼狈,辽军缴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当年九月,辽景宗为报复北宋这次进攻,率军大举南下侵宋。结果宋军集中兵力,在满城之战大获全胜。太平兴国五年的科举考试,就是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进行的。

太宗本来希望通过收复燕云地区、恢复汉唐版图的方式来巩固帝位。但事与愿违,高梁河一役的惨败让他心惊胆战,而满城的空前胜利又使他信心十足。究竟是以军事胜辽,还是以文德使其臣服,太宗心中犹疑不决,于是就有了“文武何先论”的殿试考题。

考生如何回答这道策论题,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但这科进士考试,宋太宗依旧延续了此前高度重视的态度。他继续增加科举录取人数,并给予他们优渥官职。太宗先是赐于迎春苑,并且“第一等进士并为将作监丞充诸道通判,余为大理评事知县”。将作监丞的品级为六品,大理评事为八品。在太祖时期,状元王嗣宗“初为秦州司理参军,路冲知州事,常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系之”。状元仅授秦州司理参军这样的九品小官,而且受到知州的轻侮怠慢,可见太宗朝进士地位大大提升。

太宗希望这些新科进士,能够迅速胜任国家建设需要。而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辜负宋太宗的期望。

宋初君主在选擢人才方面,遵循着道德、文才、吏能的标准。虽然在王朝之初要选拔到三者兼备之人有一定困难,但这科进士却是道德和才华兼具。他们要么端直不苟,清约克己,以德行彰显于士林；要么吟诗作赋,制章撰浩,以文才显赫于朝堂；要么勤于政务,通晓民事,以吏才扬名于当世。经过他们的努力,道德、文才、吏能兼具的新型士大夫最终在北宋中期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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