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地域文化 在融合交流中演变
五尺道
昭通，位于云南省与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战略地理位置上是“锁钥南滇，咽喉西蜀”。历史上的昭通是云南通向川黔两省的重要门户，是中原地区和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我国著名“南丝绸之路”的要冲。
早在新石器时代，昭通就有原始人繁衍生息。昭通介于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汇点，又受中原文化影响，西汉时期就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在云南各地尚处于蛮荒之时，昭通已经具有鲜明的人文特色。历史上与生俱来的开文明之先的优势，令这个处于边缘地带的区域，拥有了一份骄傲与自豪。
呼应的历史变迁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锦瑟》诗中的下句，化用望帝杜宇“魂化杜鹃”之典故。“望帝”，古蜀国杜宇的帝号。西周末至春秋初期时，杜宇入蜀，“教民务农”，带去先进的农耕文明，得蜀民拥戴。《蜀王本纪》载：“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这就是历史上的“北主”，即在政治上的“问鼎中心”。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经略云南，公元前250年，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焚道延伸至建宁（今曲靖），史称“五尺道”。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中原文化的“南渐”，得风气之先。
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重开“南夷道”，昭通市设朱提县（郡），昭通首次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800余年，中原与西南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催生了“朱提文化”。其时，发达的农业经济、灿烂的青铜文化、闻名全国的朱提银、儒学的方兴未艾，朱提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在汉孟孝琚碑和晋霍承嗣壁画墓里得以佐证。
汉孟孝琚碑，碑文记述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事迹，碑文书体为东汉风格。梁启超在题跋中说：“见此碑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霍承嗣壁画中的“夷汉部曲”的写实画像，是现存晋代壁画的唯一，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古代云南与中原文化关系的重要实证。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云南，昭通被边缘化，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与南诏、大理文化融合。
昭通，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改土归流”，改乌蒙为昭通。从历史趋势上讲，“改土归流”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但还原历史，不排除清政府对日益独大的土司制度的制裁和控制。“改土归流”自然也引起了激烈的军事对抗“以土抗流”，尤其鲁甸、巧家、镇雄一带，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是昭通对抗政治权力边缘化的军事体现。
地域文化的形成
作为云南文化三大发祥地之一的昭通，其地域的文化渊源，有史记载可追溯到杜宇的农耕文明，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促进了当地文明的发展。西汉时的朱提文化融汇了巴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中原文化，具有了独特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值得探讨的是，昭通文化自带的一份强势气质。
1901年出土的东汉孟孝琚碑，其书体实证了历史。如果抛开书法，大多数人会对碑身的图形产生疑问。碑身四个方位分别是龙、虎、雀、龟四灵形象，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左白虎右青龙，这与常识的左青龙右白虎相悖。而在昭通文化传承中，左为尊贵，与中原文化并不矛盾。为何会出现这种“常识性失误”呢？
这就不能回避昭通的彝族。彝族之于昭通，正如彝族文化之于昭通的气质，近代著名的龙云卢汉便是昭通彝族人。历史上的昭通，彝族是昭通的主要原住民。“改土归流”前的人口造册，90%是彝族。现在的人口比例，彝族缩小，是“改土归流”之后的外来移民改变了格局。但是昭通的文化气质与文化个性，都飘忽着彝族文化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讲，昭通的原生态文化与彝族文化休戚相关。
彝族，崇拜虎。彝族从前被称为“倮倮”，这其实源自彝族对虎的敬称，彝族自称“虎的民族”。如此追溯，便可理解为何东汉孟孝琚碑身会出现左虎右龙的图形，也从侧面佐证了昭通原生态文化的自尊和强势，遑论五行文化。
彝族文化是昭通原生态文化的主体，还体现在昭通的民俗和历法上。彝族历法是十月历，即一年十个月，每个月36天。中原地区的农历“二月二”节日，在彝族节日里对应的是“二月八”祭龙日，也就是说，汉历里的二月二对应彝族历法里的二月八。以此类推反证，大理的三月街、绕桑林，相当于十月历里的三月三和四月四。白族和彝族同源同宗于古代氐羌，可见，彝族文化对云南大理等其它地区的风俗文化都产生过影响，只不过，昭通因其地缘因素而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文化的“本真”，并最大限度地在中原文化融合进程中，抵御了主流文化的同化。
在昭通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民族融合和交流，既是昭通人民的抗争史，地域文化的形成史，也是一部昭通地域文化的气质流变史。
地域特色的
昭通文学
西汉时期，昭通开创了璀璨的朱提文化。“其民好学”的“朱提文化”精髓，崇尚读书、崇尚文化得以千年延续的传统，成为当代昭通文化群体的精神载体。“昭通文学”以精神张扬的群体自信面貌而成为一种现象并引人关注。
2006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昭通作家群”与“宁夏青年作家群”、“甘肃青年作家群”、“河南青年作家群”一起被写入大会的主题报告，昭通作家群是全国唯一一个被中国作协以市级地名来命名的作家群，昭通作家群不拘泥于某个文学样式，而是囊括了文学各个样式并有相对稳定的创作人群。
撑起云南文学的半壁江山的昭通文学，依旧无法回避昭通地域的气质，磅礴绵延的乌蒙山脉和惊涛拍案的金沙江，构成了他们的生活场。共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血脉、文化审美和文化思考，尽管写作方式各异，但是他们的创作构筑了一个地域文化的同质化，文学叙事具有泛民族视野。因此，昭通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地理与人文情怀起了作用。
昭通文学现象，其精神内核是那种超越物质的精神价值取向和源自边缘的自信。这种气质的传承，成为涵育精英人才的基因和底蕴。任何一个地域文化的发展都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鲜活演进的。昭通自古的山水形胜和战略位置，使其在云南是一个历史上的交通枢纽和文化生态的符号和表征。生于斯长于斯的昭通人，地域自信诱发的非地域情怀，在地域血脉里演绎成一种生命哲学的呼唤。
一个地域数千年的嬗变过程，已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一个地域现象的产生，也必有其本质属性，原发的自然属性。这种自信和心态，是昭通人自古垂今，层浪重叠地精神之旅。这其间自然有先天之本和后天顺势的合力，回顾，顺应文化走势又有主导意识的人士，往往在走出昭通，在全国视域和时代突围的较量中，成就了其“王者风范”。
昭通地域文化和昭通现象是难以用数学符号勾连等同的，唯有在母体文化的折射中，在生活场域气质深植里，探知昭通之子的昭通烙印。而一个人的成就高低，与其对乡土文化（母体文化）的消化、吸收、传承、扬弃须臾休戚，总不乏地域文化的特性背后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度，尽管有种种现代性的书写或表达，但精神气质的涵育则是贯通的。
◎川江都市报记者 汤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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