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挖古物
疫情下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浐灞考古队坚持发掘，全员留守工地。图片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安特生旧照。
河南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出土的石器线描图。
泥土即将吐露它最幽深的秘密，手铲撬开了它紧闭千年的双唇，刷子拂去了它脸上沧桑的积尘，古老的岁月终于开口低声吐出只言片语。
这是考古发掘最罗曼蒂克的一幕：在历经汗水、心血以及无数次冒险之后，考古学者终于和他心仪的对象见面，古老的时光被瞬间打破，在这一刻，考古人犹如童话中的王子，披荆斩棘，深入被人遗忘的古迹或是地下幽深的墓穴，终于用手中的考古工具“吻醒”沉睡千年的古老文明——她张开被岁月尘封的双唇，向唤醒自己的救星倾诉内心中最深的秘密。
至少在公众心目中，考古学者的工作，就是深入地下，解开尘封的秘密。但你很快会看到，事实并不尽然——有些事物，沉睡在地下时无人知晓，挖出地表时同样给人带来困惑。
就像一百年前的“一小块红色的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是黑色的彩绘”。它给眼前握持手铲的这位专业人士带来的就是深深的困惑。
知与行
他叫安特生，原本是一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自1914年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进行地质考察，他已在中国度过了七年时光。1921年4月18日，是安特生第二次来到河南渑池仰韶村。在三年前的初次来访时，安特生发现当地中药铺出售的所谓“龙骨”和“龙齿”正是他最感兴趣的古生物化石。这一次他再度来访的原因，是他的助手刘长山几个月前在仰韶采集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化石，因此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来到这里的目的，是确定这里是否存在着大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由于交通不便，安特生从渑池县城步行跋涉了7.5公里前往遗址进行考察，在仰韶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经过了“一个真正的小峡谷”。对地质学家来说，峡谷在地形调查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展现出地层年代的变化。那块让他大惑不解的陶片，就埋藏在这座峡谷北边一条沟渠的底部红色泥土中。
“这是第三纪的泥土，它被清晰的一层满含灰土和碎石的特有松土覆盖着，可以肯定是石器时代的堆积”，陶片正是在堆积的最底层发现的。这里本应是石器统治的地层，却出现了如此精美的陶片，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它不该出现在那里，却偏偏就在自己眼前出现了。
“我感到有点失望，认为走的这条路把我们引入了歧途，我想我还是回到地质古生物学研究上较为稳妥”。但在那天晚上，安特生辗转反侧，陶片仿佛一柄被石器削尖的利刃，重重地将他的内心划分为二。在这场天人交战中，好奇心最终战胜了困惑与失望，他决定先尝试用一天时间去探索那座峡谷泥土里的秘密。
“考察了几个小时后，我在没有动过的灰土中找到了一件精致的石锛。这天，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必须在这里研究这些非同寻常的重要堆积、丰富的遗物，特别是容器碎片，包括我之前提到的美丽的磨光彩陶”。
六个月后，在安特生的主持下，一支中外合作的考察队，从北京出发前往仰韶遗址进行考察发掘。从10月27日到12月1日共计36天的发掘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骨器与贝器，在探沟的断面还找到了人类居住过的遗迹与古井的遗存。
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红、黑、灰三种类型的陶器。陶器之所以重要，一如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极粗糙的陶器，要想做得成，也非有一点实用化学、实用物理学、实用地质学的知识和充分的手头技巧不可”。而在陶器上施以色彩、描绘线条与纹样，更能体现出一种超越基本物质生存之上对精神上审美的追求。因此，“陶器是文明的指数，虽然不是精确的，却是真实的指数”。安特生在1921年4月18日发现的那枚陶片，不仅是文明的指数，更是一把钥匙，不仅打开了仰韶沉睡数千年的文明，也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考古之门。中国考古学就此开始了它绵延至今的百年征程。
毋庸置疑，中国百年考古史当然可以写成一部筚路蓝缕、充满冒险与挑战的史诗，从安特生开始，每一代中国考古人都是这部史诗中的英雄。而眼下，正是中国考古学的兴奋时代，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在媒体的推动下，犹如日渐汹涌的洪流，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现场推向公众的眼前。两周前，陕西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江村的考古现场再次成功吸引了公众的目光。陕西省文物部门宣布，确认自2006年起考古发掘了15年的江村大墓，就是被誉为三代以下仁君典范，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沉睡之地霸陵所在。尽管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表示，霸陵的主墓目前不会进行发掘，但坊间关于陵墓中是否隐藏着这位史册中俭朴仁君另一张面孔的争论，仍然喧嚷不休。
但这些传奇故事和光鲜亮丽的考古发现，并不是考古的全部。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它们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不到万分之一。那些没有在公众面前讲述的故事反而如尘沙之众。就像是安特生发现的那枚陶片，作为第一片被专业人士注目的陶片，它名垂史册（尽管它如今去向不明）。但在它之后，有成千上万的陶片被发掘出来，它们除了极少数被陈列在博物馆中，有幸领受参观者一掠而过的匆匆目光之外，更多的陶片则分门别类地安卧在暗无天日的文物库房中，仿佛它们被短暂唤醒的目的就是换个地方睡觉一样。但它们的意义却从此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是被丢弃埋藏的碎片，而是被考古学者珍视的研究对象，是记录古人生活轨迹的考古标本。
众多的考古标本就像历史的拼图，在考古学者的眼中和手下拼凑出一个古老时代的样貌。既然这个故事从一枚陶片开始，那么就让它成为一块拼图，而将这块拼图与其他碎片拼在一起，除了专业的知识和敏锐的眼光，还需要加上一分必不可少的时运。
时与运
偶然的发现、好奇心的驱动、专业的眼光和胼手胝足的实践，让一枚陶片开启了一个失落的文明。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故事听起来既充满戏剧性又合情合理。但这个故事本可以有另外一个同样合情合理的走向——如果在一百年前的那个深夜，安特生面对自己困惑与失望退让一步，那么一切或许就会迥然不同。毕竟，解读这块陶片的秘密并不是地质学家的工作。当然，这些陶片早晚还会有其他人发现，但它们的下场大概率会像那些中药铺里的古生物化石一样，成为某个小孩子脖子上的挂饰，甚至是随意丢弃的垃圾——这种推想并非无稽之谈，不止一位考古学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件至关重要的古物，却落在完全不知道它真正价值的人手中。
安特生在仰韶发现那枚彩陶碎片的60年后。距离仰韶文化遗址1200公里外的辽宁建平县文化站的一间平房里，一位名叫郭大顺的考古学者正对着来自县里三十二个公社的文化站长进行文物普查培训。此时，辽宁省第二次文物普查已经进行到第三年。负责调查的考古人员在东山咀和凌源三官甸子发现了一些玉器，由于找不到确切的地层关系，因此无法确定这些玉器的年代，但它们似乎都指向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
郭大顺一直对这些玉器倍加留心。1974年，他在乌丹旗文化馆见到了一件大玉龙，“墨绿色玉，龙首长吻，卷体有力，长髯飘扬，个体特大，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样体型巨大的玉龙，在中原地区称得上是重器，但为何会出现在西辽河地区？”这让郭大顺感到困惑不已。在看过玉龙后，他特意去乌丹镇以北的赛沁塔拉村探访村民回忆的出土地点，尽管在那附近就有红山文化遗址，但这些玉器造型之精美、工艺之先进，都让人难以相信它们会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产物。他需要找到这些玉器确切出土的地点，以便发现明确的地层关系，确定这些玉器的年代。
因此，在这次培训课上，郭大顺特意提到自己正在寻找这些玉器的出土地点。
时运就在这堂课上意外降临，富山公社的文化站长在课上直接告诉他，他们公社马家沟村老乡家里有个“玉笔筒”。一下课，郭大顺和他的同事就借了几辆自行车，骑车15公里赶到马家沟：“我们在马家沟生产队队长家里还真见到一件玉笔筒，放在他家的地柜上，里面插着几支笔。我一看，这哪是什么笔筒，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斜口筒形玉器吗？”
郭大顺急忙询问这件“玉笔筒”的出土地点，生产队队长把他们领到村西部101国道南侧的一个山梁。那天郭大顺的时运好得出奇：“正好在地头，有村民起石头时露出一块人骨，我们就做了简单的清理，发现是个石棺墓，墓主人头部有个玉环，仔细分析地层，发现石棺上头就是一层黑土，黑土里有白色石片夹着红山文化的红陶片、彩陶片。遗址单纯和清晰地层，使我的心里终于有了底，可以肯定墓葬的时代就是红山文化的”——这也成为了红山文化玉器第一次正式出土。
考古学的所谓“时运”，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命运之神对考古学者的意外垂青，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像是对考古学者目力的一次检验，看看他们是否能精准发现泥土中暗藏的符码。如果郭大顺不是对红山玉器的特征早有钻研，那么他即使见到地柜上的那个“玉笔筒”很可能也因为没能辨识出其中玄机而与这一重大发现失之交臂。时运在这里起到的真正作用，就是让考古学者与研究对象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会面。
“我觉得自己真是很幸运，刚到考古工地，就发现了壁画。”
2021年的夏天，年轻考古学者徐弛第一次踏足唐朝墩的考古现场。这里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被认为是唐代北庭都护府辖下蒲类县城的遗址，从唐代，历经高昌回鹘、西辽直到蒙元时期，这里都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留下的历史遗存自然也多姿多彩。就在徐弛来到这里的三年前，考古队员在遗址的东北角发现了一个罗马式风格的浴场。两年后，遗址中心的夯土台基处又发掘出一座高昌回鹘时期前殿后塔的回廊式佛教遗址。
当徐弛来到这里时，考古队正在佛寺遗址的北侧进行发掘，就在他到来的前一天，一道建筑的隔墙刚刚从地下浮出地表，上面隐约可以看到壁画的图案。
“我到那天，壁画刚刚清理出一部分，因为它旁边是个佛寺，所以当时初步判断很可能也是一个佛教寺院。我过去仔细看时，发现壁画的人物头上好像顶着一个十字。我因为是做中西关系史的，对这方面比较敏感，我就猜这会不会是一个景教寺院。”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更大面积的壁画从沙土中显现出来，壁画中人物手握权杖，胸前、帽上的景教十字标志一个接一个地清晰浮现出来——这确实是个景教寺院，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猜对了”，而是因为他的专业素养让他在与壁画的初次邂逅时，眼光准确地捕捉到了上面最关键的信息。
考古工作充满了这样时运奇巧的意外，这些意外既给人带来惊喜，有时也让人提心吊胆——只要想想那些没被考古学者发现的文物的命运，就能理解这种感受。郭大顺在上世纪70年代刚刚踏上考古之路时，曾经作为业务人员到铁岭的炼铜厂拣选各地送来熔炼的废旧铜制品。他刚到不久，炼铜厂就收到了一批青铜车马器，上面还带着新鲜的土锈，像是刚刚出土不久。听说这些铜器是从辽西朝阳挖出来的，于是郭大顺便和同事背着这些铜器，到朝阳去找它们的出土地点，“结果真就在朝阳县南部偏僻山沟里一个叫魏营子的村旁小凌河畔发现了西周木椁墓。这是在辽宁，也是在东北地区首次发现西周早期墓葬”。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次意外发现也足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这批被郭大顺和他的同事从熔炉前抢救出的青铜车马器诚然堪称意外惊喜，但它们意料之中的结局却常常是糊里糊涂地成了熔炉里的铜水。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曾进行一项统计，当时，仅从熔炉前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就达到117吨，其中不乏三代鼎彝和宋明珍品，而那些回炉熔毁的文物，就更不知多少。
郭大顺在熔炉前的意外发现，算是考古学者一次有惊无险的成功救援行动。考古就像一种与意外你追我赶的冒险，只要追上意外，努力和汗水就会获得高昂的奖赏。这也是考古学最具魅惑力的所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考古学最具蒙蔽性的面纱。
物与人
关于考古发现的媒体报道常常给公众带来一种错觉，仿佛一铲子下去，就刚好正中标的，惊世发现就像喷泉一样从地下不断涌出，纷拥陈列在世人面前。每一件出土文物都像是被宠坏的顽皮孩子，不知从哪个地层突然跳出来给人惊喜，而考古学者们则像最富有爱心的父母一样，用可爱的小毛刷子为它们掸去千百年的尘土。
但这一刻意展现给世人的形象与考古学者的真实形象大相径庭。就像开篇引述的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的故事，恐怕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安特生记述的一句话：“考察了几个小时后。”
几个小时的考察，仅仅发现了一个石锛。不过这还算是时运最佳的状况，大多数情况下，考古学者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很可能发现的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考古标本。2016年10月，一群北京大学和郑州市考古研究院的年轻考古学者，在郑州二七区侯寨乡一个名叫老奶奶庙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除了考古学专业人士外，这个地方几乎无人知晓。他们一共发掘了足足两个月，直到天寒地冻才停止发掘，根据考古报告，他们发掘出的东西大都是这样的：“单刃刮削器：16EL(3):71，素材为断块，长20.6mm，宽15.7mm，厚9.7mm，重3.2g，刃缘长10.9mm，硬锤正向修理，修疤连续，刃角73°-75°”。
在普通人眼中，这几乎跟随处可见的碎石块别无两样。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发掘的地点是一个“（旧石器时代人类）中心营地外围的人类活动辐射区，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发现，表明古人类曾在此处活动，但可能并不频繁”。
绝大多数的考古发掘活动，都像这份考古报告一样干涩乏味。进行发掘的遗址很可能自始至终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发掘出的考古标本也算不上什么惊世发现。即使有了惊世发现，最初的惊喜也会在考古学者理性头脑中迅速冷却降温，变成手中的测绘记录的考古标本——标记，装袋，封存。然后，下一个。
“你肯定知道那个三星堆挖出来的金面具。它现在可出名了。对了，你们看到的是把它展开又修复好的样子，但发现它时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顾大志不自觉地轻轻笑了出来。他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硕士，正在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实习。
2021年初，四川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金面具甫经发现，便在公众兴奋的目光呵护下成了年度考古的宠儿，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新鲜出炉——从成批上架的金面具的仿造品，到戒指和冰箱贴，古人戴在脸上的金面具甚至被做成运动鞋穿在脚上，足下生辉。不过，正如顾大志所说的那样，这股兴奋热潮的前提是它得到了考古人员精心修复，让它得以在公众面前熠熠生光，但它刚被考古人员从地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时，却并不那么光彩照人：
“它就是一块金片，压得扁扁的，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就把它登记下来：金片，数量一。然后就去挖其他的东西。”
考古人对研究对象的记录似乎理性得有些过头，但考古的左膀右臂就是理性与科学，考古人对出土古物的情感，很多时候就像古物本身，在考古发掘时，需要被埋藏心底，只有通过行为才能展现出来。就像是为了保护脆弱的壁画用女生画眉毛的小刷一丝一毫地清理上面的尘土，或是大气不敢出地揭下蒙在器物表面命如纸薄的织物残片。
最大多数的事情，是以常人难以忍受的耐心，花费常人不愿花费的时间，去发掘那些常人眼中毫无价值的考古标本。顾大志提起自己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地最常做的事，就是一连几个小时去清理探方中那些黑乎乎的“炭块”——这些不起眼的黑色块状物，是古代木制品炭化留下的痕迹。尽管它们在经济上毫无价值，但作为考古标本，它们可以用来鉴定年代。
考古现场不是《鬼吹灯》里血脉贲张的冒险秘境，不需要舞刀弄剑消灭看守宝藏的怪物——考古学者和寻宝冒险家完全是两码事。考古学者唯一需要扫除的障碍，就是眼前的土块和石头，他们最常见的风险，就是忍受长期弯腰跪地导致的膝盖麻木和脊椎酸痛。但在每一个考古现场，你都会看到考古学者们始终聚在那里，跪在地上，伏下身体，脸几乎贴着地面，倾听泥土吐露它最幽深的秘密。
□李夏恩
新闻推荐
“名人大讲堂”忠实观众一期不落：“所讲内容成为孩子的作文素材”
12月27日晚，一群热爱历史和考古的幸运观众走进新一期的“名人大讲堂”，一起聆听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为大家...
陕西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陕西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