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 满天星光闪耀中华
玉人（立） 
玉人（坐） 
玉鹰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不断冲击和改写此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认知，“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也从提出到被屡次证实。
●文化交往并非线性的，而是辐射交织着，甚至存在诸多“中转”等现象。
●陕西汉中平原的宝山遗址，或是中原文明联通古蜀文明的一个“中转站”。
●正是共同的精神信仰，使多元的区域文化圈始终被紧紧凝结于中华文化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中。
我们从哪里来？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考古学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据主要地位。然而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良渚、石家河、凌家滩、三星堆等一批长江流域重要遗址，以及更大范围内高度发达史前文化的发现，不断冲击着这一认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率先明确提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开启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认知的重构。
自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实施以来，考古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大批丰富的考古材料，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许多个不同地域文明独立孕育，呈现出多元格局，在长期发展中，交流互动、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最终走向一体化趋势。
正在持续进行的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不断再现，值此之机，2021年7月下旬至10月中旬，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体报道组踏上寻访之路。古老的遗址和出土的丰厚文物，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文明多地起源、并存发展；丰富多样，交流互鉴，最终兼收并蓄，百川归海。
多元格局
系列考古发现
改写文明起源的认知
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
在中原地区之外
一大批高度发达的
史前遗址重要发现“接踵而至”
让学术界开启了一场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
重新思考和讨论
水，生命之源。文明的起源，也与水息息相关。
100年前，地处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因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破除了中华文化的西来之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就在中华大地之上。但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一度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学界的主流认知。
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随着全国考古工作广泛开展，从中原沿黄河向上的陕西石峁、山西陶寺，从中原沿黄河而下的山东大汶口，都发现了能够与中原文化相提并论的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遗址。
石峁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有不少人都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被发现时所带来的巨大震撼。
和三星堆一样，石峁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有玉器流出，受到古董商人关注。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赴陕北考古调查，在当地废品收购站工作人员指引下，他赴高家堡镇征集到100多件玉器，当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里一定存在着一种高等级文化。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石峁的整体面貌已经被清楚认识——这是一座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之间由石头“砌”出来的城，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现在已基本可以确认它是当时一个早期国家的都城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而且石峁这个考古学文化和4000年前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截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和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
不仅于此，在远离黄河流域之外，长江流域从上游至下游的四川三星堆、湖北石家河、安徽凌家滩、浙江良渚，以及以内蒙古红山为代表的辽河流域，重要发现接踵而至，不断冲击和改写此前的认知。
在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一醒惊天下”之前，人们没想到，在中国西南竟然还存在这样一个发达的区域文明。9月中旬，报道组从四川出发，沿着长江一路前行。
在湖北省天门市，探访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史前遗址石家河。这是一个延续了约2000年的发达史前文化，主体年代时间距今约5900年至3700年，遗存分布十分丰富，除了大型城址之外，还有专业化、规模化的制陶作坊，在作坊处留存至今的红陶杯残件就超过200万件。
继续前行，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可谓“5000年前的东方威尼斯”。报道组来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感受这座规划有序、河水纵横川流的发达的古国城邦，惊叹于良渚先民是用何等的智慧和组织力，才创造出一座如此恢宏壮观的水上古城。
这一系列丰富的考古材料，修正了此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观点，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从提出到被屡次证实。
交流碰撞
跨越时空文化
基因一脉相承
各地文化圈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交流互动、兼收并蓄、取长补短
既相互竞争又融合发展
最终呈现出走向一体化趋势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基于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等方面，孕育出独具特色、存在差异的各个地域性文化圈，交相辉映、多姿多彩。不同特征的文明的发展过程，从来不是孤立和封闭的，而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这样一种紧密相似和活跃联系，超越了地理空间，也跨越了时间，不同的时空，文化的基因却依然一脉相承。
三星堆虽然创造出了独特的青铜文明，但它的技术、礼制等很多东西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都能找到源头。“从铸铜技术来说，三星堆就是在中原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但根本上就是范铸，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那时出土铜器较多的是陶寺遗址。”陶寺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说，此外，三星堆也发现了很多铜铃，而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铜铃就在陶寺，从礼乐角度而言堪称一脉相承。
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400余件精美绝伦的玉器中，谭家岭2015年出土的神秘玉人头像颇受关注。头戴平顶冠，眼目凸出、阔嘴且含獠牙、鹰钩鼻，还有两边耳朵的耳垂上都有耳洞，这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颇为相似。
在方勤看来，石家河出土的这件神秘玉人头像，头像五官都十分夸张，代表着一种对于神权人物或者巫师形象的想象：凸出的大眼，或许代表着千里眼，大耳代表顺风耳，阔嘴和高隆的鼻子，也代表着更为发达的感官，整体呈现出威严的形象。“石家河所设定的这样一种神权的形象，在后来被继承，比如三星堆文化。只是三星堆铸造的人像，所使用的是青铜器，从材质上来说，青铜可以比玉器做得更加夸张。”
这样的文化交往并非线性的，而是辐射交织着，甚至存在诸多“中转”等现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三星堆所出土的玉琮，与良渚本土的玉琮依然有一些风格上的不同，良渚玉琮自始至终都保留着有弧度的凸边，而当玉琮被传到三星堆和金沙时，这种弧凸已经消失了，变成一种内圆外方的式样，琮上的分节和纹饰也发生变化，说明在接受良渚文化影响时，并不是很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一些“中转站”，或者是通过“传世”等方式，体现着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位于陕西汉中平原的宝山遗址，创造了数量可观、造型丰富的“城洋青铜器群”，呈现出中原商文化的典型特征，而出土的与中原殷墟妇好墓中同款的方罍，又与古蜀文明存在诸多相似和联系，而且还有独树一帜的独特创造，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原文明联通古蜀文明的一个“中转站”。
走向一体
共同书写
灿烂悠久中华文明
在共同精神信仰的
更大框架之下
各地文化圈结成一个“丛体”
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
各民族都做出了贡献
共同书写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
在石峁古城中，有一个重要的习俗——藏玉于墙。当年的石峁人在修建城墙的时候，把扁平的玉戈、玉刀等可以辟邪的玉器插到墙体中。有意思的是，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红烧土墙体和夯土基础中，也发现了把象牙和玉石器埋在墙体中的行为。对此，邵晶认为，虽然两个地方在城墙中放的玉器种类略有差异，但表达的应该是同一种美好的寓意——祈求城墙或建筑永固。不仅如此，石峁遗址城墙上雕刻的神面，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也有着相似的“大眼咧嘴”的表达。
在邵晶看来，这种相似之处具有深刻意义。“尽管三星堆、良渚、石家河、石峁都是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但它们并非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些神人面或者兽面的相似，说明它们对神的认知一致，都认可这种头戴羽冠、阔嘴呲牙的形象才具有神的能力。石峁城墙上的菱形器，可能代表的也是眼睛。三星堆发现大量的眼形器，说明两地也有共同的精神信仰。”
同样，方向明也表示：“当我们把视野时空放得更大，在中华古代文明版图上，不同地区的先民们其实有着相同的思想观念，但也许由于各地不同的生业经济而通过不同的载体来体现着同样的一种观念。”
正是共同的精神信仰，使多元的区域文化圈始终被紧紧凝结于中华文化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中。
2018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用“巨大的丛体”这样一个词汇来形容。“规模之大，超过了同时期世界上其他的古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个丛体看成一个整体；但里面还是分散的，各个文明相互竞争、独立发展过程中，彼此又有很多交流互鉴，于是呈现出越来越一体化趋势，这被我们称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曾表示，各个区域的文明彼此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如以玉为贵的观点、龙的信仰、祖先崇拜、天人合一、礼仪制度、和合思想等。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距今4000年左右前，中原地区的文明在吸收周边地区各文明的先进因素基础上，强势发展，崛起成为最为兴盛的文明，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走向一体化的历史格局。
10月中旬，当报道组一行站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土地之上，望着眼前的广袤原野，脑海中试图还原那些规模宏大、布局严整的宫城，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最早的青铜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似乎感受到了金玉共振、礼乐相和、龙腾华夏……中华文明正是在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在吸收多民族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奠定了一整套经济、文化与礼制基础，一个新的一体化的文明进程也就此展开。
本版撰稿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梦琳 吴晓铃 成博 边钰 李婷
本版摄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枫 向宇 韦维
部分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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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包容滋养绚丽的古蜀文明
上世纪80年代，四川三星堆“一醒惊天下”。这样一种不见于文献记载、风格如此独特却又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给世人带来强烈震撼。
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发现了不少三星堆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其他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互动的“证据”。
位于河南洛阳市偃师境内的二里头遗址，是一座夏代大型都城。二里头与三星堆远隔千里，两者在地理空间上一北一南、一东一西，时间上三星堆比二里头更晚。然而，两地出土的玉戈、陶盉、高柄豆、觚型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都极度相似，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器物群联系纽带。
其中，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归高级贵族使用，代表着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在三星堆，也发现了同样风格的铜牌饰，作为祭祀器物，在三星堆人心中，也代表着一种神圣。
在石峁遗址，出土大量的牙璋，在夏朝的中原文化圈中，牙璋也广泛见到，主要是作为礼器使用。在三星堆，同样有牙璋现身，还曾出土过青铜人像手握牙璋祭祀，表明这样一种器型，在三星堆人的观念中，并不普通，同样具有礼器的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牙璋在东南亚，例如越南等地都有所分布，专家认为，牙璋也许就是从中原经过三星堆向南传播。
正是兼容并蓄、借鉴吸收又创新发展，才造就出如此绚丽多姿、独特神秘的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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