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秦俗 悠长的秦韵 读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
作家永远离不开他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有东北高密乡，贾平凹有他的陕南棣花街——在《秦腔》里，它叫“清风街”。虽然作者说：“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但这实实在在是贾平凹的纸上故乡。
贾平凹的作品我看过很多，但《秦腔》着实还是给了我惊讶：他怎么可以这样写小说？
长篇小说尤其考验作者的结构能力，在《秦腔》里，却几乎看不到作者的结构，整篇文章似乎没有骨架，没有悬念，许多事情都是突发的，却没有什么特别的铺垫意味。似乎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没有贯穿全篇的大事件，似乎只是很牵强地将商州农村的生活画面杂糅在一起，上百个人物纷乱乱地走着。东街一群人，西街一群人，到哪儿都是人。他们并没有为作者“有意味”地说话、动作，而是胡乱地、随性地走动着，随便打个招呼，简直没有主旨。每个人都有台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都灰扑扑的，仿佛没有导演的街拍一样，生活有多芜杂，它就有多么兵荒马乱。
全文事件密集，是“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细节密集，看似散乱，但绝非随意，那喧嚣之中，有作者上帝一样的冷峻。他冷静而慈悲地造出了他们，编织了他们的生活舞台和环境，任其热辣辣地活着。他们就按照自己的秉性，闹腾出悲欢离合。这些琐碎、平庸，这些轰轰烈烈红红火火风尘仆仆的流水账，这些“无意义”，终于堆积成城，书写成卷，终于满溢四出，汇河成海，流出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像黄宾虹的山水，密密匝匝烟云缭绕地皴擦点染，茫茫一片，那些人那些物那些思潮就那么自己动着走着，就那么成了一大篇世界。
汪曾祺曾说，没有结构是最大的结构。这对于短散文来说可以如此，而对于43万字的长篇来说，则需要强大的叙事能力、剪辑能力、组合能力和掌控能力，更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传奇，但是不，他要完成一个独特的文本：淡化故事，全篇细节，双重叙事，古拙语言。这是一篇做减法的小说。
《秦腔》从夏风和白雪的婚事开篇，以陕南的一个村镇为焦点，以秦腔戏曲贯穿整部作品，通过一个叫引生的“疯子”的眼光，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的生存状态，现状与传统的交锋，理性与感性的冲突，光荣与衰朽的共存，激进与保守的对垒，通过“秦腔”这个物象和隐喻，集中展现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
他说：“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
他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
他与现实太近，所以他需要双重叙事：“疯子”引生和作者自己。作者的密实叙事和引生的全方位全知视角，乍合还分，分分合合，亦真亦幻，亦贴地行走亦凌空飞翔。“疯子”引生可以变成蜘蛛，可以变成蚱蜢，可以超越时间看到过去未来，可以超越空间看到远方，这为作者的叙述提供极大的自由，脱离了第一人称“我”的叙事羁绊，形成了独特的文本。
整篇小说以半文半白的叙事语言加上大量的秦地方言完成，朴素、简练，有秦腔本身粗犷、硬朗和古拙堪玩的味道。再加上古老的秦俗，悠长的秦韵，文本散发出浓郁的中国叙事气派——这是贾氏有别于余华、莫言等作家的重要特质。贾氏语言，有着《史记》的源；贾氏的意象，有着马尔克斯和蒲松龄的影子。
对于自己的叙述腔调和语言，贾平凹有过担忧，他说：“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我贫穷呢？”“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是否说‘没意思’就撂到尘埃里去了呢？”
确如贾平凹所言，对于《秦腔》，评论界几乎是毁誉参半。也许作品也讲究缘分吧，我是一口气看完了，正如贾先生所说：“如果慢慢去谈，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我确实读出来那一团混沌的烟火中，那一堆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里，作者的爱、不舍、揪心和慈悲。
□ 董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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