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平与七月剧团
赵伯平生于1902年7月1日，是从三秦大地走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被称为文艺战线上的“志愿兵”，对陕西戏曲文艺的创建、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建树和独特的贡献。
1939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驻云阳镇时，经伯平、汪锋提议，省委批准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职业化革命戏曲团体——“七月剧团”。赵伯平提出剧团的宗旨，就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随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剧团一直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老解放区，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和生产服务。
赵伯平从小爱好戏剧。学生时代就参加宣传演出，反帝反封建。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担任陕西省委领导职务，主管宣传教育工作，为创建关中秦腔剧团、发展革命文艺、宣传团结抗日政策做出了特殊贡献。赵伯平不仅为“七月剧团（后几次更名为西北剧团、八一剧团、关中八一剧团）制定工作方针，进行艺术指导和思想教育，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为剧团创作了不少剧本。当时的“七月剧团”，所以唱得很红，主要是演了伯平创作的被称为“新秦腔”的现代戏。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办剧团是件新事，也是件难事。为了帮助剧团健康成长，赵伯平从政治到生活，从导演到演员，从音乐到唱腔，从服装到化妆，什么是开衩袍子马蹄袖，什么是前五后六八字步，怎样打板，怎样保护嗓子，手把手地言传身教。
有一次演出时，有个演员把“国民党把民财并未都用在抗战上”一句台词，错唱成“并未有”用在抗战上。伯平看完戏后，把剧团领导和那位演员找来严肃地说：“你们犯了‘一个字’的错误，怎么把‘都’，字唱成了‘有’字？！‘并未都’的意思，是说国民党把民财没有全部用在抗战上，是消极抗战，这是事实。而你唱成‘并未有’，是说国民党把民财一点也没有用在抗战上，这不是事实。如果国民党说我们造谣，这一字之错，就会闹出大乱子来！”
赵伯平进一步又从剧团的战斗作用上强调说：“你们是剧团，也是炮团，一个剧本就是一门炮，一句台词就是一发炮弹，要瞅准目标，百发百中，不能乱发，更不能滥发。”他鼓青年演员刻苦学习，“要想戏路通，全靠少年功”，“不经七冬八夏，哪会唱、念、做、打？！”“五年的胳膊十年的腿，二十年练不好一张嘴”。他还用具体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演员，不练好基本功，“字不正，腔不圆，一辈子唱戏都是粘、粘、粘！”要求演员在“练”字上下苦功。
他创作的被称为“新秦腔”的现代戏。其中主要有《新考试》《大上当》《祁半仙》《抓汉奸》《特种学校》等。这些剧本，虽然题材各异，但都从不同角度有力地宣传了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投敌卖国、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尤其是他的剧本风格，突出的特点是妙趣横生，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喜剧色彩很浓。如《抓汉奸》中一个敌军官唱道：
“军装穿得齐而整，
好在人前摆威风。
见了上司恭而敬，
把冷娃耍给老百姓。
弟兄不听我的令，
一训二打不留情。
白天吃的磨擦饭，
黑夜念的降日经。
乡党说咱太懵懂，
亲戚说咱胡咕咚。
管它懵懂不懵懂，
得威风来且威风。”
“七月剧团演的戏，为咱百姓出了气！”就是广大农民群众对赵伯平剧本既朴素而又中肯的评价。
赵伯平说“戏情即世情，欲知世情看戏情”。1941年秋至1942年夏，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改编了大型传统戏《三滴血》，突出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把《韩宝英》改编为《石达开》，突出反对不顾大局、拥兵自重的分裂主义；改编大型现代剧《民族魂》，突出团结抗战、反对投降主义。这三个剧本，由八一剧团排练上演后，很受群众欢迎。1942年10月，八一剧团徒步赴延安公演，历时两个半月，演出60余场，观众12万人次，轰动延安。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看了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演出时，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同志看了戏。毛泽东说，戏的内容和表演都好。并委托中央办公厅给剧团赠送了书有“推陈出新”四个大字的幕幛和一条10米长的横额，上书“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而奋斗”。群众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戏，不但不反对，而且赞不绝口，拍手叫好。
（节选自《赵伯平》）（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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