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主角》写尽秦腔戏台悲与欢 作家陈彦讲述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心路历程

陈彦记者 尚洪涛 摄《主角》封面

作家陈彦，在繁忙政务之余笔耕不辍，继《西京故事》《装台》两部长篇小说之后，新作《主角》1月28日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曾被《人民文学》刊发于头条的重量级作品，素材来源于作家前半生的真实经历。一两百号人物在书中粉墨登场，故事围绕秦腔名角忆秦娥一一铺陈开来，似真似幻。作家从1976年写到2016年，从乡村到都市再辗转海外，透过秦腔舞台，描摹出中国最古老剧种的沧桑变迁，与整个社会在时代洪流中历经万千变幻的生动画卷。近日，记者专访了作家陈彦，请他讲述了诸多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心路历程。

秦腔的价值在于持之以恒地诉说“世道人心”

记者：大秦之腔，腔调中似乎永远透着苍凉与悲壮。您经历过秦腔行业的兴衰起落，对秦腔究竟凝聚着一种怎样的感情？

陈彦：秦腔的兴衰起落，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阶段而已，在秦腔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不知已是几起几落，几兴几衰了。一行事业跟人一样，也是会河东河西的。你经历了，就难以忘怀。何况秦腔是一种博大深沉的文化现象，它从历史深处走来，它身上就跟文物一样，是裹挟着很多历史基因与密码的，无论从何处解剖，都能得到不同的社会信息，这种信息甚至包括了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它是活性的，因此，在历史滚动中，就更能把诸多社会进程中的细节滚动进来，研究历史与社会进程，尤其不能忽视了秦腔这种注重历史与社会细节的“活物”的存在。我不敢说对秦腔有研究，但的确对秦腔有感情，这种感情来自它对我生命的半世滋养。我没有读完遗存下来的近万个秦腔“老本子”，仅读的这些，已足够我一生受用了。秦腔的苍凉与悲壮是与这块土地有关联的声响，但我更觉得，因为秦腔的生命长度，而使我更懂得了人性、人情与世事的艰辛沧桑。听秦腔会使你生命变得沉厚、凝重起来，长期面对那种声音，你会不自觉地去追求一种生命的悲壮感。

记者：《主角》时间跨度40多年，您的着力点不仅是秦腔剧种的兴衰，更是以一个时刻都在发生巨变的剧种，来折射整个时代的沉浮。这个时代，给秦腔以及您书中人物的命运带来了什么？作为秦腔剧种这40年来发展变迁的见证者、亲历者，您对秦腔的未来如何看待？您对秦腔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如何评价？

陈彦：秦腔从来就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什么“纯艺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裹挟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大量秦腔剧作中，就能看到社会生活的演进过程。我今天写秦腔的主角，自然也不可能逃遁到世外，来“盲人说象”。并且我尽力想使《主角》的社会生活张力，达到我所目击的极限。这个时代给秦腔带来了巨大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

互联网时代对古老秦腔的挑战，甚至是摧毁性的。但也正是这个互联网时代，而使秦腔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一切都不是绝对的。秦腔应该学会从复杂生活中去捋清属于自己的那个头绪：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为事业而事业？在为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最好？是不是按规律在寻找路径？在纷繁扰攘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学会了守朴、守拙、守静、守道？总的来说，想做成一件事，需要考量的东西很多。现在讲什么都要做大做强，你要真想做大做强，就得保持你的思考张力，而不是让各种“瞎忽悠”的外力所牵引。秦腔的价值就在持之以恒地诉说“世道人心”，并且要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让观众被舞台的精神温暖所吸引。离了这个，再排场热闹的架子也构建不起属于秦腔的价值来。

《主角》的故事已无数次在我脑海里翻腾

记者：在《主角》这部作品提笔之前，您是经过深思熟虑，在脑海中无数次勾勒过关于这部小说的结构与情节，想将心中累积的那些沉潜多年的经年往事一吐为快？还是在《西京故事》与《装台》出版之后，迫切想将再度出发，作为在陕西文坛亮相的答卷？

陈彦：我没有写作任务，年终不需要考核创作完成情况。陕西文坛高手林立，佳作不断，不需要我出来“亮相”、“答卷”，写作纯属业余爱好。过去我是专业创作人员，后来干了管理，就不专业了。不专业并不是坏事，它打开了你认识世界的更多窗户，让你不完全为写作而写作，有时甚至是培养了你更想通过写作来对社会发言的渴望与兴致。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只陀螺，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就感到焦躁不安。

我在努力完成分内工作后，就会一头钻进书房，哪怕是把成摞的书再码一码，也不想从这里走出去。怕跟人过多交流，只喜欢跟书对话，然后就是在作品中建构、完善自己的世界。写完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和《装台》后，即使不写《主角》，我也会写其它的东西，闲不下来，哪怕闲个周六、周日，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有时半夜会突然惊醒，再也难以入睡。

《主角》的故事，我已经历了好几十年，可以说是无数次在脑海里翻腾着。利用近两年时间写出来，改出来，其实“染指”已是好几十年的事了。好多年前我就想写一个《花旦》，起笔几万字又放下了，都因太熟悉，几乎弄不清是在虚构还是非虚构了，觉得这样写出来会有问题，才放下的。这次是在我远离了文艺团体以后，一下写得从容、放胆了许多，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有些地方写得几乎有一种“沦陷”感，是停都停不下的。有人说写作不需要生活，我却是必须在生活里亲自浸泡过的东西才敢写，只有觉得不需要补充生活就能“一泻千里”时，才是最好的写作状态。

记者：创作这部小说，采访素材与您自身经历相比，哪个比重更大？《主角》中塑造的大批活生生的人物忆秦娥、秦八娃、老艺人……有哪些曾真正浮现于您身边，有多少往事您曾经历过？全书虚构成分占据多少？

陈彦：这部小说的创作我几乎不需要做任何采访，只需要一些印证，一切都是了熟于心的。有亲身经历过的，也有把别人的生活经验信手拈来的。全书一两百号人物，都似曾相识，但他们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才“粉墨”登场的。任何一个人的真实生活，都不具备艺术化的典型形象需要，必须虚构。现实中没有忆秦娥，也没有秦八娃，更没有一个叫“省秦”的剧团。老艺人我一生倒是遇见不少，但他们都不是直接就有了我小说中的那种风貌，有时是需要集合起好几个人来，才能完成一个形象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角》是纯虚构作品，是小说。要问虚构占多大比重，我给你的回答是：百分之百。

笔下的主角是我寄予更高厚望与理想色彩的人物

记者：当下社会，能站上戏曲舞台上并被称颂的主角，每一位都格外珍贵，都来之不易。您笔下塑造的主角，能称为秦腔剧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吗？这个时代的主角，与前辈秦腔大师相比，差异性体现在哪里？

陈彦：能当主角的确不容易，我在《主角》中写了当主角的千般磨难。因为我见过这些主角的不易。尤其是在当下，那么多诱惑，持守一个传统艺术的角儿，难度可想而知。不仅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我笔下的主角忆秦娥，是我对主角寄予了更高厚望与理想色彩的人物。我在这一行浸染时间长，总是希望这个行业更兴旺发达一些。作为曾经的管理者，我们总是企图开出一些方子，想让这个行业振奋起来。这些方子到底对路不对路，尚需时间去反复检验。忆秦娥与剧作家秦八娃、还有先后五任团长，包括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等，都寄托了我对秦腔这一行当的理想与信念。当然，无论秦腔还是《主角》，依然是载体，我是想通过这些，来承载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那股流动血脉、血象，尽管这可能是那股血脉的根须部分，但根须是有根须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你问这个时代的主角与前辈大师之间的差异性在哪里，我觉得可能在“纯粹”二字上。一门具有很强技艺性的职业，不能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大概是难以在行业置顶的。我在努力写忆秦娥作为演员的纯粹性。面对这个充满了诱惑的世界，我们要求他们活得“纯粹”，是不公平的。但世事就是这样，“难度”越大的行业，要求你做人的纯粹度也要越高越强。

记者：党的十九大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深耕文艺沃土的要求，在您看来，如何采用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故事为素材来创作精品，去不断攀登新的文艺高峰？未来，那些隐藏于市的“小人物”将是您作品中一直关注的焦点吗？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侧重现实主义创作，未来您在创作结构与叙事风格层面，是否还会做新的探索与尝试？

陈彦：我会努力去做，能不能做好，那是本领问题。我很喜欢“深耕”这两个字。深耕是基础，只有建立起这个基础，才可能长出有收割意义的庄稼来。我也会继续书写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因为熟悉，有感情，有感觉，写起来顺手。很难想象，去硬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有时甚至是不相信的生活该有多痛苦。尤其是“小人物”，将始终是我关切的对象。这大概与多年同草根戏剧的交汇有关联。其它题材我也会涉足，但不是现在，一切都得有距离后，才能看得更清楚。至于侧重不侧重现实主义创作的问题，我没有想得太多，哪种题材适合哪种处理，就选取哪种，我不会刻意去探索与内容不相适应的“新形式”。有时，太顾及了玩花样，就可能本末倒置，直至空壳变形。无论怎样，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内容的艺术，内容决定形式，大概不能算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从个人审美讲，我更喜欢厚重的现实主义叙事。用陕西话讲，这样写，可能“搂得更稠些”。

记者职茵实习生朱苑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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