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官治国”
赵焰
唐朝之后，是短暂的五代十国。之后，赵宋收拾残局，统一了绝大部分中国，却始终无法收复河西燕云之地。宋跟唐不一样，不是世界性帝国，只是区域性帝国，同时存在的，还有北方的辽、金、蒙古，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大理，东北的高丽，东方的日本，南方的扶南、高棉等。强国并列，宋只是列国之一，不是一个“天下国家”。
宋朝统一之后，前朝各方面的问题，一起暴露在赵家王朝手上：外戚问题、宦官问题、地方节度使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比唐朝，赵宋的制度和政策更严谨、更合理。宋太祖建国开始，宋朝就有一个基本国策：崇文抑武，虚外实内。“崇文抑武”好理解，就是加强文官的权力，削弱武官的权力；提高文人的待遇，压低武官的待遇。“虚外实内”呢？就是认为对外防御可以稍微放松一些，对内防备一定要紧，要高度重视和警惕内部造反。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个策略？唐朝的“安史之乱”是最直接的教训，本朝太祖的“黄袍加身”则是一个内部警示。
宋仍旧是“家天下”，把大大的“国”，当作自己的“家”。宋之初赵匡胤想灭后唐，派军队去征讨，南唐后主李煜派才子徐铉去游说。到了汴梁之后，见到赵匡胤，徐铉仰着脑袋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又说：“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盖地，父乃能庇子。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的人，奈何见伐？”老赵不动声色，问道：“你既然说是父子，父子为两家人，两处吃饭，可以吗？”徐铉没想到老赵如此说话，一时语塞。过了一段时间，徐铉再见赵匡胤，继续为李煜求情，老赵这一回不耐烦了，“按剑”对徐铉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赵匡胤少文化，却有极高的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世俗生活中来。在赵匡胤看来，国与家，是一样的：君为父，民为子。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有两个父亲呢？既然是父子，就得有父子样。父亲在家庭中说一不二，皇帝在朝野说一不二，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圭臬。
赵家上台后，以唐代藩镇过强为戒，削弱地方武力，加强中央集权：一是把军、政、财权都收归中央；二是把内、外廷行政系统分权制衡，将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三是普遍推行科举选官制度；四是对恩荫进行严格限制。措施关键有两点：一是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二是以文官带兵，防止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
削弱相权，加强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主要措施是将原先的三省合为政事堂，与管军事的枢密院、管财政的三司并列，构成“二府三司”体系。政事堂知事，也就是宰相，不止一个，轮流掌印，设副相予以牵制；军政、财政、司法、监察和言路都独立于相权；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基层的县域，权力被分解成许多条块，核心权力归属中央，形成了一个由皇帝直接控制，相互制约和监督的非常复杂的官僚系统。
举一个例子：大宋施行“权知”法，省部级官员由朝廷派出，不得世袭，且军政分开。相比前朝，杜绝了藩镇掌权地方割据的可能性。
宋朝以文官带兵，是一个创举。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释的是军人兵权，释完后交给谁？交给文官。宋朝是重建文治，以文压武，以文臣治军。领军的，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比如说范仲淹、韩琦、苏东坡等。范仲淹曾经在陕西带兵打仗；苏东坡在黄州，任的是一个团练副使的官，相当于武装部副部长。各州军兵，精锐者划归中央禁军，地方军逐渐成了老弱病残的安置所。宋朝不仅文官带兵，军队将领还必须经常地调动，兵将互不熟悉。还有，就是募兵制——士兵可以一直参军到六十岁，可以带家属。这样的话，如何打仗？
宋朝中央集权是加强了，可是地方的军权收了，财权收了，司法权收了，人事权也收了，一点权力也没有了。
权力都收了，很多官员自然无事可做了。宋朝官员崇文现象严重，无事时都喜欢摆弄文化艺术，不仅喜欢谈佛论理，也普遍喜欢吟诗作画作词。像欧阳修等人，一边做着官，一边写了那么多的浓诗艳词，如果放在明朝，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宋朝的官员还是有很大自由度的。
宋朝还发扬光大了唐朝的科举制。科举大兴，每年一次，取士多多益善。宋朝开始设殿试环节，科举的前几名，要接受皇帝的亲自考试，凡考试得中，就是天子门生。相比较唐朝，宋朝的科举制面更大，更合理公平，由科举考试而做官的人，比例也更多。这一点，就社会来说，又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总体来说，宋朝执政水平高于汉唐，在制度设计，以及执政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它延续了隋唐的科举制度，解决了唐朝没有解决好的地方专权和藩镇割据问题。宋之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地方势力做大造反，乃至对抗中央的事情。宋朝在治理宦官专权问题上，也比唐朝解决的好。虽然徽宗时代有宦官童贯得势，不过整个宋朝，宦官的势力和数量都受到抑制。宋朝的经济技术和法律治理，也远胜大唐。宋与唐相比，除了疆域稍弱之外，其他方面其实也是不亚于唐朝的，在很多方面有进步。国家气质上也趋于理性，更具有文化内涵。
宋朝的政治，也相对清明。君臣的相对平等，士大夫气节的弘扬，都做得不错。宋朝基本没有杀大臣，没有因女人干政引起祸端。宋高宗杀岳飞，是一个特例，压力来自金国——不杀岳飞，无法议和。宋朝也没有宦官之害，没有军阀割据造反，没有巨贪。还建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权力的牵制和监察，做得比较规范。仁宗皇帝要提拔张尧佐为三司使，受到包拯等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张尧佐是仁宗皇帝的老丈人，应该避嫌，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了大臣的意见。
从宋一直在抵抗北方民族强大进攻中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宋朝制度的力量——宋朝绝大多数文官、武官和士兵，都表现得很有骨气，“三军无不用命”，这与明代的“兵败如山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实力上说，宋所面对的北方列强，比明所面对的女真要强悍许多。从这一点上看，宋朝统治还算是得人心的，它应该算是中国历朝历代中，一个相对较好的“家天下”典范。
宋朝也有问题。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避免篡权，尤其是武官篡权，避免各级官员拥有绝对权力，可是制度人为设计复杂，互为羁绊，执行过程中过于麻烦，比如军队的管理与调配，先从兵部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了虚设。枢密院和三司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
文官带兵，也有问题。文官带兵有文官带兵的好处：不以军队为私产；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方式上，会不从自身利益出发，尽量避免战争。不过文人少血性，怕打仗，也不会打仗，导致部队缺乏战斗力。
文官得宠，武官失落，也造成了另外一种局面，那就是为国拼死打仗的人少了。真打起仗来，就没人肯卖命，冲锋陷阵的尤其少了，这在冷兵器时代，又是极其需要的。北宋之初，开国皇帝赵匡胤召来宰相赵普，取出一卷《幽州》形势图，问赵普：“卿可猜猜，此图，孰能为者？”赵普想了一想，叹口气说：“他人不能为，惟曹翰能为之。”曹翰是赵匡胤手下的一个大将。赵匡胤很高兴，就有任命曹翰为幽州招讨使的意思。现在轮到赵普问赵匡胤了：“曹翰取之，谁能守之？”赵匡胤说：“就让曹翰守之。”赵普又问：“曹翰死，谁守之？”赵匡胤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史称“帝默然”。赵匡胤为什么“默然”，因为只有一个曹翰堪用。堂堂大宋，能打仗的武将屈指可数，这就很危险了。
还是那个大将曹翰，晚年曾写过一首诗：“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意思是南征北战立下那么多战功，现在为了生存，却要卖宝刀去换钱谋生了。诗带有牢骚，不过也可以看出宋朝武将的落寞。
宋以文治天下，是无可奈何的权衡。相比武将，文官对于“家天下”的潜在威胁，要小得多。文官治国，也的确是政治发展的一种趋势。只不过宋朝文官治国的实践，做得太早了一些，而且周边皆是虎狼之国，咄咄逼人，不太适合这样的做法。宋代文官治国，是正确的行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上。
宋朝“积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太软”——传言宋太祖赵匡胤曾立有一个“金匮”，中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善待后周柴氏；二是不许杀大臣。这一个传言，以宋的情况来看，多半属实。宋朝对臣子，对士兵，是最怜惜的：宋朝的官吏，薪水是历朝高的，比明清时同级官员要高五到十倍，而且可以不退休，一朝为官，终身享用。宋朝的军队也是，一旦参军，待遇很高，照样可以不退休。宋徽宗时期军队的数量一度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可是老弱病残太多，战斗力没有实质提升。
俗话说“慈不带兵，义不理财”，这话不仅指人，也指统治，太慈太义，没有规则，难以威慑。宋朝就是吃了“心太软”的亏，不仅燕云十六州不能恢复，自己也为金国所灭。这就是“矫枉过正”。
宋朝“崇文抑武”，如何打仗？赵家人也有办法，就是“以外交买和平”——宋朝一直以“岁币”与辽、西夏和金人议和。宋朝的GDP和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不过钱再多，也付不了这么多“冤枉钱”。光付钱也不行，一旦别人欲壑难填，惦记着你的江山时，你花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处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只要取得了你的江山，你的全部所有，都属于我的了。元灭宋，就是出于这样的贪婪。
宋朝吃的亏，从总体上来说，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加强了中央，削弱了地方；加强了文治，弱化了武治。这一个平衡，没有弄好。南宋著名政论家叶适，就指出汉民族“失血”的病因就一条：君权过于集中。叶适认为，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利于治内却失之于御外。这一个判断很准确，相比较唐朝，宋朝强干弱枝，权力全在朝廷，财富和兵力都集中在首都汴梁。首都一旦沦陷，各地没有能力支撑。北宋末年汴梁一沦陷，基本上就等于全国沦陷了，国民手无寸铁，只得“坐视胡虏长驱深入”。叶适进而指出，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央必须实施分权，给与地方自治权，如是才可以对国家负起责任。叶适虽向赵宋天子提出了策议，但最后还是无济于事。因为赵宋天子打的是小算盘，更热衷于内部稳定江山，坚持“防内不防外”，以金钱土地换和平，求得政权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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