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吁请：关注现实主义力作——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
从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到上海国际艺术节，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江南引发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得到了中、省有关领导、戏剧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带灯》是陕西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打造的讴歌时代精神、描绘新时期大学生村官精神风貌创作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自创作以来，演出超过80余场，场场爆满，更在第七届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节、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等多个艺术赛事上屡获大奖。这部由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讲述了大学生村官带灯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山乡樱镇，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在矛盾中履行着乡镇干部的职责，兢兢业业，以自己微薄之力改变基层错综复杂局面的故事。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深入生活，直面现实，通过艺术的方式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把戏剧精神和时代精神完美融合，震撼心灵，弘扬民族正气，是一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厚度、具有批判精神又弘扬正能量的文化精品，具有积极的主题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 高山
忠于原著，感动作者
贾平凹的作品曾多次被改编为影视剧、戏剧等艺术形式，但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大多都形似而神不似，不尽如人意。此次对小说《带灯》改编商洛花鼓戏，大多人起初也都疑虑重重。
长篇小说《带灯》是贾平凹多年来以家乡商洛为生活基地创作的又一精品力作，它以迫切现实的生活发现，以及带灯这个饱满动人的乡镇女干部形象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好评，多次名列月、季、年度畅销书前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评选为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带灯》从主人公带灯的视角，广泛而深入具体地描写和表现了樱镇从镇政府机关到不同村巷、从镇主要负责人到普通干部、从村主任到许多家庭及人物的生存、生活状态，小说中人物众多，故事线索多，十分琐碎。据说，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带灯》的时候，拿了一麻袋的手稿，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和反复的推敲。要把这样一个繁琐却逻辑强烈的小说，浓缩于两个多小时的戏搬上舞台，绝非易事。
然而，当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国家一级导演徐小强改编、执导的大型商洛花鼓戏《带灯》成功演出后，无人不被深深感动，认为这次是难得一见的对贾平凹小说的成功改编，是农村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就连小说作者贾平凹也表示：“《带灯》被改为商洛花鼓戏，改编到这个程度，把好多个矛盾、人物压缩到一块儿，这样表现是挺好的。感觉戏非常好、质量特别高，我很受感动。”
小说《带灯》是贾平凹偶然结识了一位乡镇维稳女干部，先与她短信往来几年，后来又来到她所工作的地方，并同她一起下乡，亲历并亲见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深刻体验了她的处境和命运之后所产生的创作灵感。小说的最大亮点，就是直面现实矛盾。商洛花鼓戏《带灯》的成功改编最大得益于忠实小说原作，它并没有回避原作所直面并发现的乡村社会问题，如元黑虎、薛换布这样的乡村强势家族，是怎样强占集体资源，以污染环境致富，又怎样以“买票”赂选的手段收买镇干部和部分村民，而成为村支书、村主任，又怎样制造冤假错案，迫使受害村民成为了上访户；如在一个村竟然制造了13个硒肺患者的黑心厂主，又怎样将污染工厂迁往美丽如画的樱镇，激起百姓的强烈反弹；而这些以不义之财暴发的人又怎样使一个镇的党委负责人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一手遮天、压制干部群众、弄虚作假、制造虚假政绩，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引进污染工厂的，它从真实的生活出发，正视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花鼓戏以带灯的口吻对始终未出场的贾书记及对她亦步亦趋、为虎作伥的镇长付小鹏“权力属于谁，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愤怒质问，义正词严、一针见血，成为全剧昂扬嘹亮的时代主题，并成为编剧徐小强对小说《带灯》主题的概括和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升华。
细节追求见真章
除了精彩感人的剧情，花鼓戏《带灯》在音乐、服装、舞美等各个细节都渗透着主创人员对艺术几近完美的追求，舞台上的点点滴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吸引和感染着观众，给人留下“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和审美效应。
作为花鼓现代戏，《带灯》最具特色的就是它的音乐。在已往的印象中，以秦巴山区流行的山歌为基础的商洛花鼓戏，是一个地方小剧种，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表现力，但却难免给人以单调、小气的感觉。可是在《带灯》中，国家一级作曲、商洛花鼓传承人辛书善，在花鼓戏基础上作了大胆创新，不仅吸收了秦腔、眉户等大戏的音乐元素，还从京剧、昆曲、越剧及流行音乐中广泛借鉴。多种戏曲音乐元素的融合改造，为该剧创作出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花鼓戏音乐体系，丰富、开阔而大气。贯穿全剧的《指甲花》和《萤火虫之歌》，也是独具匠心，唱出了带灯的随遇而安、落地生根的平凡，表达了樱镇人民对她的崇敬和赞美。而主人公的唱腔，更是在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君梅的演绎下或浅吟低唱，或激情四射，随着人物情绪的变化而变化，流畅、丰富、激越的音乐美感彰显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成功塑造了鲜明的山外人带灯的音乐形象。
此外，在小说中，带灯的苦闷、忧伤是用给担任省政府秘书长的樱镇人元天亮写信来倾诉化解的，更多是心理活动。而在戏剧中，编导们用了简单、质朴、长于表现心灵情绪的民族传统乐器埙，来化解并舒缓带灯的委屈和困惑。尤其是“幽灵”一场载歌载舞的戏，更是集中展示了带灯的心灵世界，表达了她义无反顾，决定向上级领导投诉镇主要负责人违法乱纪，还百姓一个山清水秀的美丽环境的凛然正气。
在服装和人物造型设计上，《带灯》也充分生活化、性格化，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都给观众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舞台设计简单而朴素，却又一丝不苟，突出着山区镇政府大院的鲜明特征。天幕的绘景是大笔写意的，横贯舞台后景的三道深蓝、正蓝、淡蓝，既似天空，也似大山，还似河流，既有山清水秀之美，又有市井的喧闹和拥挤。据说，导演为此废掉了多幅最先设计的幕布，最后请来上海的舞台美术大家才一锤定音，足见其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
画皮画骨更画心
花鼓戏《带灯》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舞台形象、艺术形象，带灯非常真实，且具有个性，在当前的基层干部形象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这样的舞台人物形象十分少见，非常有新鲜感。可以说，带灯塑造了新时期的女干部形象，这个灵魂人物的成功也成就了这部大戏。
主人公带灯的扮演者是著名秦腔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君梅，她的古典戏演得出神入化，在西北五省有广泛影响，但主演现代戏，对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商洛花鼓戏，对于李君梅是一个全新的剧种，但顽强的她，经过一个苦恼的春、一个炽热的夏，自觉地从以往古代戏曲的行当模式中挣脱出来，成功地进行了唱腔转型，完美地实现了“古今”转换，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神形兼备的乡镇基层干部。带灯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柔时如水绕山涧，刚时如峰岳千仞，这一切都通过李君梅或细腻、或刚毅的演绎变得生动而闪耀。李君梅的歌声如丝绸拂面般光滑柔和，她把花鼓戏的婉转灵秀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她手中之道具“埙”，颠覆了传统才女以琴棋书画表情达意的表演史，赋予了一位当代知识女性的才情美，创造性地表现出一位有理想、有担当，但不刻意、不做作的基层女干部形象。
特别是李君梅在“幽灵”一场戏中，以高度歌舞化、性格化的知性表演令观众如醉如痴，将全剧营造的人文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剧中，“梦游”的带灯与“疯子”的对话，意味深长，这场戏通过浪漫神交的意境营造，歌舞宣泄的戏剧行动，把带灯的心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纠结“极端”对应起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乃至心理冲击，经历“刮骨疗毒”般的苦痛反应，收到惊世骇俗的舞台艺术效果。带灯以自己正常的“非常”行动，挺起一个“弱女子”勇于社会担当的正义脊梁。
原著作者贾平凹在看过演出后，对李君梅给予了高度赞誉：“演员演得相当不错，主人公带灯这个角色在唱腔上丰富了以往花鼓戏的唱腔，演员的唱功也非常好，演得特别投入，质量特别高。”导演徐小强也肯定：“李君梅的表演有一种非常朴实、含蓄的美，除了纯正、嘹亮的唱腔外，她还特别善于人物内心的捕捉，将人物形象塑造得很丰满，是个不可多得的演员。”
艺术映照生活 小人物弘扬正能量
贾平凹过去的作品多带有点魔幻色彩，但《带灯》这部作品却直面现实，非常贴近生活，故事情节也非常缜密、严肃。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花鼓戏《带灯》，讲述了女主人公带灯从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山乡樱镇，成为一名综治办主任后，在矛盾中履行着乡镇干部的职责，兢兢业业，爱憎分明，不甘与黑暗和邪恶同流合污，努力以自己微薄之力改变基层错综复杂局面的故事，与原著保持了同样的故事基调，真实展现了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情节曲折，发人深省，耐人寻味，从一个中国乡镇的角度，折射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震撼人心的变化。
不同于传统经典作品的戏剧冲突，往往或发生于敌对势力，或正邪人物之间，《带灯》面对的或是自己的直接上级和同事，或是有保护伞支持仗势欺人的村干部和贪婪的暴发户，常常体现在如何对待上访与上访人，是堵还是疏；对群众是满怀关爱、一腔热情，还是冷漠、敷衍、推诿；对坏人坏事和突发事件，是挺身而出、敢于斗争，还是退避三舍、逃脱责任……更多体现于乡镇干部经常面对的小事小情，而正是在处理这些日常矛盾小事小情中，表现了带灯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及一心为民的自觉。
虽然花鼓戏《带灯》揭示的是基层政权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和乡村社会的危机象征，但该剧的基调却是昂扬向上的。这不只是该剧从许多细节上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变化和农民法制意识、维权意识的觉醒和自觉的肯定，及初步摆脱贫困后农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自觉期待等等，更重要、更关键的是该剧对带灯这一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行动、有勇气有智慧，忠贞爱民的乡镇青年女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有力展现。正是带灯这个与党同心、与民同德，代表了乡村前途方向的共产党人形象，成为广大乡村群众的希望，如一盏明灯驱散着樱镇上空的云雾，迎来了樱镇世界晴朗的天空。既有前面剧中所铺垫的王后生等百姓的联名告状信，又有终于识破了镇上主要负责人真面目的带灯、竹子的情况反映，及元黑虎、薛换布等乡村黑恶势力聚众斗殴的劣迹照彰，自我暴露。在上级领导干预下，樱镇政府的正风换人，除弊惩恶，既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樱镇形势的必然。正是这一结局，一扫小说原作中带灯人生命运的失败感和悲壮色彩，具有了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真实的正剧效果。主人公“带灯”的小名“萤”，贾平凹之所以取名为“萤”，也在于暗夜精灵萤火虫自身的寓意。“萤”照乡村，“返”射现实。剧中，主人公“萤”用她的柔弱之光、温和之光、善良之光，照耀着包罗万象的民生天地，漫灌并滋润着共和国巨大的民意基础。
《带灯》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不仅仅在于纸张之上的文学价值，也不仅仅在于舞台上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在于对社会深层现实的批判与反省。这样一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厚度的精品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正如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季国平评价：“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敢于揭示社会最基层的问题，很深刻、很震撼、很精彩，值得人们去品味、去体会、去感受，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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