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线城市溢出效应中分蛋糕 更大力度构筑创新生态舒适圈
伏羲智库
《规划纲要》任务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智库名片
伏羲智库是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原主任李晓东教授倡议并牵头，联合产业界及学术界知名青年专家共同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互联网特色研究机构，旨在推动数字转型以缩小数字鸿沟、促进互联互通以弥合网络碎片。
作为一家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智库机构，伏羲智库对成渝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关注，牢牢聚焦在数字经济领域。
“有两个方向大家始终关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伏羲智库创始人兼主任李晓东提及的内容，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有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他看来，上述要求“写得很好”，“得扎扎实实去落实”。
扎实去落实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近日在北京伏羲智库总部，李晓东向川观智库谈到了他对成渝地区落实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诸多思考。
谈数字产业化
快速增长期已过，承接数字产业溢出效应先从基础做起
提到数字产业化，李晓东首先抛出个人观点：“数字产业化的浪潮，某种程度上已经过去了，尤其围绕纯互联网企业。”
他进一步指出，纯互联网企业一定存在迭代，但数字产业化本身的空间容量有限，“比如说做媒体、做电商、做出行，已经有几大互联网公司，有巨头了。”有巨头意味着不再有新机遇？“不是没有新巨头崛起的可能，只能说可能性较低。”李晓东回答道，“互联网企业有可能迭代，比如拼多多，但是在这个圈子里，规则已经相对清晰，短时间出现大的变化，重新布局不太可能。”
简言之，仅依靠互联网企业走一条数字产业化的道路，机会并不大。
“但要注意不同。”话锋一转，李晓东提醒区分“不一样”——是从它本身分蛋糕，还是从它的溢出效应中分蛋糕。
如上所述，李晓东认为在数字产业化领域再培养巨头的难度很大，而抓住溢出效应的机会却很大。什么是从溢出效应中分蛋糕？李晓东举例：“比如每年离开北京的数字产业领域的高端人才有几十万，谁承接了，谁就能获得知识、技术、资本，这是在溢出效应上分蛋糕。”此处他分享了一个观点，在数字经济领域，正重新定义一二三线城市和东西部。“比如南京、苏州，经济实力都很强，但不表示数字经济好；山东省的经济也不弱，但严重缺少互联网百强企业；像成都，是新一线城市，但在数字经济领域，显然不是一线城市。”基于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新的城市定位，他认为成渝地区可以思考，承接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溢出。“比如说，四川有着人口优势，这样的优势在承接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溢出时，能够发挥好的作用。”
李晓东还提供了更具体的操作指南。他表示，数字产业也是有产业链条的，可以分层的，比如做应用和做基础设施就是不同层次，“越基础对资源需求越大，越往上智力要求越高”。
以处在产业链条前端的人工智能为例，李晓东看到很多地方都紧盯该项目。为此他特别提醒，要保持冷静，“越往上的是智力密集型，比如人工智能对人才要求高，但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是有周期的。如果说地方盲目发展，但人才不能满足，最终是做不好的。”反之，数字产业链越往基础，对资源需要越大。成渝地区承接数字产业溢出效应，李晓东的建议是先从基础做起，不要一开始就只盯着高端。“比如人工智能，先不急着做算法，可以从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做起。”
尤其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的整个西部，他认为当中有不少城市可以承接某些人员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数字产业，实现对人口、水电等优势资源的利用。
谈产业数字化
政府应营造创新土壤，抢抓数字化赋能机遇培养巨头
“数字产业化的快速增长期过去了，相比之下，产业数字化在快速增长。”在谈到产业数字化时，李晓东坚信：数字产业化一定是服务于产业数字化的，后者的规模一定会比前者要大。
他用数据进一步佐证观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经济规模目前是1：4左右，未来到2045年，预计会扩大到1：7甚至1：8。”
川观智库注意到，数字经济结构的“二八”比例值，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也有指出——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
面对上述机遇，李晓东认为成渝地区的底气可以更足，“用数字化为其他产业赋能，你的起跑线并不比别人低多少。”这一结论基于他对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两点观察。首先是“尚无巨头”，他说：“现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龙头都来自第三产业，电商、出行等都是。但实际在一、二产业里，还谈不上谁是数字龙头。”
第二，他认为产业数字化，如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国际国内都在不停变化，还没有清晰的规则、规律。“没有巨头，没有规则，也就是还谈不上成功经验，没有可以模仿和借鉴的。意味着大家其实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李晓东表示，由于市场前景宽广，以及成渝地区自身的基础条件好，两地在一、二产业上，抢抓数字化赋能的机遇，培养巨头的机会很大。“川渝制造业不弱，当年，三线建设大量企业在四川扎根，有很好基础。针对第二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大有机会做出龙头。”同时他提到，农业是基础的基础，必须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道路。四川是农业大省，应当树立起意识，在农业互联网等相关领域分一杯羹。
在为成渝地区产业数字化发展支招时，李晓东拨正了一个观点——“大家总认为，不管发展什么都需要政策调节、产业扶持，其实不是这样的。互联网发展是有互联网发展规律的。我们看这些大的、头部互联网企业，有哪个是政策扶持出来的？”
李晓东强调，在数字经济领域，不能太迷信于一些政策扶持的作用。“政策会起到推动作用，但它是后面的‘0’，前面的\‘1’是基础，是关键。后面的\‘0’要有用，前提是把\‘1’做好。”
这个“1”是什么？他的答案是创新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我们如何给企业松绑，如何为人员创新去赋能，这个需要政府下大力气去做。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更大力度让科研人员放心、安心去做科研，释放人的活力，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就会出现很多创新主体，有了他们，政策扶持才能发挥作用。”
李晓东还强调了“赛马机制”——如果创新主体足够多，那么在“赛马”竞争中就自然会优胜劣汰。“电商当年不是只有阿里做，搜索也不是只有百度做，包括滴滴也是很多出行企业中竞争出来的。所以当创新群体够大，政策调节作用才会显现，否则政策调节谁去呢？”“看北京中关村怎么发展的，当年国家给了很宽松的环境，就把创新做起来了。”李晓东认为，中关村的启示，不是为成渝地区指出发展哪一个行业，做哪一个互联网公司，而是要学习“具体的事政府不要管，政府是要营造土壤，营造环境”。
●圈外话
发展数字经济要向这个地方学习
在采访过程中，李晓东反复提到一个国家——爱沙尼亚，这也是他在不同场合，经常举例的对象，“它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典型的国家。”
更多公开信息显示，爱沙尼亚在政府治理、公共服务以及数字经济发展领域一直是世界各国的榜样。李晓东不断总结，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进化成夺目的“数字国家”的经验：归根结底，是决策者的意识，下定决心做这件事，并且为之全力以赴、坚持不懈。
根据他的描述，通过制定引领和指引全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政策，以推动自上而下的执行，是爱沙尼亚迈出的关键一步。
李晓东激励成渝地区，“比较一下成渝地区城市的经济基础、人口和地域规模，为什么不能做？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很多事情可以干。”
发展数字经济，李晓东还提醒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可模仿；第二，准确评估自己的条件。在李晓东看来，不同城市和地区各有特点。“杭州有阿里，北京正在孵化超级独角兽，但大部分城市与北京、杭州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很多城市甚至没有一家互联网百强企业。”所以他认为，简单的对标数字经济一流城市的做法，或者照搬其他城市的模式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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