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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 他们老了,谁来接班

新京报 2021-03-22 00:46 大字

山西省大宁县昕水镇史家坪村,村医张瑞廷在给村民做健康知识讲座。受访者供图江西于都县小禾溪村,74岁的老村医李国泰。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望奎县先锋村的王冬辉,正在给小患者做检查,她和丈夫王印都是村里的村医。受访者供图乡村医生的药箱,他们的工作经常要带着药箱行走在山间田野。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2021年3月16日傍晚,江西于都县小禾溪村的村卫生室里,74岁的村医李国泰正准备下班,他脱下身上的白大褂,贴身的衬衣干净整洁,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但看起来已经穿了很久,领子上都起了毛边。小心地叠好白大褂,穿上一件西装,关上门,骑上摩托车。

他肤色有些黑,但身材笔挺,骑在车上,后背也是直的,这让他显得远比实际年龄精神。

离开卫生室,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还要入户随访,给老人发药。小禾溪村辖下的9个自然村1400多人中,65岁以上留守老人有140多人,很多人都有各种慢病,他要随时掌握患者情况。

好在,再忙碌的日常,也是疫情之后的安稳时光。江西于都、黑龙江望奎、山西大宁,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多位村医,他们见证过“赤脚医生”的艰苦岁月,也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他们是乡村健康的“守门人”,守住了这道门,也就守住了家乡。

防疫一线

解封后终于有了休息日

在卫生室问诊、出诊、为每一位村民建立健康档案,管理老人的慢病……这是74岁的老村医李国泰的常态。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的紧张和忙碌之后,他在小禾溪村的工作终于回归寻常。

2020年春节前后,新冠疫情第一次暴发,这个江西革命老区的村庄里,虽没人确诊,但压力并不小。那时候,所有人对新冠病毒都是陌生的,封村、消杀、返乡人员筛查隔离、红白喜事管理……9个自然村1400多人,所有的村干部、党员都被发动起来,而村医,无疑是任务最重的人,从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者无缝切换到疫情阻击战最前沿。

当时,包括李国泰在内的绝大部分村医,对前所未见的防疫工作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而且,很多村里缺少酒精、消毒液、口罩等基础防疫物资,他们更多是严格高效地执行上级卫生部门的要求,匆忙上阵,和村干部一起,发动所有群众一起抗疫,不少村医都有连轴转工作的经历。

吕梁山麓的山西省大宁县昕水镇史家坪村,村医张瑞廷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张瑞廷告诉新京报记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哪怕有人半夜从外地到家,他也得第一时间赶到,检测体温、调查行动轨迹、进行隔离。张瑞廷随身带着纸笔,每一天每一项工作都要详尽记录,之后再整理成册,向上级汇报。

2021年,疫情再次暴发后,有了上一年经验的村医们,稍微从容了些,工作量却并没有因此减少。尤其是在一度被列为疫情防控高风险地区的黑龙江望奎县先锋村,村医的任务就更重了。

先锋村的村医室里共有两位村医,是一对夫妻,王印和王冬辉。当地调整为高风险区域之后,全村人要做核酸检测,王印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有县医院的医生过来支援,一上午的时间完成了2300多人的检测,“正好是东北最冷的时候,检测完,手都没有知觉了”。

2月22日,望奎县调整为低风险区域,王印他们的工作才稍有缓解,但仍要负责返乡人员的体温测量、服务业人员每7-14天一次的核酸检测,只是相对于之前的紧张,至少他们有休息日了。

学医初心

每一位村医,都是一段故事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乡村卫生人员总数为144万,其中,乡村医生79.2万。

一份涉及24个行政村的区域调查报告显示,该区域内,村医年龄普遍偏大,41岁-50岁的最多,占48%,50岁以上的22.4%,61岁以上的4.1%,而40岁以下的,只有29.6%。

74岁的李国泰,66岁的张瑞廷,49岁的王印,对此都颇有感触。

李国泰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赤脚医生,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全国范围内启动了赤脚医生培训工作。而在此之前,受当医生的父亲影响,李国泰已经开始学医,到1966年,正式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李国泰小时候,家里的一位叔叔手背受伤,进而感染破伤风,一周后送到县医院,已经错过了治疗时机,不治而亡。李国泰至今还记得,他最后一次见到那位叔叔的景象,平常那么生龙活虎的人已经极度畏光,头上罩着一块黑布,身体不断地抽搐……这成为李国泰最初学医的动因。

那个年代,村里人没有生病就找医生的习惯,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找医生。尤其是孩子,家里的大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家才发现孩子病重了,连夜敲医生的门。所以,每到夜里,只要附近连声不断的狗吠响起,李国泰就知道,必然是有人病重了来找医生求助。

望奎县先锋村的王印,也是家学传承,父亲就是赤脚医生,受家里影响,他考了卫校,毕业后回乡当了村医,一当就是25年。

其实,如今村医队伍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注定要驻村的。55年前,刚刚学医结束的李国泰,就有过进入乡镇卫生院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和他的父亲一样,他选择了更需要医生的乡村,党和政府当年就是这么号召大家的。48年前,吕梁山下的张瑞廷,也曾被县医院招募,他同样拒绝了,“我打小儿在这山里长大,知道山里的人们是多么需要医生”。

医者仁心,不论是李国泰,还是王印,还是张瑞廷,一经选择,他们就再没舍得离开过。

出诊故事

摩托车和糖丸

对于大山里的乡村医生来说,服务村民,就意味着他们要用双脚丈量山岭。

张瑞廷所在的山西大宁史家坪村,下辖9个自然村,散落在一个个山坳里。早年间,他每天都步行出诊,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遍每个村庄。

一直到2007年,村里的路好了,他才买了一辆摩托车。即便如此,出行仍是一个难题。山路不好走,有时候要半推半骑才能通行。摩托车的磨损也快,2007年至今的14年中,他已经用坏了6辆摩托车,去年,儿子给他买了第七辆。

即便路况有所不同,但在对摩托车的“治疗”上,张瑞廷的“医术”应该远不如李国泰。

在江西,李国泰的摩托车已经用了近20年,那是一辆老摩托——本田CG125,红黑银三色的车身,曾经风靡全国,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款。李国泰的摩托车保养得很好,看起来仍旧漂亮。

74岁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蓝黑色的西装,脚上穿着皮鞋,骑着摩托车穿过村庄,车上的他,脊背挺直、目不斜视,有一种复古又新潮的奇异年代感。

作为乡村医生,除了为村民治病之外,还担负着乡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任务,改革开放之前,这些任务通常表现为治常见病、健康宣传、敦促村民搞卫生、灭害虫、打防疫针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血吸虫病、白喉,改革开放后,又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作为乡村医生,他们是这一切的亲历者,也是共和国卫生政策最基层的推进者。

每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人,童年中都有关于“糖丸”的记忆,那是脊髓灰质炎的活疫苗,液态的疫苗包装在糖丸中,对孩子们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实际上,中国最初制备成糖丸,就是为了延长保质期,方便赤脚医生们上山下乡发放疫苗。

糖丸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东西,发放糖丸的村医,也因此成为孩子们喜欢的人,甚至成年人也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国泰刚成为赤脚医生不久,村民们并不相信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少有人主动找他看病,但唯有打疫苗例外,也正是在一次次的疫苗注射中,他和村民之间,建立了最初的信任。

多年之后,糖丸退出了舞台,李国泰却开始了解“核酸检测”,未来或许还有“新冠疫苗”,变化总在发生,李国泰觉着,那么多曾认为难以战胜的传染病最后都消失了,这次,也不会例外。

辛酸记忆

最难的时候借钱度日

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冬季比南方漫长也寒冷得多,摩托车并不是一个适合冬季出行的载具,望奎县先锋村的王印夫妻如今出诊的工具,是一辆汽车。

每天,夫妻俩开车出门,入户随访,调查每一位慢病老人的情况,随时了解村里的儿童、孕期女性的健康状况,这些,还仅仅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

王印成为村医时,“赤脚医生”这个名字已经停用了,原来的赤脚医生,以及后来成为村医的人们,新的名字就是“乡村医生”,需要经历培训并通过考试之后,才能持证上岗。

改革开放之前,赤脚医生确切说就是半脱产甚至脱产的农民,由村集体供养,每个人按照最高标准计工分。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体弱的女性赤脚医生,也能拿到一个壮劳力最高的“工分”。同时,由于医疗资源的匮乏,赤脚医生成为乡村最重要的卫生服务供给者,因此他们在村里的地位也相对较高,是一份收入高且受尊重的职业,这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投身其中。数据显示,到1975年,赤脚医生这个职业正式出现10年后,全国已经有150多万赤脚医生。

但随着时代变化,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一度有所停滞,乡村医生的收入来源消失,变成了完全自负盈亏的个体从业者。

那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李国泰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孩子还小,家庭负担很重,妻子务农可以补贴一部分,但有时候仍要借钱周转。生活窘迫的同时,工作也不顺利,他用的村卫生室,就搬了4次,最初在村委会边上,后来搬进了村里的一座庙里,再后来,他又自掏腰包,建了一间卫生室,一直用到2000年前后,他又在村边重新建了一间,用到了现在。记者看到,这间卫生室没有木门框,木门直接连接着墙体,李国泰告诉记者,那时候实在找不到更多的木头了。

艰难的处境,使得乡村医生的数量急剧减少,数据显示,到1986年,我国持有乡村医生证的乡村医生,只有64万人,比11年前,减少了一半还多。

“那个年代,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张瑞廷告诉记者,许多人离开了乡村医生的岗位,要么转行干了别的,要么自己开诊所。张瑞廷的家人,也曾劝他去县城开个诊所,工作轻松,赚钱又多些,但他没答应,“我当初没有进县医院,决心当赤脚医生,就是知道村里人太缺医生了。开诊所确实好过些,但连我也走了,村里人怎么办呢?”

职责之重

长长的任务清单

李国泰的家里,一个旧的药箱摆在显眼的地方,灰黑色的药箱,用牛皮制成,坚韧耐用,防水防撞,正面有一个红十字,这是赤脚医生当年标志性的装备。

这个药箱早就不用了,换成了县里发的塑料药箱,新药箱中有标配的注射器、酒精棉、各种常用药品,比以前丰富得多。相应的,村医们的工作,也更多了。

经历了最艰难的日子之后,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乡村医生的待遇问题,尤其是《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的实施,及我国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确定,使得乡村医生的补助得到了法律层面的保障。

在采访中,张瑞廷给记者展示了一份工作清单,包括“卫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每月1次”“每年6期健康教育知识讲座”“高血压、糖尿病宣传每月1次”“65周岁以上老人体检、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每年各1次”“0-6岁新生儿随访每人12次,中医药健康管理每人6次”“高血压患者管理每年随访4次”“糖尿病患者管理每年随访4次”“精神病患者管理每年随访4次”……

这还不是他们全部的工作,事实上,我国确定的14个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有12项需要最基层的医生参与,它们都在村医的日常工作之中。比如健康档案的建立和维护管理,要求为每一位常住居民包括非户籍常住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并定时更新维护。

做这些工作,村医会得到多少报酬呢?2020年,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74元每人,这是国家购买公卫服务的价格,按照规定,村医承担40%的工作量,可以拿到40%的补贴。

以2000人的村庄计算,理论上,村医每年可以拿到59200元。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还要经过上一级卫生机构的考核之后,按照考核成绩发放,考核成绩较低的,拿到的补贴也低,很少有人能够拿到全额补贴。2017年,一份发表在《中国卫生经济》上的调查文章显示,在受调查的300个乡镇中,公卫资金平均拨付比例只有35.83%,最低仅拨付了16.37%。

在采访中,多位乡村医生都认为,这些工作过于繁重且报酬较低。一位河北邯郸的村医告诉记者,每年必须完成的公共卫生任务,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这还是一次就合格的情况,如果不合格,就要重做。即便合格,还有评分的问题,收入和评分直接挂钩。在山东泰安,一位村医也同样告诉记者,很难拿到全额补贴。

眼前困境

年轻人不愿意当村医

张瑞廷告诉记者,他们这一代村医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家里本身有人从医,家学传承,再经过培训之后,成为村医;另一个是从村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中选拔。但在今天,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了,村医的孩子们,许多也不愿意继续成为村医。

在黑龙江,受父亲影响而从医的王印,儿子也学了医,毕业后在县医院工作,不太可能回村接班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为加强村医队伍建设,国家卫生部门出台了许多激励政策,如2020年7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允许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的意见》中,鼓励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成为乡村医生。在地方层面,各地也曾制定过多种政策,强化村医队伍,如四川制定定向培养制度,为偏远村庄培养乡村医生,安徽有“县招乡聘村用”“退休医生返聘”等措施……

这些政策的推行,在改变乡村医生“空白村”等问题中,确实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乡村医生队伍总体减少的情况,仍未完全改观。新京报记者查阅了2011年来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乡村医生数量一直在持续减少。2011年,全国乡村医生数量为106.1万,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总数为112.6万,到2019年,全国乡村医生数量降到79.2万,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总数降到84.2万。9年中,乡村医生减少了24万,平均每年减少2.67万。从趋势看,过去9年中,下降速度呈加快趋势,2015年前,每年降幅只有1万-2万左右,2017年后,每年降幅则达到5万。

张瑞廷当村医的年代,村医还是一个受尊敬且体面的职业,当了48年村医,经历过最困难和窘迫的时代,如今66岁的他并不担心自己的老年生活,孩子们早就成家立业了,他的收入,也足够自己和妻子的简单生活。但他也有自己的期望希望通过媒体发出来,“希望能够继续提升村医的待遇,还有解决职业规划的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当村医去为乡亲们看病”。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曹晶瑞田杰雄李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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