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何相遇?
中美历史上有何“特殊关系”？
110年前，庚子年腊月二十三（1902年2月1日），正是传统过“小年”的日子，刚刚经历了“拳变”深痛、结束“西狩”从长安返回北京紫禁城的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在养心殿召见各国驻京公使夫人。
作为公使夫人中居京资历最久、也是唯一有过三年前，即1898年（戊戌）12月，觐见经验的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担任此次的觐见领班，她被慈禧太后亲切地称呼为“康太太”。慈禧像三年前一样握起了老熟人的双手，一时悲从中来，抽泣而语：“我后悔呀，后悔近来发生的这些麻烦。中国会保护外国人，我们希望以后也做朋友呀。”说话间还取下自己精美的戒指和手镯，为萨拉套到了手上。
“老佛爷”努力经营“夫人外交”的戏剧性一幕，也是王元崇新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末章中着力刻画的“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篇章”。
当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从康格公使报告中了解到，“太后向夫人们表示出深厚的感情……整个过程体现出非比寻常的诚意与敬意，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外交流中是少见的，而如果中国人是真心的话，这件事的确意义重大”。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
以后视角度而言，19、20世纪之交，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逐步摆脱列强追随者的心态，首倡“门户开放”作为自身标签，奠立了新世纪对华政策的基础；而清朝也主动进行国际形象的重塑与外交话语的调适，对内开启新政改革序幕，却仍旧未能挽救迅速衰亡的命运。
简单类比无疑是有风险的，但还是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年联合侵华的八个国家，除了已经不复存在奥匈帝国为加拿大所替代，仍是今日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跑者，不过换了一个称呼，名曰“八国集团”；而贵为今日世界第一强国、同时也是与中国关系最为纠葛的美国，却是当时唯二的令清人有亲近感，甚至被认为所有国家中最不具有侵略性的一个（另一个是日本！）。
上世纪之初，美国在对华外交上保持相对柔软的身段，与各色穷形尽相、穷奢极欲的老牌或新兴帝国主义相比，确乎显得清新，无怪泰勒 丹涅特（Tyler Dennett）会说，“美国在1900年的政策，向来披着一件利他主义的外衣，它的动机虽然不是明显的急公好义，但是它的目的仍然是存有善心的”（《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556页）。战后，美国在和谈、赔款诸议题上对华所作的友好表示，被人津津乐道，诸如“中国所以不曾亡掉，美国的政策至少有相当维系之功”此类论调也一度流行。
后有史家致力于检讨中美之间所谓“特殊关系”掩藏下的种种“误解与神话”，揭示美国对华主流观点“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赚钱的机会（参阅韩德[ Michael Ｈ．Hunt]《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孔华润[Warren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等著作）。新近的研究更彻底驱除了中美关系史早期著作中洋溢的那种良好感觉，19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干涉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在新左派史家笔下得到最严厉的重新评价。
1830年代广州中外贸易繁荣图景一瞥，当时美国商船来华贸易十分频繁。
对于中美关系历史的理解，在大洋彼岸既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更何况处在漫长的“过渡时代”的中国？伴随中美关系走过的无数个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种“特殊关系”也经历了毁誉之间的多次反复，正像“咪唎坚”、“花旗国”、“大合众国”、“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灯塔国”、“世界警察”这些指称发生的位移变化，“中国人的美国观”也有类似坐过山车般的激荡体验，并不让人感到特别诧异。由于被不断地、不厌其烦地言说、书写、引用和争论，历史名词在被耳熟能详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也存在失真风险，我们不如暂时抛开思想困扰，尽力尝试回到现场做近距离观察。
《中美相遇》全书凡六篇十八章，分别从传统世界秩序、中西商业关系（茶叶、鸦片、欧洲中国风）、近代外交体制（治外法权、觐见礼节、望厦条约）、在美中国人（出使大臣、留美幼童、华人移民）、交涉事件（1882年朝美条约、1900年义和团事变）诸角度切入，按照时间先后，讲述了“中美两个大国相遇之后的第一个百年间的交往故事”。王元崇出身于国内历史学科班，又有在美留学和工作十余载的经历，他所撷取的中美早期交往的若干片段，不是建构完备的中美关系史体系，而在为反思当下提供“一些历史角度的参考”、“一种大的历史背景”（前言，3页）。
理解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
如书名所提示，本书叙述中美关系史的区间定位在1784—1911年。
众所周知，中国学界一般将中英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至1911年单立一名目曰“晚清”，和之前的清朝史相区别，在研究分野上被纳入“中国近代史”范畴，甚而这一分期判断已含“超[非？]学术”意味，“其实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变化过程”，且关涉“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近代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对近代专史的研究和编纂”诸多问题（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与之相异，西方著作则偏向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1800年这一纪元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如费正清主编之名著《剑桥中国晚清史》，封面即标明“1800—1911年”，并特别说明“（本书）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京着眼，即从十九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始”（下卷前言）。
王元崇检讨以上两种分期遵循由“前近代”迈入“近代”的叙述模式，其内含逻辑“并无二致”，均“建立在一种中西差序文明的认知之上”，本书则力图贯彻一种“重建近世中国”取向，所谓“中国近世史”，“开始于17世纪初，也就是明代末期的时候，比鸦片战争的发生提早大约两个半世纪”（23页）。
身着清代官服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汤若望历经明清鼎革，效力钦天监，对明末历法改革和清初新历法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明清之际为中国近世史或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不是王元崇的孤明先发，而是延续了前辈学人如郑鹤声先生及日本、欧美一些学者的思考。按笔者理解，此断限的着眼点，实由内、外两条线索、两种尺度聚焦而来：
一方面绝脱不开“外来”冲击与影响，如郑鹤声早已指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经往开来”之趋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1944年）
另一方面，也是本书最加措意者，“中国内部开始的变迁是界定中国进入近世的最重要尺度”（前言，24—25页）。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要将1793年“马戛尔尼事件”发生的次年作为全书叙事的起点，又何以要对“站在马戛尔尼事件背后的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浓墨重笔、再三致意。
王元崇在书中有一个很敏锐的观察，指出当代中国人在理解“已成既往的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世中国历史”方面，“其实并不比别的国家的人来得容易”（前言，25页）。这是他作为“跨语际”实践者的经验之谈。“要理解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以及19世纪中外秩序的剧烈冲突，我们首先应对清代历史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知”（22页），基于这种反思意识，他能够打破断限束缚，发挥研究优长，从当代学者立场出发，细腻地处理近世史的延续、断裂及多元化诸问题，也提示了我们研究上可能推进或突破的方向。
比如1859年进京换约的美国公使华约翰（John Elliott Ward）所遭遇的“觐见礼节”问题，便是一个缠绕在18世纪到19世纪泰西各国赴华使节头上的持续性难题。要回应“跪，还是不跪”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大哉问，非由一地一人所能提供简捷答案，而必须追溯“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梳理“清代中西交通上的叩头史”。（详第十章）这一套“中国秩序”至少自明朝以降已经运行了数百年，乾隆时期的中国完全浸淫在此体系之中，并通过种种手段维系其运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礼仪冲突”实际仍发生在同一延长线上。
又如1882年《朝美条约》，系由中国居间代理，朝鲜与美国签订的两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通商条约，被视作晚清中朝关系的分水岭，东亚世界的一大变局。这样一个典型“近代外交”案件的背景板，是绝不容忽视的、中朝之间保持了数百年的宗藩关系。王元崇本人的学术专攻即清朝关系史、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已出版专著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重塑中华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特别擅长以清朝和朝鲜王朝的交际为个案，来观察“天朝上国”与“外藩属国”的互动机制，以及“这套跨国体制的常规运行秩序”（详第一章），也善于将“美国在中国的协助之下进入半岛”这一外交变量置于长时段中进行分析，从而演绎出一段精彩的“中美朝鲜半岛恩怨录”（详第十七章）。
清代时期朝鲜的赴京朝贡使团一瞥
经由类似上述的一系列工作，王元崇质疑“一种流行的说法和印象”，即鸦片战争后传统的宗藩体制崩溃了，被舶来的条约体系取代，“实际上两个体系在鸦片战争后仍旧同时存在，新体系并未对传统体系造成根本性的动摇”（37页）。不过，此处应加但书，著者“重建近世中国”的努力，并无“骸骨迷恋”的情态，也非“花式中国吹”的变相，“不是说我们不要作近代化的功夫，而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认清晚清中国自身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日回顾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外关系，以及反思近代中国历史，尤当以重新认识自我近世历史为宗旨，方能适应明日中国发展大势之要求”（40页），内中表达的立场相当开放。
“晚清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傅斯年尝以史料学眼光论“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也是互有短长”，而特别强调外来者的长处，在于能思想解放、抓大放小——“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能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史料论略》）这种观察，大致也可移用于西人撰述之中国研究著作。
王元崇在美国受过完备的历史学训练，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美国史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前沿都非常熟悉，这也帮助到他在处理“中美关系”课题时别出手眼，“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于国内读者大有“知皆扩而充之”之益。以我粗浅的阅读，关于“望远镜”视角，至少有两点可说。
一则“站得高、望得全”。“中美相遇”，仿佛两位旅人的邂逅，交际之间自不乏电光火石的感应，而交际前后则各有属于自己的跋涉路程。王元崇回溯中美关系史之滥觞，非仅掬中国史的杯水，也清理美国史的干流脉络，进而疏通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潮流走向。
本书提出“十九世纪中美两国内部的中兴”的有趣话题，对应清朝的“同治中兴”，美国也正处在民族国家长成的“进行时”之中，对应“中国秩序及其嬗变”，美国以新英格兰地区为大本营向外拓展的“西进运动”，建立在文明差序逻辑之上，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西进”，也是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推动其扩张文明和制度模式到别的地方。
1873年美国画家乔治·克劳富特（George Crofutt）根据1872年美国画家约翰·贾斯特（John Gast）所绘的油画《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而做的同名彩色石印版画
当美国与中国“相遇”，进而加入争夺利益的国际游戏，以多元的手法推行扩张政策，又携带者大英帝国的“商业、文明与基督教”三大武器，同时浸染着浓厚的法兰西帝国“文明使命”的色彩（详第二章）。第二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作为英、法、俄的合伙人，一直静悄悄地躲在角落里，实际上与这场战争的源起“有着比其他三国都更密切的关系”（详第九章）。
二则“照人又照己”。今人反思“冲击—回应”模式，多从“本土”、“内部”方向施力，而不太关照柯文（Paul A. Cohen）的另一提示：“在谈到“西方冲击”时，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中译本，4页）。王元崇治史，颇能贯彻知己知彼之旨，不仅对“美国人在东亚”的大情小事如数家珍，对反向渗透、并且改造北美大陆的“中国元素”，也一一搜集、历历如绘。
如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在中西沟通上发挥过双向的作用，众所周知，在欧洲所向披靡的“中国风”以其为始作俑者，沿着欧洲殖民者的足迹，这股风很快刮到了北美，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18世纪中期的漆器流行，即够窥见中国风的影响力（详第三章）。
复如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中销毁的340箱总计92000磅茶叶中，多数为中国福建武夷山产的正山小种红茶，从一个相对狭隘的角度，“美国独立革命的兴起，实是一批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的商业造反”，甚而在殖民地居民宣传中，茶叶所蕴含的“东方专制主义”也威胁到“北美的独立灵魂”，这种恐慌经由猎巫运动（witch-hunt）做了社会心理上的铺垫，“倾茶”终于演变为“在东印度公司代表的君主暴政来临之前为寻求自身经济、政治、权利的自由而进行对抗的手段” （详第四章）。
美国画家内森尼尔·卡瑞尔（Nathaniel Currier）发表于1846年的作品，题名“波士顿港口倾茶”（The Destruction of Tea at Boston Harbor），描绘了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情景。
再如19世纪上半叶在广州淘金的几个美国家族，几乎都是在十三行商人巨头伍秉鉴扶持下起家，且毫无例外地都参与了鸦片贸易。巨额烟土利润伴随这些家族流回国内，投入到慈善、教育、交通以及医疗等方面，包括美国东部一系列名校如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的基础建设。暴发户之一德拉诺（Delano）回国后，开办了包括煤矿等在内的很多实业项目，成为美国巨富，他的外孙富兰克林 德拉诺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32年通过大选登上美国第32任总统宝座，这笔钱的源头正是当年德拉诺在广州进行的鸦片贸易（详第六章）。
“晚清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455页）本书论证“鸦片烟钱的洗白”与“近代美国的建设”、“一个伟大总统的诞生”之间的逻辑线索，令人印象深刻。而我尤感兴味者，还在于著者最终反求诸己，指出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让中国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到了19世纪末，英美烟草公司成功让中国人喜爱上了香烟，两者都是外国公司推广，中国人吸食，均引发了本土制造和竞争，都造成了中国资本大量外流，也造成了人民体质的弱化（457页）。对照中国烟鬼们在吞云吐雾之中，“抽出了十几个美国豪门，抽出了一个近代化的美国”的悖谬历史，可以反问的是：鸦片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被美国商业家族奉为“教父”的中国首富伍秉鉴，又在“投资并回馈自己的国家”上做了什么？
“面对面讲故事”的尝试
本书脱胎于王元崇在美国大学开设的“中美关系史”授课讲义，先期以“中美浮梦录”为题，连载于“澎湃”之上，究其定位，在“为学界之外的大众读者提供一些理解中美关系史的历史资料和角度”（前言，4页），原不必以专门的学术标准求之。
不过，略如前述，书内包含的“个人研究心得”随处可见，最值得激赏一点，著者打开“美国故纸堆”，对若干关键性史料文本如1844年泰勒总统致道光皇帝信及复书（170—183页）、1868年中国钦差蒲安臣“勿扰她”（Let her alone）演讲词（237—245页）、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中国国情报告”（463—491页）所作的深度挖掘与解读，英文本与汉文原本或今译本一一对照，加上绵密、详确的按语，不仅帮助读者尽可能多地提取历史信息，而且也指示了“翻译的政治”、“层累而放大的”清代历史观等方法论问题。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答复美国总统泰勒的信，操作者是负责条约谈判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耆英，实际上是颁给美方的一份“诏书”。这份文档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我大概能想象在“中美关系史”的课堂上，王元崇以这些文本作为阅读材料，与年轻的美国学生逐字逐句研读的情形，也理解了书中各篇雏形初出于“面对面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前言，5页）。吾乡章实斋尝言“文章以叙事为最难，叙事之文， 其变无穷”。史学以“叙事”为基，而历史学家却最不会（不屑？）“讲故事”。对此现状，王元崇亦有充分自觉，意识到“当代中国学界的专业历史学者在大众读本的写作方面，用力仍嫌不足，这导致了历史学家的很多专业知识无法很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大众，两个群体距离越拉越远”，而本书的目的，也就是“要从学术的角度尝试着做一些与学界之外的大众读者沟通的努力”（前言，5页）。
从效果来看，似乎相当不错。讲义文字清通流畅，对读者非常友好，难得的是，著者也很会讲故事，如叙述1821年广州“郭梁氏之死”（详第七章）、1924年密西西比州“林家女孩”诉讼案（详第十六章），其意旨一则说明鸦片战争前外国在华治外法权空位情形，一则揭示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通过后华人赴美移民的真实境遇，故事本身也一波三折，足够精彩。
著者还从时下流行的文化史、艺术史研究中汲取灵感，触处设譬，生面别开，如歌剧《图兰朵》的中国公主设定与“欧洲中国风”的暗合（79页）、好莱坞电影《荒野猎人》真人原型前往印第安领地所寻求毛皮的主要市场即在遥远的中国（104页）、美国艺术家格兰特·伍德创作的宣传油画《革命女儿》（Daughters of Revolution）中出现的青花瓷茶杯正说明了美国“旧对华贸易” （Old China Trade）如何以艺术的形式参与美国政治（128—130页）、美国画家约翰·贾斯特在1872年所绘油画《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为“昭昭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添砖加瓦，已成为描述美国“西进运动”的经典图像（55—56页），都是现成的好例。
美国艺术家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1932年创作的油画《革命女儿》（Daughters of Revolution），中间的女士手持青花瓷茶杯尤其明显，是美国“旧对华贸易”（Old China Trade）的一种历史记忆。
王国维《人间词话》，区别“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这也是今人著述的两种姿态。一般而言，学术作品当尽量避免主观，以“无我”为尚。本书行文中，“我”却经常主动出场，酌今准古的场合也不在少数。全书配图有相当部分是著者自己行走各国各地拍摄的照片，便提示了一种“在场”。他所生活的美国特拉华州是世界化工巨头杜邦总部所在地，杜邦家族创办温特瑟博物馆（Winterthur Museum）收藏的大量中国瓷器和家具，展示出“美国上层家族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风的喜好”、“杜邦本人对中国和整个东方文物的痴迷”（84—86页），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的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是今日美国民众据以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而书中描述的很多中国农村场景“甚至是我小时候在山东半岛亲眼所见的社会生活”（98—99页），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91岁高龄第一时间答复电子邮件，告以她的曾舅父对于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李恩富的赞美之词，从而印证“留美幼童们优秀的成绩，给美国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271—272页），当年“石泉惨案”发生地的怀俄明州甜水县历史博物馆，函授老照片采用权，并热情回复当地华人移民后裔现状（345—346页），这些生动的细节，在学术厚度之上，也为本书增加了感染力。
美国怀俄明州甜水县博物馆保存的清末华人农历新年游龙照片
著者终究是当代之人。书中用不小的篇幅来回顾晚清中国留美幼童的计划及其失败（详第十三章），直以“千古壮举”和“百年遗恨”称之，难掩痛惜之情，他也坦承，这种执着“多少和笔者自身刻骨铭心的中美教育经历和现在中美教育交流中出现的一些波折有很大的关系”。由晚清而民国、而当下，他从“长远的中西合流”趋势，论证“中国海外留学开放政策的重要性”，始终有一个“中心道理”——“中国对外交流之门应该继续敞开，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关起门来，更不能沉迷于“国学”之中不可自拔，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需要更多有世界眼光的人才，中国不会在对外交流中丧失自我，只会变得更好”（287页）。此番由衷之言，出于当代留学生政策产物的著者之口，想必别具深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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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海斌，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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