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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概念的误解

大众日报 2021-01-26 09:48 大字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蔡明玉

关于朱子学这个概念,有一段时间,学术界认为,不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创造的。这些学者的理由是,日本有一位学者叫井上哲次郎,他写了一本书叫《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以这本书的出版为标志,朱子学作为一个学科或作为一个学术用语,被单独切割出来,然后被固定下来,后来,中国的一些留学生到了日本之后,通过接触了解日本的朱子学,才把朱子学的名称反向输入回中国。

山东省尼山书院举行的“朱子学公开课”上,复旦大学教授吴震表示,从历史资料来分析,这是一种误解,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事实上,在中国的南宋末年,就已经有人称朱子的思想为朱子学。特别是在元代,一大批朱子后学、朱子门人,就曾经使用过朱子学这个概念。比如,元代著名的朱子研究学者,包括许衡、程端礼、苏天爵等,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朱子学这一名称。所以说,要作一个澄清,朱子学这个名称不是外国人创造的,这个创造权要回归到中国人自己。”

吴震说,所谓朱子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朱子学,是指朱子本人的思想,朱子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另一方面,朱子的门人、朱子的后学,包括后世的学者,比方说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对朱子哲学思想的一些创造性诠释和创新性发展,算不算是朱子学?这应当算作广义的朱子学。

吴震认为,就朱子学的思想体系而言,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可诠释的、可发展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明清之后,对朱子学是有所推动与发展的。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拓展一下,来观察16世纪之后东亚的朝鲜王朝、日本江户时代,他们对于朱子学的研究也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他们对于朱子学的不同理解、不同解释所形成的一套思想理论,分别叫韩国的朱子学、日本的朱子学,笼统而言称之为东亚朱子学。这是不是朱子学呢?也是朱子学。那它是不是朱子本人的思想呢?并不尽相同,因为又有新的拓展,有新的转化,变成了日本化的朱子学,或者韩国化的朱子学。

比如,在日本,有一位山崎暗斋就开创了崎门派朱子学。崎门派提出了“智藏”说,对朱子学有一定开创性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智藏”这个说法,是朱子在《玉山讲义》中首次提出的,但没有进行详细理论阐发。南宋绍熙五年即1194年,65岁的朱熹应玉山(今属江西)邑宰司马迈邀请,至县学讲学。司马迈对讲学内容进行了记录,并刻成讲义一篇传世,因此取名为《玉山讲义》。后来,朱子在回答陈器之提问时,使用“智藏”一词阐述过自己的思想。但是,综合起来看,朱子并没有把“智藏”当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来使用。元明之后的中国朱子学,有关“智藏”这个问题有没有去做过讨论,进行过新的理论阐发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山崎暗斋的崎门派朱子学对“智藏”说的开发,是日本朱子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和贡献。

什么叫做“智藏”?简单来说,“智藏”的“智”,就是指“仁”“义”“礼”“智”最后的那个智,相当于春夏秋冬的最后一个冬,也相当于《周易》所讲“元亨利贞”的最后一个贞。这最后一个字,无论是“智”“贞”还是“冬”,都意味着“藏”,有伏藏、包藏、含藏、蕴藏之意。比如,冬季,是一年四季结束的季节,丰收的成果要收藏起来过冬。再如“元亨利贞”,又有“贞下起元”之说,也是说明天道的循环往复,第二年的春天是从前一年的“贞”开始。所以“智”,意味着藏,而这个藏又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意味着结束,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新的开始。天道如此,人的行为举止也是如此。一终一始,关键都在“智”。因此,用山崎暗斋的说法,“智”就是合天人之道的一个奥秘之所在。山崎暗斋的著名弟子三宅尚斋曾经说过,“智藏”是没有迹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认识和把握以后,就明白什么是道体了,所谓鬼神的问题,也可以进行讨论。

所以,崎门派朱子学的“智藏”说,不完全是纯粹的朱子学的一套理论,里面还含有神道思想的因素。这个“智藏”说,不是探讨宇宙论的问题,不是探讨宇宙的生成、根源之类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关注根源于人心的行为。人的行为是从心发动的,是很微妙的,这种行为将要发生而还没有发生的一瞬间,当要起动但是还没有起动,当要发动但是还没有发动,这一瞬间存在一个动力机制问题。“智藏”说就是要思考这个问题,要追根溯源,要找到将要起动但是还没有起动时,关键的微妙的这个点。

再比如,韩国朱子学中有著名的三大辩,其中包括“四端七情之辩”。《朱子语类》中曾经提到“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但也只是提及一次,其他地方再未提到过。众所周知,朱子对自己的思想,总是反复阐述。为什么这句话只提到一次呢?因此,有些韩国学者认为,这只是朱子的一句偶发之语,也有的认为,是弟子记录时记错了。而他们围绕这一命题,讨论了几百年。在16世纪儒学的两位代表人物李退溪、奇高峰之间,围绕“四端七情”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李退溪是什么观点呢?李退溪说,“四端则理发而气随之”“七情则气发而理乘之”。几乎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地方,李栗谷与成牛溪围绕“四端七情”也展开了论争。李栗谷跟李退溪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气发理乘是一途”。争议的一个焦点就在于“理”的活动性问题。历史上,很多学者是赞同李栗谷的。如今,结合朱子的相关观点及相关阐述,李退溪的说法应当是正确的。吴震说:“我们对于李退溪思想的了解,应当跟朱子文本的了解结合起来,所以我提出要重回朱熹,再论退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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