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报记者独家对话国内支持者揭秘“人体冷冻”的困惑“你没有失去什么，只是给未来多了一种选择”
赵磊和李俊铎很意外。建立多年，原本只有700多粉丝的“冷冻启示录”公众号，在几天之间增加了近2000关注。不仅如此，他们建立的“人体冷冻复活交流”QQ群也多了近百人申请，与公众号无门槛的关注不同，入群者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对人体冷冻怎么看”。
“任何回答都可以入群，设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为了阻挡发广告的人。”李俊铎解释。
“最近是有什么新闻吗？怎么这么多人入群？”同为管理员的小余问道。
有群友将一个链接转发到群里：“我是看这个来的。”原来，一个星期前，国内知名公众号“一条”发布了一条推文，揭秘中国第一家人体冷冻中心，引发热议。这让自嘲关注点“小众”的人体冷冻志愿者们也“浮出水面”。在这众多小的分支中，赵磊、李俊铎就是其中一股力量。
在圈内，他们最为人所知的“功绩”，是在2015年协助杜虹的家人联系美国人体冷冻机构阿尔科，并最终促成此事。杜虹是儿童文学作家，在成为国内第一例冷冻志愿者之前，她最鲜为人知的身份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
虽然理论上说得通，且目前相关研究学者对此大多持积极态度，但直到今天为止，关于人体低温冷冻的种种猜想，在科学上依然没有答案。
相对于绝大多数不理解的人来说，信仰者们对此看得更为理性，“冷冻你没有失去什么，只是给未来多了一种选择。”当然，从目前来看，冷冻的费用是个门槛，但这并不全是钱的问题。
“现在选择人体冷冻都是对的”
“现在选择人体冷冻都是对的。”1月15日晚上，赵磊和李俊铎接受新时报记者独家采访时，他们这样坚定地说。
赵磊和李俊铎，两个北京青年，一个是IT从业者，一个是工程师。俩人是发小，对人体冷冻有共同的兴趣。在各自有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们一直在关注人体冷冻的话题，并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
2015年，因癌症去世的儿童文学作家杜虹成为中国首位选择冷冻身体的人，她的家人卖掉房子，花了75万元人民币，将她的头部低温保存。
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2011年起，赵磊和李俊铎就开始在小范围里宣传人体冷冻这件事了。他们通过邮件跟国外的冷冻机构取得联系，在知乎上发帖、建立QQ群，将人体冷冻爱好者聚集在一起。群成员也从最初的三四十人扩张到了现在的600多人。“这个群没有任何限制，无论对人体冷冻持什么态度，都可以加入。”
“选择阿尔科，是因为当时国内没有机构能做。”赵磊说，杜虹的女婿通过知乎联系到他，基于此前已经跟国外权威冷冻机构保持了联络，于是志愿者们迅速联系了国外3家权威冷冻机构，但能到中国进行手术的，只有美国的阿尔科。因为没有先例，不确定药品和设备能否过海关，赵磊他们就准备了个Plan B。“但最后运气好，都没有用上。”
赵磊说，我们现在说的“冷冻”，其实是“玻璃化”，冷冻机构会用防冻剂来置换人体内的血液和水分，防止温度下降过程中产生冰晶。最终将到达-196℃。此时，一个细胞的新陈代谢将需要2400万年。
但这种冷冻的伤害有多少，未来如何解冻修复，人的记忆是否保留的问题，目前的科学水平都找不到答案。“这是未来科技要去解决的。”赵磊说。
在他们的观念里，因为人体冷冻对很多人来说是“天方夜谭”，因此只有真正促成了第一例，才是接受的开始。
与此同时，在东北一个小县城里，40多岁的孙万春也有个“人体冷冻”计划。他的计划跟其他人不同，他要成立公司、科研机构和基金会。
现在，孙万春有个身份是议事专家，这也是他目前正努力学习的，也是为了以后运营好基金会作准备。他也强调，他不仅是关注人体冷冻，有关生命科学的，他都关注。
在孙万春所在的县城，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人体冷冻方面做的事情。“都觉得我做的事离他们太遥远，也就不关心了。”1月17日，他告诉新时报记者，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后，他就哪儿也没去，现在受所在地疫情的影响，也是居家隔离的状态。“虽然我哪儿也没去，但还是在关注。”他透露目前的计划，已经小有进展。
关于商业化、费用的一些解答
最初，孙万春曾加入一些论坛和QQ群，尝试寻觅志同道合者，但有些人并不是抱着简单的想法来的，他们觉得有利可图，就急切地想要变现，商业化，“现阶段，商业运作是不考虑的。”他说。
“在杜虹的案例之前，我们对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商业化，其实心里没底，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现在如果问我，我会告诉你，肯定不能。它必须是一个非营利的机构。”赵磊说，首先，现在世界上有的这几家冷冻机构全都是非营利的。第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巨大争议的，如果你是一个营利的机构，你就很难去说服别人。第三，因为营利的公司要缴企业所得税，而人体冷冻费用本身就很贵，缴税的话就会把本身很贵的东西变得更贵了，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
关于人体冷冻的费用，国内暂时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公开的费用是2015年杜虹在美国阿尔科冷冻头部，花费在75万元人民币。而中国第一例人体低温保存志愿者展文莲的冷冻资金，大部分来自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其丈夫桂军民说，这个事情他一分钱没花，只是为了表达心意，他向该基金会捐赠了一点钱。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捐款数额。
做人体冷冻需要不菲的费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月12日，新时报记者与山东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联系，但采访被婉拒。而2017年《科技日报》的公开报道里曾有关于费用的内容。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曾向《科技日报》记者列出了他们的支出：液氮罐，40万；程序降温设备，40万；体外循环机，100万；呼吸机，七八万；实验室搭建，500万……“每做一次冷冻，光是冷冻保护剂的费用就是二三十万。还有手术的其他耗材费用、专家费用、救护车费用等等。”人体进入低温保存状态后，每隔10天到半个月需要补充一次液氮，这一费用大约为每年5万元。
毫无疑问，费用是阻拦人们选择“人体冷冻”的一个门槛，但在小余看来，费用是很贵，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根据媒体报道，在展文莲成为中国第一例人体低温冷冻志愿者之前，曾有多位志愿者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但都在最后时刻放弃。而在其丈夫桂军民看来，最大的阻力在于观念，需要尊重病人本人和所有家庭成员的意见。
1月13日，新时报记者曾在桂军民家中采访，采访结束前，记者问桂军民：“如果那天躺在病床上的是您，您觉得展文莲会为您作同样的决定吗？”
桂军民的回答很坦诚：“她肯定会作同样的选择，但是她应该说不动我的家人。”在他看来，展文莲的家庭结构简单，也是最终能促成她成为第一例志愿者的原因。
促成此前杜虹头部冷冻的志愿者赵磊持有同样的观点。杜虹父母已去世，与丈夫离异，家庭关系简单，女儿女婿的坚定最终促成了此事。在他看来，“如果换成一些大家族，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事儿就可能办不成，毕竟冷冻是有悖于传统的。”
2020年，赵磊的姥爷去世了，他向家人提出了“低温冷冻”的想法，遭到全家的反对。
伦理问题应放到未来社会解决
人体冷冻的新闻被报道后，很多人表示有一种“现实版科幻片”的感觉，有人认为这个项目就是“伪科学”。对支持者们来说，有争议甚至被质疑，至少说明这个研究受到了关注。“我小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梦想的生活，你能想到今天手机除了可以打电话，还能缴费、订餐、购物、看电影吗？科技总是日新月异。”桂军民说。
而更多的人把视角放在了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上。而新时报记者了解到，对于这些，已经有机构成立伦理委员会，邀请法学专家、伦理学专家及社会人士参与，共同探讨、解决法律及伦理问题。赵磊对这其中牵扯的问题并没有过多担心，他认为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无论是科技还是其他。“如果以后真的能够实现人体冷冻之后复活的，那么你的伦理观念肯定也会跟着发生一些改变。”赵磊认为，伦理的存在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如果伦理的存在削弱这个，就有必要改变伦理本身了。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一旦冷冻人能复活，那么显然活着的人也不会是现在的状态，很有可能是不会死的。那么那时候的社会，自然也会建立相应的伦理。
总而言之，赵磊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念去想未来的事。
现在，虽然国内关注人体冷冻的人越来越多了，但这个群体依旧小众。赵磊、李俊铎和小余以及其他志愿者们共同做的“冷冻启示录”，就想以一个资料库的形式供爱好者们关注。受疫情影响，小余目前待在国内，他希望等可以出国了，去国外的人体冷冻机构拍些纪录片，让更多的人多一些了解。
但在很多支持者们看来，除非冷冻人真的能被复活，否则人体冷冻永远处在初级阶段。
“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不会太久，但愿有生之年能看到。”赵磊说，人体冷冻不是要做什么，而是在我们看清迷雾之前，尽可能保持现场，什么都不要做。冷冻承认未来复活的不确定性。 （新时报记者薛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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