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生极顶攀登
□侯严峰
2020年，是中国登山队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60周年，不少媒体就此作了报道。其中央视播出的“攀登珠峰”“丈量珠峰”等专题纪录片，把人们重又带回到那个冰雪覆盖的世界。看着这些报道和影像，一个人的身影在脑海里闪现，那也是60年前，一位新华社记者履冰踏雪，挺进珠峰，写下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他就是中国新闻界著名记者、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
1984年5月，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郭超人就已经担任了新华社副社长。当然，知晓这位名声显赫的中国新闻界名人，是从他早年的名篇《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开始的。
在大学，我读的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也就有机会读到曾被尘封多年的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和新闻佳作，其中就有郭超人采写发表于1960年5月的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初读这篇洋洋洒洒的新闻通讯，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那些笔触细腻的场景描写和呼之欲出的人物描写，还有贯穿全篇的大无畏气概和英雄主义精神。
新闻报道不同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可以“虚构”，而新闻报道必须“写实”。新闻通讯是综合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新闻写作体裁，特点是兼具新闻价值和可读性，融真实性、客观性、新闻性和形象性于一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作为场景宏大的事件性通讯，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些写作要求。
收入初中课本的《登上地球之巅》，是从《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节选的，也是这篇通讯中的华彩篇章。通讯的生命是那些能够打动人心的真实的细节，可以说，《登上地球之巅》这篇课文，引人入胜的细节比比皆是。记者讲述登山四勇士攀登“死亡地带”第二台阶的那些段落，构成了这篇课文的主体部分。从“中国登山队员在一根红色的结组绳的牵引下，齐心协力，朝着云雾茫茫的珠穆朗玛峰巅勇敢地迈进”开始，写到“走了大约两个钟头，才上升了约70米”，“第二台阶”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接下来，记者倾尽笔墨，对登山队员攀登“第二台阶”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些描写注重形象表现、细节描摹、故事叙述，使报道内容具体、生动、形象、鲜活，更使得报道的中心思想磅礴有力。通观这篇报道，有客观的环境描写，“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陡滑的岩壁上登攀”；有真实的细节描写，“双手插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有细腻的人物描写，“眼前冒着‘金花’，两脚颤抖，呼吸也变得沉重”；有激情的心理描写，“活着就是幸福，就是胜利，就是一切”；有富有时代特色，铿锵有力的“直接引语”……在这篇新闻通讯中，记者不仅浓墨重彩地记叙了中国登山队员挑战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的新闻事件，还情深意切地描写了不畏生死、最终战胜“死亡地带”的英雄群像，从而使《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新闻界报道登山运动的一篇巅峰之作。
难能可贵的是，当年郭超人作为新华社记者，不可能跟随登山队员一起攀上珠穆朗玛峰极顶，通讯中那些惟妙惟肖的记叙和描写，靠的是记者敏锐的观察、扎实的采访、精心的写作，而这些，必定源自记者日积月累的业务功底。也许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每当捧读《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当登山队员们把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时，郭超人也同时登上了人生的极顶——首创一代“登山精神”的极顶。从这个意义上讲，郭超人也是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英雄。
我的这个想法，后来得到了印证。
大学毕业后，我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实习，后来就留在了那里。当时，郭超人是新华社总社副社长，我不过是新华社驻地方分社的普通记者，我们之间工作上并没有多少交集，但这并不妨碍我了解这位中国新闻界的“传奇”人物。新华社有一个好传统，不论“官职”大小，很少以职务相称，对郭超人副社长，新老同志大多亲切地称他“超人”。在我们眼中，超人同志虽然平易近人，但对采编工作却要求严格，常常挂在嘴上并身体力行的，就是倡导力行“四力”，就是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所谓“脚力”，就是要迈开双腿到产生新闻的第一现场去发现、去感受、去采访；同时带着眼睛去观察，带着耳朵去倾听，带着嘴巴去询问，带着思考去求证，带着真诚去记录，带着责任去传播。
原来，1956年，郭超人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被分配到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记者，名作《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就是他在西藏工作时采写的。郭超人在西部跋山涉水的记者之路，一走就是20多年，对他来说，这是一条筚路蓝缕的成长、成才之路，也是他卧薪尝胆磨砺“四力”之路。
参加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报道时，郭超人还不满26岁。他与登山队员一道行军，顶风冒雪攀登陡峻的岩坡，在冰冷彻骨的严寒中度过漫漫长夜，最终攀登至海拔6600米的“珠峰大门”北坳冰墙下。这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这次登山过程中，郭超人突发心脏病，全身浮肿，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为了不耽搁发稿，他硬是用一只手掰开眼皮，用另一只手伏案写作；再后来，一双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便一边口述，一边让报务员记录，报道写完后马上用电码发了出去。风雪、缺氧、冻伤、患病，都没有让青年记者郭超人退却，终于写下《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这篇名垂青史的经典新闻作品。
郭超人常说，“我们倡导记者要去新闻事件的第一线，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观察现场，捕捉感人的、形象的东西。”这是他对记者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他40多年新闻实践的总结，更是他一以贯之的职业遵循。在雪域高原，郭超人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到拉萨不久，他就独自骑马到后藏和藏北深入调研，一去就长达8个月，常常是一连骑行数日不见人烟。“旷野入寒草，独行随远山。”正是漫漫寻访路上的艰辛和寂寥，才成就了郭超人对藏区见解独到的思考和了解，也才促成了包括《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在内的诸多新闻名篇的诞生。
从一名普通记者，到分社、总社领导，郭超人从未放下手中那支“激扬文字”的笔。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就采写了大量揭露西藏黑暗农奴制的报道，六十年代随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的报道，七十年代采写的《驯水记》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宏伟业绩，《安康调查》则大胆批判了“极左”路线在农村造成的极大危害。《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万里神州驯水记》《时代的回声》，以及洋洋45万字的新闻论著《喉舌论》，都是郭超人笔耕不辍的累累成果。
2000年6月中旬，我还是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副社长，在厦门出席总社的一个会议，会议结束那天突闻噩耗——郭超人社长因病逝世。总社的同志说，超人社长去世两天前，还在主持召开社长办公会，谁也没有料到，时年不满66岁的他，就这样离开了一生挚爱的工作岗位。
有的人看似已经走远，但却从未真正离开。今年是郭超人逝世20周年，也是他的《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问世60周年。新华社一位同事饱含深情写下一首诗作：“此刻，我们多想，陪伴您重回60年前。在神秘的珠峰北坡营地，在那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一起仰望蔚蓝的天空，尽情欣赏那皎洁明月下，激情的燃烧和孤独的泰然……您，依然屹立在，白雪皑皑的地球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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