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彰显浓郁“小说性”的优秀作品 日照市作协举办当代小说研讨及作品点评网络会议

为适应当前形势要求，繁荣文化事业，提高全市作家的创作水平，9月27日，日照市作家协会举办了“当代小说研讨及作品点评网络会议”，邀请张元珂、黑丰、张凯、赵德发四位省内外专家，通过连线形式，分别点评了日照籍作家六部中、短篇小说并就当前文学创作现状和沂蒙文学进行了阐述。会议由市作家协会主席夏立君主持。

张元珂首先发言，他指出，沂蒙文学是当代中国最活跃、最有发展潜力、也最有创作实绩的地域文学之一。在此背景下谈当前日照小说创作，也就有了“史”的线索和文本评议的针对性。

张元珂针对作品的特点进行了点评，当代沂蒙文学最引人瞩目的表达向度，夏里的《老罗叫》可以看成是这一脉写作的优秀代表作。讲述感人故事，塑造典型人物，揭示带有清晰年代感和地域风格的历史风景，是这个短篇小说最成功之处。具体来说，有关老罗职业操守和爱生如子品性的表现让人动容，有关饥饿主题的艺术表达很具新意，有关沂蒙方言口语的生动运用别具风采，有关人物行动、语言和心理的描写也精准到位，有关小说讲述语气和叙述视点的运用也很讲究。总之，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感人、很有历史感、彰显浓郁“小说性”的优秀作品，也是彰显沂蒙文学核心品质和沂蒙地域文化特色的优秀代表作。

描摹沂蒙乡土社会世态、世情，书写小人物生活史、命运史，揭示新、旧观念冲突本相，也一直是当代沂蒙“新乡土小说”所着力实践的向度。潘维建的《小虼蚤》和《他们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前者旨在为民间小人物立传。其中，“小虼蚤”的正义感、对百姓的体恤、爱打抱不平的品性，以及他最后断指逃走的情节，都写得很有张力。后者主要揭示两代农民在生活观念的冲突。其中，小说对人物言行、心理的描写相当细腻，且颇多精彩之处。作为已弄笔二三十年的农民作家，他完整地继承了古典小说“讲故事”的传统———以故事塑造人，以故事表达某种情感，以故事传递某种理念——— 从而赋予“故事”这一基本要素以“新动能”。相比较而言，《小虼蚤》可读性更好。

聚焦现代人婚姻、情感状态，并由此而表达某种深层命题或形而上理念，也是新世纪以来沂蒙作家常写常新的主题向度。蓝强的《山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和《潭中央的鱼》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侧重描写一种丰富、复杂的情感关系。它将之置于权力与欲望谱系中，不仅对人物之间那种“不是爱情的爱情”作了细致描写，还通过设置“红毛衣”这一带有多重寓意的小说意象，从而将小说内部的众多“关系”聚为一起，既而生成多元指涉意义。这是这篇小说极具艺术创造性的环节。

后者恰似一篇有关现代人情感和精神处境的现代寓言。两个人物的情感若近若离，与之相对的“潭”及其中的“鱼”显然不是实指，而是带有虚拟的、喻指性的象征符号。这是典型的现代小说写法。这两篇小说都聚焦主题的深度开掘，都以情感逻辑彰显文本品性，因而不能用外在的事理逻辑来评判其优劣得失。

黑丰在发言中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一定要体现它的艺术容量、文学容量、思想容量，而不仅仅是故事。而是看他对世界对人类贡献了多少有价值的思想，掀开尘封的历史，究竟写出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真相，是否始终坚持祛蔽，是否始终真正地体现了一种人文和人道主义精神。

黑丰先对作品进行了概述，他说，在夏里小说《老罗叫》中，我十分欣喜地看到，这是一部始终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替那些喑哑的羔羊发声的小说。而葛小明的《失踪》，则是一部揭示真相的、祛蔽的小说，还有山来东的《病毒》也是。蓝强的《山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则是一部“反抗”或“抵御”寒冷的小说，他的《潭中央的鱼》却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小说。所有这几部，都或多或少地体现某种层次不同的精神向度。很可喜。

从表现形式上看，《失踪》应属于一种现代性小说，其他四篇可归为广义的现实主义小说。

黑丰然后进行了详细点评：先谈葛小明的《失踪》。之所以说它是一篇现代性小说，就是因为它趋内、趋向内心、趋向抽象，极简，极具主观。它把人和事内在化，直接述诸于人的一种感触感觉感受和感悟，个人化、主观化、情绪化。譬如开头，“堂屋的门被风吹坏了一部分，虚掩一整夜，有意无意地等待着什么的到来”，这是感受的，抽象的。这种现代性的小说，写好了，可以写得极简，但又极丰富。

其实，这个小说所表述的事件，很简单，就是“种羊”丢了。丢在哪？丢在“我”家了。“种羊”在其他庄户人家喂养时没丢，却丢在“我”家里了。而“我”父亲却煞有介事地把大家召集拢来开会，对人家行进猜忌和指责。后来，会议风向一转，成了一个“审父”会。所谓“审父”，即对那种监守自盗的伪道统、伪善、伪君子的一种审判。这个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审父”小说，立意是高的，隐喻性也是极强的。作者艺术感觉不错，创作潜力很大。

夏里的《老罗叫》。这个小说表面来看，很传统，故事发生时间是1961年，似乎没有怎么体现“结构”和匠心，像“流水”。但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这是一个悲苦的故事，一个尖叫的故事，一个呼嚎的故事，一个充满悲悯的故事，一个春风化雨的故事，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一个具有童话色彩的故事。素朴，深刻，优美、感人。“老罗”令我想到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卖火柴小女孩所不同的是，他燃烧的不是火柴，他燃烧的是他自己。看来，现实主义小说，也可以写得很优美。

蓝强的两个小说。两个小说题目和结构，具有隐喻性，有意味，很诗意。

《山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这个短篇别具匠心。从结构形式来看，它是有特点的。它不愿中规中矩，不愿写成“流水”。也不是倒叙。它是从“高潮”或“中心”开花，然后花分两朵；就是从事件的中心说事件，把事件之一的核心元素（羊毛大披肩）提拎出来，吸住您，然后再从头往下梳，让您上套，把您套进去。这样一来，您就要追着看，因为用这种傻羊作譬喻，并非无中生有。还有跟羊一样傻的是人。这个小说从内容上看，一言蔽之，“小芳奇遇记”，也可叫“大披肩穿过小钻戒”，还可以叫“反抗”。

这就是小说的张力。这种张力，是由这种极不对称的高与低、贵与贱、富与贫的“奇遇”形成的。而这种“小芳奇遇记”，或“大披肩穿过小钻戒”，既是小说的事件，也是小说的内涵；既是内容，也是一种小说的形式。

蓝强中篇《潭中央的鱼》。小说的立意是很好的，主题应该是追求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我觉得，个别情节设置是有悖常情常理的，是经不推敲的。在小说的内核上，没有做到高度统一。所以，也就谈不上深度。这是一个有待提升的作品。

山来东的《病毒》。这个稿表面上看，写的是人（柴老轨[轮机长的俗称]）染病死了，为了所谓大家的安全不让登船，后经代理公司的外勤蒋鸣调查，实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船东吴康为了抢时间运货，拒绝感染肺病的柴老轨靠岸就医，导致死在船上。于是就捂盖子，封锁消息，拒绝登船。

利益至上，或者说功利主义，不仅仅是船东的追求，也成了一种公司的文化和人们的一种普遍追求。譬如，员工大都炒股，但一听说蒋鸣登船，纷纷与他保持距离。女友沈莹一听说蒋鸣辞职立马吹灯。

而事实上，追求真相和趋善，事业才兴旺发达。这是小说的主题，所以这个稿的立意是高的，结构是严谨的、扎实的。如果发表，这也是一个可用稿。不过小说还可以写得更细腻更内在更深刻。题目《病毒》，太平了。我拟了一个题目《推迟靠岸》。供参考。

什么是好小说的标准？张凯在发言中，分别从小说的芯片、从事小说编辑的体会、小说的题材、小说的语言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首先，一篇好的小说就应该是这篇小说最终达到什么目的或达不到什么目的。小说的结局和人世间任何事件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就是达到或没有达到目的，除此之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三种结局。

其次，他认为小说的意义在于小说家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他要写的小说中的人物身上，用小说家自己的情感力量，迫使小说中的人物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也就是说，在写小说的时候，你是如何把读者拉到现场，而自己又是如何悄悄地离开现场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的作品一定是优秀的，你就能把这篇小说用一句话概括出来。如果不能把自己的作品用一两句话概括出来，那么这篇小说就不一定是好小说了。他说《诗经》里的每一篇，都可以用很少字数或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出它的内容。如《关雎》，是写贵族青年的恋歌；《葛覃》是写女子准备回娘家探望爹娘；《月出》写的是月下怀人。

张凯说他在审读小说的时候，深深感到题材的重要性。他认为遇到一个好的题材，只要用心去写，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再就是我们要多写反应新时代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多挖掘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弘扬中华民族美德的题材。

在谈到小说的语言的时候，他说作为一名汉语写作者，语言是第一位的。语言要准确，不能拖泥带水。他从《他们的女儿》《老罗叫》两篇小说的语言，说小说的语言、叙事、一定要清晰、准确，不能模糊混乱，无论写什么都要符合生活逻辑。说作品中人物的视角、语言、行为，都必须准确。他结合《失踪》《病毒》等作品，认为写小说我们不要去琢磨怎么写，应该专心于写什么就可以了。作家用心于怎么写，再怎么写，也是外国作家或电影或戏剧玩剩下的。换句话说就是怎么写，最不重要。写什么，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不写什么。我们写小说是用心，而不是用力。

张凯说不能让自己的小说语言流于：不讲人话（疙里疙瘩）、故弄玄虚（生造词语堆砌）、非古非今（恨不得当“新五四”旗手）。不能让小说的语言真正地变成了个人的“皇帝新衣”哗众取宠的小趣味。

最后，张凯说好小说的标准：一是语言要好（中国话，短句子，简洁，准确）；二是内容人物要有趣，要美；三是好小说一般都是情景结合；四是好小说有水气，但不土气。

赵德发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这是一次成功的网上研讨会，三位专家讲得都很精彩。不同于他们在文学课堂上的讲演，这次是针对日照几位作家的小说作品，谈其优点在哪、问题在哪，并在这个过程中讲自己的文学观，讲小说写法，有些面授技艺的味道了。相信日照作家听了会获益很多，让自己的创作能力得到提升。

赵德发说，他也通读了几篇作品，对夏里（夏立君）的《老罗叫》特别赞赏。他说，立君主席十年前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草民康熙》还被《小说选刊》转载，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后来，他下大力气研究历史人物，系列散文先后发表，获得钟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鲁迅文学奖。他本来可以乘获奖东风，继续散文写作，进一步扩大影响，但他却看重小说的原创性，全力以赴读小说，写小说，今天拿出了这篇《老罗叫》。这是一篇十分精彩、催人泪下的小说。作者讲述1961年春天的大饥荒里，小学校长老罗动员辍学儿童的一天行程，构思精巧，细节生动，真切再现了那个饥饿的时代和那种近乎把人饿疯的氛围。老罗为了让文化在农村薪火相传，饿着肚子走村串户，动员辍学学生。他不吃学生家一口煎饼，晚上饿倒在回家的路上，让人流泪叹息。生活虽然糟透，精神依然高洁。小说语言也十分精彩，将沂蒙人的方言土语和作者高屋建瓴的述说结合在一起，让作品有了很高的品位。

对蓝强的《山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赵德发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蓝强近年来的一篇力作。小说语言也好，将山里姑娘的心理与言行刻画得惟妙惟肖。处长送给小芳的毛衣，到结尾处成为一件让人震惊的道具，它竟然是用藏羚羊毛编织的，价值三十多万。尹处长要离婚，惹恼了岳父一家，就被抓进去了。小芳想去法庭见见尹处长，特意穿上了这毛衣，这份鲜红像雪天里的红梅，光彩夺目。至此，这篇小说也大放异彩。

赵德发还点评了山来东的中篇小说《病毒》，认为作者发挥生活优势，写了船舶代理人员遇上的疑似病毒事件，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他借怀疑病毒传染人切入故事，到后来揭示：人心的自私与贪婪，也是病毒。在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的今天，这个故事具有现实警醒意义。

潘维建是一位优秀的农民作家，发表了大量作品，这次参加讨论会带来两个短篇小说《他们的女儿》和《小虼蚤》。赵德发指出，潘维建发挥他的优势，给我们带来了乡村故事，其中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能够进一步用心构思，让故事更加精彩一点，会让作品更上层楼。

赵德发也谈到了葛小明的创作，称其是日照“90后”作家的代表，也是山东“90后”作家的代表，小说、诗歌、散文都写，体裁宽泛，成绩斐然。这次带来的短篇小说《失踪》有现代派的味道，具异质化特点，体现了他的大胆探索。相信葛小明今后会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这是日照文学界首次举办在线研讨会，专家的讲解、点评精彩又有针对性，对每一位参会作家受益匪浅，也为下一步采取此类形式的会议提供了借鉴。参会作家纷纷表示：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能聆听各位老师具体的、精彩的点评和讲解，有种受益匪浅、豁然开朗的感觉，把阅读中没有理解出来的知识点，在朦胧中开悟。

日照作协主席团、理事以及文学创作骨干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专家简介

张元珂：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青年文学评论家，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新文学版本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编辑工作。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临沂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等。代表作《韩东论》，现主持国家、省部社科基金项目3项。

黑丰：诗人，作家。现为《北京文学》月刊社资深编辑。主要著作有诗集《空孕》《猫的两个夜晚》、实验小说集《第六种昏暗》《人在芈地》、随笔集《一切的底部》《存在—闪炼》等多种。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罗马尼亚语等多种文字。

张凯：作家，诗人，《红豆》杂志资深编辑。已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约300万字，诗歌600余首。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诗选刊》等转载，小说入选《大学语文》等。

赵德发：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日照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12卷《赵德发文集》。长篇小说《经山海》获全国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和第四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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