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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梁庄”十年再写梁庄

济南时报 2020-08-02 13:48 大字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虽然继名满天下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非虚构作品之后,梁鸿已经连续推出3部虚构作品并广受好评,但她并没有忘记梁庄、忘记非虚构。十年前出版《中国在梁庄》,十年后梁鸿打算再写”梁庄十年”,并决定“有生之年,每过十年就写一次梁庄”,用文字留下一个时光里斑驳流转的梁庄。

在场

7月25日晚7点,2020年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创作大会第三场讲座准点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梁鸿准时出现在屏幕上。因为疫情影响,讲座改在线上举行。此时,梁鸿正在梁庄,确切地说,是在梁庄的一个书房,梁鸿把摄像头转了一圈,书房一面墙上是一整排书架,但很多书散乱地堆在地上。这个书房出现在十年前的《中国在梁庄》中,是梁鸿哥哥毅志的书房,“哥哥高中毕业,曾经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十年前在书中,梁鸿写到嫂子笑着跟她说起的这个书房,“你哥,还在楼上弄了个书房哩,不让我给你说,怕惹你笑。”梁鸿于是上楼,看到“果然有一间大书房,还有专门订制的书柜、书桌和椅子”。

十年后再到毅志书房,梁鸿并没有想感伤,只是觉得小细节非常重要,“十年过去,这个基本上没人来的书房,十年后的样貌本身,就是生活的形态,就是精神的变化。一个书房的变迁,也是书房主人内在精神形态的变化,一个外人看到这个书房也许不会有太多感慨,但是对我来说,时间的长度却很重要。时间背后隐藏着文学的厚度和力度”。

所以梁鸿认为,对一个非虚构写作而言,一定要“在场”,“其实十年间我多次回梁庄,就是不到现场我也能写梁庄十年。但是如果不回来我就看不到这样的书房。当你走到现场,就会突然想起十年前的这间书房,各种感觉就会和一直以来的思考突然叠加起来。”凝视

2010年夏天回梁庄,河水涨了,2020年夏天回梁庄,河水也涨了。不仅要“在场”,还强迫症一般要在同一个时刻“在场”。所以等北京疫情一有好转,梁鸿就迫不及待回了梁庄。站在涨起水来的河边,像从前那样打起水漂,梁鸿觉得这“绝非简单的重复”,因为看似重复的同一时刻的“在场”,是一点一滴的情感积累,是一个又一个内心刻度的累加,“一个写作者需要海明威说的冰山之下八分之七的沉淀,只有有了这八分之七的沉淀,海面上的八分之一才有力度”。

比如新疆作家李娟。梁鸿认为,李娟的文字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是一个内心极为专注的人,“她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独特的环境里,长时间和母亲、和原野上的哈萨克人凝视。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在那里,她只能看天看地看少数的几个人,专注的凝视,成就了一个写作者”。

“在场”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可以“凝视”。梁鸿的堂哥家在村口,同样的位置,甚至同样的凳子,2015年还坐着好多人,如今好几个已经不在了,这让梁鸿十分感慨,“昨天我拍了一张空荡荡的照片,想起曾经在这里凝视过的人和事。时间就是如此毫不留情。”

“在场”还能感受气息,捕捉最真实的情感。在梁庄,梁鸿持续不断地和村里的长辈和晚辈交流、聊天,“昨天中午我还和村里几个’青年才俊’一起吃饭,酒杯一端,我和他们的关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在一种非常亲近的状态下,就可以通过他们不经意的一个动作、表情观察他们内心的想法。”对梁鸿而言,这样的亲近交流和观察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表情会在某种时刻突然显现,观察者也会在某个瞬间突然获得领悟,迸发灵感。因此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样的观察和领悟,“就像支流,流淌出大河,就像砖瓦,垒起大厦”。梁鸿认为,只有生活的支撑和凝视的状态,才能让文字落到实处,只有时间的停留,才能铸造一个写作者下笔的力度,其笔下的文字才可能“既朴素又深刻,既简单又华丽”。打开的内场景

梁鸿的“本行”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者,她对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早已了然于心,但到真正动笔创作《中国在梁庄》时,她还是颇费踌躇,“一开始想用日记体,后来觉得对话体也很好”,最后的结果,《中国在梁庄》成了一个“四不像”,既有口述,又有田野调查、文学叙述。梁鸿觉得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时,不应该受到文体的限制,“写作不能被成见束缚,写作应该是自由的”。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最想写的是什么”。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选择的是“现场感”,是“希望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梁庄和梁庄里的人的存在”,换句话说,“是有一个打开的内场景,就像由我来带着你走进一个村庄。所以当有读者说,他在读《中国在梁庄》时感觉非常真切,并让他想起自己的村庄时,我就特别高兴,这说明梁庄引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书里的现场感”。

也正是因为这种带着主观视角的“现场感”,使得《中国在梁庄》在《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发表后,也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梁鸿写得“太情绪化”,认为非虚构不应该有“我”。但是梁鸿很笃定,“我写的就是我的所见,我曾经生活在这个村里,带着生命的记忆。如果我写的梁庄没有了‘我’,没有了我的情绪,那不是更虚假吗?”

梁鸿坚定地认为,所谓文体,本身并没有好和坏,如果有人说某种文体是“坏”的,那也是写的人把它“写坏”了,“就像今天的报告文学,事实上报告文学有过众多优秀的作品,但今天我们的报告文学中表扬的内容太多了,纯粹的表扬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当然要写英雄,但英雄也是人,不是神。英雄也是鲜活的,也有爱也有痛。把英雄写成神,一味表扬、拔高,就很容易把英雄写成一个‘假人’,反而是把英雄贬低了。所以,不管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把人真正当人来写”。每一个“十年”

时间总是不知不觉间流逝,时间平静而无情,《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出版后,书中写到的人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还在,梁鸿于是就想写写“十年间梁庄有了什么变化”。她的计划,是趁着今年年底《中国在梁庄》再版,加入大约五六万字的“梁庄十年”,并且决定此后每个十年都写一次,“一直到我去世,至少总能写下3个十年的梁庄吧”。

梁鸿想尝试一种新的方法来写“梁庄十年”,“比如小传”,但最终的形式还没有想好。不过无论用哪种方法,“进入生活内部的田野调查,面对面交流的口述历史,都是写作的基础。一定要考虑如何更准确地表述生活,一定要让你的文学创作包含可能性”。

写作如此艰难,梁鸿认为,一个写作者真的需要大量的阅读,“他必须同时也是一个思考者”,必须同时阅读哲学、美学等等优秀著作,然后才能“触类旁通”。如果没有大量阅读的能力,就很难有出色的书写能力。梁鸿坦言,自己的创作就是得益于强烈的好奇心,“人类学、历史学的书我都读。大量的阅读总会让你在某个瞬间收获那种突然被打通的感觉。就像前一阵我读伊沛霞教授的《宋徽宗》,就觉得哇,这书写得比小说还步步惊心,但是每一步情节都有大量资料支撑。”

梁鸿尤其喜欢社会学的书,比如写梁庄的土地,梁鸿就一定要对中国近年来的土地政策进行深入了解,一定要找来相关社会学的书读,“只有当我深入了解之后,在我写到梁庄的土地流转时才会觉得踏实,才感觉稳。而这种‘稳’是能影响读者感受的”。

在梁鸿眼里,阅读带来的知识结构的不同,还是在同质化写作严重的当下,一个写作者确立个人风格的重要因素。梁鸿说,莫言、阎连科、韩少功、贾平凹这一代作家,风格各异、特点鲜明,“他们各自的风格是怎么构成的?是靠个人的生活体验和非科班的写作摸索”。但对今天的写作者而言,几乎所有人都在体制内生活,经受了完整的教育,生活经验的同质化也导致了写作的严重同质化。如何才能解决这种同质化写作,确立自己的风格?梁鸿认为,阅读和知识结构将起到重要作用,就梁鸿个人而言,她喜欢知识化的语言,“一种来自阅读的理性语言和来自生活的感性语言的互相阐发。我希望我的语言既是透明的,又带着理性的光泽”。

写作虽然艰难,但梁鸿相信,只要内心里有对写作“充分的热爱”,只要“把你的真心投进去”,只要你“把眼睛张开”,去持续阅读持续行走,就终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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