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的文化密码：尊重君子、尽责公民的儒家价值观
漫画/胡丁
加拿大政治理论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西方政治和学术界对西方处理疫情暴发的方式缺乏反思，以及大流行病后的中美关系走向。
贝淡宁认为，现代社会中，政策制定的过程十分复杂，需要训练有素的专家提供专业意见，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这些专业人士应该享有指摘错误政策、提出替代方案的自由；政治领导人和广大人民都应听取认真负责的专业人员的见解。幸运的是，中国人普遍达成了尊重专业知识的共识，也许这源于儒家尊重君子的传统。1月20日，82岁的钟南山院士发布警告，提醒人们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当时全国上下都在细心聆听，并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反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家例如美国，以专业知识和同情心闻名的知识分子却难以发挥类似的社会影响力。
中央政府在1月下旬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明确指令，之后整个国家都处于完全隔离或半隔离状态，各级政府严格按照命令优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几乎不存在对隐私或个人自主权利的担忧，最新技术就被应用在了抗击病毒的过程之中，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在几周内就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尽责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具有儒家式的信念，相信政府在为公民的最大利益行事。如果市民认为这些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将是永久性的，他们也不会遵守。
这些都基于一种假定，即往日生活和责任终将恢复，自我完善的空间和承担家庭责任的时间仍会到来。在尽责的公民的支持下，成功遏制危机的公共政策显示出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优势。理想的政治级制度帮助公职人员履行便民政策，同时也提供足够的空间供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批评和指正。
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源于它们抗击SARS和MERS病毒的经验。中国领导人及其人民已经意识到病毒流行病的真实危害和潜在危害，可以迅速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而不引起太大争议。此外，东亚共有的儒家传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原因是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尊重和信任，对为人民服务的正直专业人士，比如钟南山院士的尊重和信任。更具体来说，儒家价值观也有助于解释东亚国家的成功。儒家孝道以及尊老敬老的价值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采取如此有力的措施应对这种对老人尤其危险的疾病。而西方社会倾向于将个人的自主权利和隐私权放在首位。因此，与拥有儒家传统的东亚国家相比，西方政府领导人要求公民作出牺牲以实施政策所遇到的困难要更多。
西方社会将自由、个人自治的权利和隐私置于社会和谐之上。这种优先次序产生了一种本应有利于个人、实际上却常常使富人和掌权者受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个人主义文化在美国和英国最占主导地位，当前的疫情不均衡地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贫困和边缘化人口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文化上更强调社会责任与和谐的西方国家，例如丹麦和挪威，往往表现更好，死亡人口数更少，且它们为政治社会中的贫困和边缘化人口提供了更多保护。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中美之间各种层次上的激烈竞争。疫情期间，美国政客无底线地妖魔化中国的言论让世人瞠目。对此，贝淡宁认为，选举民主制度的弱点之一是，相比反躬自省和有效解决问题，妖魔化对手或者制造敌人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不幸的是，这些缺陷在选举期间尤其明显。在美国，为了获得选票，“抨击中国”的言论几乎不可避免。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希望政治领导人当选后变得更加理性。
同时，中国不应该加入他们的竞赛。我们应保持警惕，并致力于与明智和有才华的人才合作解决诸如全球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我们也可以尝试用本国模式来激励他人。我们需要提高公职人员的能力和品德，并使有责任心的专业人员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以便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仍然不容乐观，但是中国可以通过更多的全球合作和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利的政策来赢得其他西方国家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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