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现代前夜的疫病传播与防控

【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止于复旦的教师，该系列也会向其他高校的教师、学者约稿。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原题为《现代前夜的疫病传播与防控：1910-1911东北流行性鼠疫》。

1911年东北大鼠疫期间感染者在火车隔离

晚清宣统年间的东北流行性鼠疫，作为第三次鼠疫世界大流行的标志性事件，倍受学界关注。此次鼠疫不仅因为传播范围广、死亡人数多、社会影响大，而且由于东北地区庞大的流动人口以及发达的铁路网络，使本次鼠疫在传播方式以及疫病防控方面，具有很多现代特征。因此，1910-1911东北流行性鼠疫至今依然可以获得较多现代性启示，也成为学界考察的重要内容。

1910-1911年东北流行性鼠疫的爆发与扩散

鼠疫是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主要流行于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之间，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但是如果人接触到带菌的鼠蚤，则会实现人际之间的传播，不仅传染性强，而且死亡率高（杨绍基、任红，《传染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那么鼠疫这种主要在啮齿类动物之间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如何在20世纪初的东北地区引发一场大规模人间惨剧呢？

此次鼠疫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 20世纪初，旱獭皮毛成为金桥商品，价格飞涨，从1907年的0.3卢布，上升到1.2卢布，增加4倍。旱獭毛皮的出口量也极具增加，从1907年的70万条增加到1910年的250万条，增加3.5倍。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草原以外的人，进入草原地区捕捉旱獭。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恰恰是鼠疫的主要疫源地之一，蒙古旱獭也是当地鼠疫病毒的主要宿主。捕獭活动使原本封闭的自然疫病生态结构得以打破，构成了此次鼠疫爆发最重要的经济诱因。对于那些来自外乡的捕獭者，由于缺少当地居民防范鼠疫的常识，成为了这次流行性鼠疫最早的感染对象。

与此同时，20世纪初期东北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铁路网络，以及庞大的流动人口增加了鼠疫的扩散与传播。由于鼠疫属于高传染性、高致命性传染病，因此只要在一个相对封闭且没有传播渠道的环境下，即使早期有鼠疫病菌携带者，也未必会造成较大影响。然而此次疫情的发生，东北地区两个特殊因素，增加了疫情扩大的可能。一是20世纪初期的东北地区，拥有我国最为庞大的铁路网络。自1897年至1910年，已建成铁路全长3124.1公里。特别是东清铁路、南满铁路、京奉铁路贯穿整个东北地区的东西和南北，鼠疫自然疫源地与人口活动中心不再处于封闭状态，两者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二是东北地区作为后开发的边疆地区，自19世纪中叶开始，华北地区大量迫于生活压力的农民，迁移到东北地区获得新的生活机会，即“闯关东”。据相关学者（如Thomas Gottschang等）的估计，从1890年至1942年间，东北地区平均年人口流动50万人，累计净流动人口超过800万。这一规模完全可以同美国西进运动以及19世纪欧洲爱尔兰大移民相比，是20世纪早期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鼠疫爆发时，恰逢年底，大量移民也急于返回关内老家过年。铁路交通往往成为他们主要的交通方式，大量人口聚集在主要车站枢纽城市，如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庞大的流动人口与铁路网络，进一步增加了鼠疫传播的机会。特别是此次鼠疫为通过人与人之间飞沫传播的肺鼠疫，当时传播机制尚未被人们所认清。因此，相对拥挤的车厢和环境较差的旅店成为鼠疫传播的重要场所，鼠疫沿着铁路沿线以及交通枢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传播。因此，曹树基与李玉尚等学者，将这种传播方式非常形象的概括为“铁路与城市”模式（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虽然疫情最初发生地在俄国境内，但是随着接近冬季，带有鼠疫病菌的捕獭者和回国内过年的劳工，鼠疫由俄国向中国东北地区传播开来。1910年10月25日中国满洲里首次出现鼠疫患者（《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在1910年11月龙江（今齐齐哈尔地区）、滨江与宾州（今哈尔滨地区）发现鼠疫染病者和死亡病例。随后，鼠疫迅速从北沿铁路线和中心城市迅速蔓延，波及范围不仅使东北三省深受疫情影响，河北、天津、山东等地作为东北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也深受疫情之害。据统计，仅就此次鼠疫爆发的核心地区而言，东北三省全境发生疫病的县超过60余处，其中辽宁省29处、吉林省24处、黑龙江省16处。疫死人数超过2000人以上的县有8处。东北地区总疫死人口43972人（关东都督府临时防疫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满洲“鼠疫”流行志》）。如果加上关内人口死亡，此次疫情导致死亡人口总计超6万余人。

1910-1911年东北流行性鼠疫的应对与防控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鼠疫爆发后，无论清政府、民间，还是各外国在华势力，均对此次疫情做出反应，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关于各方力量如何应对和防控疫情，已有众多学者（例如日本学者饭岛涉、焦润明、杜丽红、余新忠等）在各自的相关研究中进行较好的总结，这里仅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疫后各方主要防控措施加以概括。

一是组建各级防疫组织，加强对疫情的防控与管理。在北京，主要成立“中央卫生会”、京师防疫局，重点应对全国可能出现的疫情。在东北地区，主要是各省成立相关防疫机构。例如1911年初，奉天省成立奉天防疫局、奉天省防疫事务所、北部防疫分局等；吉林省成立吉林全省防总局、哈尔滨防疫局、长春防疫局；黑龙江成立江省全省防疫会等。此外，在基层组织上也建立相关的防疫分所来应对疫情。

二是制定相应防疫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制度保障。在疫情爆发后清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制定各种相关防疫法规，例如《吉林省防疫总局章程》、《奉天临时疫病院章程》、《百斯笃防疫预防及消毒法》等。另外，除了就总体防疫而言的防疫法规外，各地方政府也针对人口密集区域和场所出台相关法规，例如地方政府颁布的《澡堂防疫规则》、《客栈防疫规则》、《酒席馆防疫规则》等。

三是针对疫情沿铁路沿线传播的事实，采取交通隔绝措施，延缓鼠疫传播。主要措施是设置关卡，隔断交通，在交通沿线对病人及疑似病人进行相关隔离等。再此期间，不仅俄国和日本控制下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各铁路沿线采取隔断措施，京奉铁路也采取隔断措施，停售相关车票，并且在山海关派军队驻扎，阻止客货入关，就此观内外铁路交通断绝。

四是采取严格的疫情报告和查验制度，同时对疫情期间防疫人员实行相应奖惩激励措施。作为此次鼠疫的重灾区东北地区，东三省时任总督锡良命令各州县每天将当地鼠疫流行情况进行汇报，掌握最新的疫情发展情况。而且在东北各个地区设立相关隔离所获临时医院，对病人和疑似病人进行隔离。由于鼠疫属于高传染、高致命的传染病，导致很多防疫人员染病身亡。据《奉天国际鼠疫大会报告书》统计，防疫负责人约占死亡人数职业分布的2.1%。因此，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凑请，对疫情期间出力人员按照军功奖赏，死亡的进行抚恤，其中医生抚恤一万两，学生抚恤五千两。与此同时对于疏于防疫的进行惩罚。

五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应对疫情。由于东北地区政治环境复杂，晚清时期东北已成为日、俄以及西方列强争夺的重要地区。在防疫过程中，也具有国际化的色彩。尽管疫情期间，各方出发点和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为了应对疫情，清政府不仅积极与各方合作，而且直接聘请外国医生参与防疫工作，并且清政府外务部、东三省防疫事务所于1911年4月在奉天府(今沈阳)召开了包括中、美、英、俄、法、日等11个国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各国专家代表共同商讨疫情。

六是政府不仅发挥作用，民间组织在应对疫情方面作用也非常突出。首先是民间舆论借助媒体力量加大卫生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盛京时报》、《大公报》、《申报》等发挥媒体舆论作用，开设相关专栏，连续刊载预防鼠疫相关知识。例如《盛京时报》的《鼠疫之话》专栏，通过问答的形式对鼠疫的致病原因、传播途径、预防措施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了系统化的介绍。其次是民间积极配合政府开展防疫工作。其中为解决防疫资金短缺问题，民间积极筹措善款，捐款捐物。例如在疫情较为严重的东北地区，长春各家商号积极募捐，据当时《盛京时报》报道，当时四百余家商号，共捐大洋2000元等。除了中国民间团体外，其他国家团体也积极捐款，例如英国各行商筹措50万元设立防疫医院，日本满铁捐助15万日元等。

东北流行性鼠疫防控的现代启示

1910-1911年东北流行性鼠疫尽管爆发于晚清宣统时期，但是该次疫病无论在爆发传播还是在应对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现代特征，其中经验和教训对于现代流行病防控依然具有较多启示。

一是本次流行性鼠疫的爆发与传播具有现代性特征。本次鼠疫的爆发，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动机（旱獭皮毛价格上升导致的捕獭活动）导致生态边界被打破，原本尽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疫病，演化成人际间大规模传播。而现代化交通条件的改善（东北地区发达的铁路网络），使以往地方性传染病可以通过现代化交通工具以更快速度和更大范围实现跳跃性扩散传播。以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二是东北流行性鼠疫在疫病防控与应对方面具有较强的现代性特征。例如政府在疫病防治期间制定相应法规，充分体现了制度的重要性，而且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与此同时，舆论媒体的大力宣传，不仅将疫情本身对社会大众报道，而且也将一些鼠疫预防与治疗知识加以宣传。此外，民间组织的介入也是现代防疫的重要特征，包括捐款捐物，完全弥补了政府防疫力量不足的问题。

三是面对疫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抗疫。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现代流行病防控不可能完全依靠单一国家力量完成。以那次鼠疫为例，如果鼠疫不在东北地区得到有效控制，鼠疫很容易沿南满铁路，在通过海陆进入日本等其他国家。所以在疫情爆发时，各方政治势力，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是否对华拥有政治野心，都积极参与其中，加强合作。此外，奉天国际鼠疫大会的召开也充分体现了在国际贸易交流不断深化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共享信息，交流分享防治经验，合作共同抗疫的重要性。

（“复旦通识”系列专题的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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