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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 停留在海拔4000米上的30天

黄海晨报 2020-05-06 09:32 大字

80后的青春记忆里都有什么?

有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有一字一句誊抄在笔记本扉页里的海子汪国真诗句;有踩着高帮鞋甩着头发嘶吼一样的摇滚;有租书社里长得一眼望不到头的漫画;也有那总也踢不出国门令人着急的足球……

而在80后刘蕾的记忆中,这些痕迹都有,但最难以忘怀的,还是身处海拔4 00 0米位置上的那30天。

天两碗米饭和一间新房

“那年,我在山东建筑大学读大三。”暑假里,学校组织了一次远赴青海省黄河源头的社会实践,环境科学专业的刘蕾,有幸成为十人小组中的一员,“唯二”的女生之一。

对于刘蕾而言,这次远行是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出门这么远,第一次去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也是第一次由学校转为对社会的认知。“2006年,交通没这么方便!”从济南发往西宁的火车是最慢、最原始的绿皮火车,隔天发一班,即便拿着学校开具的证明,还托人从始发站青岛买票,也只买到了三四张卧铺,其余全是硬座。“30多个小时的路程坐下来,人到西宁,早已疲惫不堪。”

再从西宁市到目的地,又几乎花掉了一个白天,“大巴、小巴、面包车,辗转倒车,才到达这个汉、回、藏、撒拉族等合居的小村子———靠近黄河源头的西宁市化隆县牙石尕镇曲日马卡村。”

海拔4000米的高度空气热烈干燥,走到树下却又清凉温润,黄河水清澈犹如漓江,村内绿树成荫、鸡犬相闻,四岁大的藏族孩子抱着啤酒当水喝,湾在村落一角的杏园子累累落落地挂了一树果子,随意走进哪户家里,必备的是三角支起来真正可以烧水做饭的太阳能,和正屋里挂着的毛主席像……“那里地广人稀,到镇上去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家家户户都有菜园、花园,”回想起刚到村里的日子,刘蕾一脸神往。

当地人多数以“馍”为主食,类似于加了红曲或香豆的花卷,炒菜也是只要地里拔出来的“万物皆可炒”。“我们根本吃不惯!”但只要这顿她们吃得少了,下顿餐桌上必有两碗只属于她们的米饭,“在当地,大米属于奢侈品。”由于他们散住在当地村民家里,那些没入住的家庭,就隔三差五送酿皮、馍或者醪糟过去。

驻村第一晚,刘蕾和同伴犯了难。“传统藏民家的酥油味儿太大了。”刘蕾不好意思跟藏族阿嬢明说,打算和同伴穿衣服将就一晚。

刚和衣躺下,一阵敲门声响起。

门外的阿嬢,面上涩涩地,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拉起刘蕾她们往隔壁屋子走去。“那是阿嬢二儿子刚刚用完的婚房,床、被褥、枕头,都是崭新的!”刘蕾语调不自觉上扬,“他们那种热情好客,是打心底来的!”

一到四年级、三十多个学生

只有一个老师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李老师说的那句话。”刘蕾口中的李老师,就是小学的老师兼校长,一个学校、两间教室、一到四年级、三十多个学生、语文数学两门课,都归他一个人管理。

听了刘蕾一行人自我介绍,李老师问了句,“山东呀,是东三省的不?不得了,不得了。”“连东三省都弄不明白,怎么当老师呢?后来我们才明白那种无奈。”原来,李老师18岁就在这儿教书了,一教就是小三十年,“他是乡镇教师,有还几次能调到镇上的,可他说,如果他走了,这个学校就没了,一到四年级的孩子想上学,就得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李老师坚守的学校,只有个土院墙,两间教室加起来只有两扇玻璃是完整的,“还被我们带去的足球给踢碎了”,其余地方有的直接通气,有的就拿方便面袋子堵一堵。“教室里进去黑黑的,黑板是用水泥不知混了什么灰刷在墙上的,扫把、黑板擦就地取材用大麦秸自己扎,桌椅板凳掉漆的、断腿的,据李老师说不比我们几个年龄小……”

尽管已经时隔十多年,但那个场景在刘蕾心中仍然清晰无比。“一到四年级混班上课,教完一年级,再是二、三、四,雨天房子漏雨,只能停课。———李老师说,只需要两万块钱,就能把学校里里外外重修整齐。”2006年,几个大二大三的孩子加两位刚刚就业的学校辅导员,他们凑在一起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哪里可以弄到这两万块,“那时候觉得,这笔钱就像个天文数字。”

勇士李老师的唯一心愿

那段时间,学校有了音乐、美术、体育课,孩子们分到了这些人带去的彩色铅笔、画本、足球、篮球,日子五彩缤纷起来,大家互动、聊天也多了起来。

一次,大家无意间聊到“心愿”这个话题,大家七嘴八舌的吵吵着,到了李老师这儿,他说自己的唯一心愿,就是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

“当时,心里酸酸的,并没细究。”刘蕾当老师的日子继续着。

白天,孩子们跟着“老师”学完唱歌,也会把属于高原的民歌唱给“老师”们听。

晚上,是“老师”们给大一点孩子一对一补课的时间。“令人感慨的是,四五年级的孩子,数学的加减法,我们甚至被逼到要用‘今天蒸了几个馍,明天再蒸几个,两天一共多少馍’这种具象化的方式来讲解,”面对初中生的物理化学,“老师”们面面相觑,不是题不会做,而是再也无法具象化了。

当一张张快要抓狂的脸庞对上毫不在意的脸庞,刘蕾终于明白,眼前这些孩子,和孩子身后的大人,从来都没有将“读好书、走出去”看成一条属于他们的人生出路,上学、肄业、种地、结婚(当地普遍早婚)、生娃……这样的死循环真实而平静地存在。

“那一刻内心是悲凉的。”回忆起这些,刘蕾语气激动,“真的全都归结于穷吗,我们觉得并不是,那里有拖拉机、有电视机、有在外打工的人,但是他们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并不被接受,他们认为那太遥远,不是自己的生活。”当他们突然间明白,如果没有长时间、持之以恒地在思维方式上“支援”“扶持”“输血”,仅仅靠注入钱是没有用的,那一刻,无力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直到那时我们才觉得,李老师是一个勇士!”刘蕾说,或许连李老师自己也没意识到,长达三十年的坚守,是一直托举着一份希望,一份让封闭环境里的孩子们站起来、走出去的希望。

“李老师所说的大学,就是指高中后面的部分,”在那个朴素也确实有些寡闻的汉子心里,甚至并不懂得本科、专科或是职高的区别,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孩子能“走出去”。

一封信带来的希望

转眼间,分别的日子来了。

“我们特意去了一趟镇上,把除去路费之外的钱全买了蜡笔、本子、头花等,分给了村里的孩子。”那天,村里一大半大人孩子都来送行,大人一个劲地把打好包的馍、杏子,硬塞到他们手里,孩子们就在自己家屋头等着,他们路过时便跟上去,啥也不说,一路跟在后面。“有些年龄小的孩子不能理解我们走,以为是村民家不让住了,就拼命让我们住到他们家去。有些年龄大的孩子,一直问我们,还来吗,还来吗。”时隔十几年,想起这一幕刘蕾依然泪流不止,“那时候再开学我就大四了,我知道我不会再去了,我说不出还回来这句话……”“就这样,我们抱着当地人一腔子的淳朴和热情,抱着失落和思索,带着高原上紫外线带给皮肤的二度灼伤,回到了山东。”刘蕾回回来后,半年多没进过肯德基麦当劳,没弄过头发,没买过贵的衣服……“有时候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带去了什么,反而是他们给予我们的更多。”

3年后的一天,刘蕾在毕业后又返校送别师弟师妹时,意外得知,后来他们专门寄送过听英语用的录音机和磁带的李老师儿子,考取了青海省一家高等学校的专科,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捧着那封夹杂了小纸条、蜡笔画的青海省来信,看着一声声“老师”,一句句祝福,当时几个参与者泣不成声。“关于青春的记忆有很多,但是这一段,我终生难忘,因为它夹杂了太多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太多守旧与纳新的碰撞。如果能够重来,我想我会尽我所能再做点什么,至于现在,我希望还有机会再回那个村走一走,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认识我……”这段记忆,终究变成了一个符号,驻扎在刘蕾的青春岁月里,虽然艰苦,虽然收效甚微,但是幸好,里面还有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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