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蝗灾：蝗虫竟然“环抱人而蚕食之”
前一段时间，4000亿只蝗虫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消息牵动了很多国人的心，担心这些蝗虫会进入中国，给我国粮食生产带来巨大危害……虽然后来的一切证明，“蝗虫军团”虽然猖獗，但不大可能越过我国边境，但在网上，各种关于蝗灾的科普文章和视频，以及相关的检索量还是暴增。毕竟，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曾经饱受蝗灾之苦，这一点不仅在史书里多有记载，而且在古代笔记中，更是从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一、眼望蝗虫不敢灭
早在《诗经》里，就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的记载，蝗虫即是为害田稚的“螟螣”之一。
在中国古代，因灭蝗而在历史上留下英名者，首推姚崇。《新唐书》记载，开元四年，山东发生严重的蝗灾，“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面对此种情状，姚崇奏请捕蝗，由朝廷派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说：这是天灾，只要修德即可除之；姚崇说，坐视蝗虫吃掉禾苗才是最大的失德。黄门监卢怀慎说：“天降灾祸，怎么能用人力加以遏制？恐怕会有违天和，遭到恶报。”姚崇说：“一旦让蝗虫把粮食吃尽，百姓怎么办？饿死人恐怕才是最严重的“有违天和”吧！杀虫救民是我的主意，有祸我姚崇承担，不连累诸公！”在他的坚持下，朝廷展开大规模灭蝗行动，“得蝗十四万石，蝗害讫息”。
《新唐书》
可能有人会感到困惑，既然蝗虫为害如此之大，为什么农民不抓紧扑杀之，反而祭拜之，而姚崇的灭蝗主张还会招致反对意见呢？其实原因就在于倪若水和卢怀慎说的“天灾”。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位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勤勤恳恳开荒种地，眼望着麦苗将熟，突然从天降下密密麻麻足以诱发密集恐惧症的千万蝗虫，顷刻之间将你的麦苗吃个精光，然后扬长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无从解释的事情？对于处于蒙昧状态的人，任何无从解释的事情都笼罩着神秘色彩，且都可以用“神迹”来加以解释。也正因此，蝗灾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不可以触犯的“神迹”，这一点在明代笔记《集异新抄》中的一篇文章里体现得特别清晰。
《集异新抄 高辛砚斋杂著》
明天启丁卯年，秋粮丰收在望，突然遭遇蝗灾，“聚噉其根，顷刻黄萎”，吴地一带的人民咸被荼毒。有位老农在愤怒中“布石灰而淹之”，却不知为什么家中男女七人“同日死”。这一下子可吓坏了农民，“相戒不敢犯，若有神司之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蝗虫肆虐。而在《集异新抄》的作者看来，导致天降大祸的结果，乃是朝廷阉党横行，地方上大建魏忠贤的生祠造成的。“郡中缙绅以致素封之家无敢抗，坏良田，掘人冢基，石柱过云，画栋鳞错，至于上供金钱，牟于群小，咎徵所感，有由然與？！”接着作者又归纳总结了蝗虫种种“神迹”的传说：“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烛厥理。”——此处用的典故应该是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蝗虫腹下有梵字，或白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西域验其字作木天坛法禳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晓”而来。作者又说：“蝗飞便交合，数日产子，状如麦门东，日以长大，又数日出如小黑蚁者八十一枚，便钻入地下，来年八九月禾秀乃出生翅，若腊雪凝冻，入地深，不复能出，俗传雪深一尺，蝗入地一丈也。”单从这段话来看，我国古代对蝗虫的认识还是有不少科学和正确的成分的。但接下来一段文字又玄玄道道起来：“又云蝗灾每见于兵后，是战死士冤魂所化。”作者还有声有色地描绘说，无论怎样喊叫驱赶蝗虫，它们都不为所动，照样聚噉农作物，但“一鸣金鼓，辄耸然若成行列” ，显然是前世从军养成的习惯。
既然蝗虫是天灾，那么笃信“天人合一”的古人，想方设法也要将其与地面上的政治联系起来，前面提到的魏忠贤就是一例。其实这个传统由来有自，据《坚瓠集》记载：王安石罢相后出镇金陵，当时正在闹蝗灾，“飞蝗自北而南。江东诸郡皆有之”。百官送王安石出开封城外，为他践行，王安石的政治对手刘攽来晚了，没有赶上，于是写诗一首以寄之，诗中充满了对新法和王安石个人的讥讽：“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
《坚瓠集》
二、蝗神叨扰一顿饭
明代天启和崇祯年间，自然灾害不断，蝗灾也确实日趋严重。《子不语》记崇祯甲申年（1644年），河南的蝗虫竟然嚣张到“食民间小儿”的地步，“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开封城门竟被数以亿万计的蝗虫生生塞断，人都无法出入了，祥符令万不得已，下令发火炮击之，总算轰炸出一个窟窿，容行人通过，可是没到一顿饭的功夫，“又填塞矣”！
既然是天降灾患，很多人便将驱蝗和灭蝗的希望寄托在了“天”上。《集异新抄》记载，崇祯元年（戊辰年）七月，苏州一地闹起蝗灾，很多乡民祈祷上天驱蝗，“每夜灯火载岸，金鼓声彻曙，所祷处设几案灯台，虫见火光而来，不甚为异”。当时有个人因为生病，没有参与祈祷，结果他种的一二亩地都遭了灾，旁边人家的田地却分毫无恙，他觉得奇怪，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其他“因事未祷者，灾亦如之”。于是大家更加虔诚地叩拜神灵。不久，“夜闻空中戈戟铮然，见神在云际，亲执白旗挥指，若驱捕之状，自北迤西而去”。这样几天以后，“风驰雨洗，禾净如拭，而蝗害顿除矣”！
除了指望苍天，还能指望的就是清官。明代学者张岱在《夜航船》中记载，东汉马援为武陵守时，“郡连有蝗”，于是马援“援赈贫羸，薄赋税”，结果蝗虫都飞到海里，化为鱼虾。宋均为九江太守的时候，蝗虫飞到九江就散了。《坚瓠集》亦记宋代的于潜县令毛国华，向有德政，苏轼捕蝗时追到于潜，作诗一首曰：“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羡君封境稻如云，蝗自识人人不识。”说的就是蝗虫不敢得罪清官。
《夜航船》
比上述都有意思的是清代学者王守毅在《箨廊琐记》中写的商丘知县赵申乔。赵申乔素有廉名，有一天他突然交给一个胥役牒文说：“你速出城西门，持此牒到水池铺，遇到一个肩上搭着褡裢，疾走如公差样的人，就把此牒给他看，听听他怎么说，然后赶紧回来告诉我！”那胥役一向办事麻利，跑到水池铺等着，一会儿就见到赵申乔说的那么个人。“胥呈牒。”那人看罢笑道：“也罢，你回去告诉县令，我终究要叨扰他一顿饭的！”胥役莫名其妙，回来告诉赵申乔。赵申乔立刻召集城中所有家产丰裕的缙绅之家，“造饭，遍铺郭城”。大家都一头雾水的时候，只见“飞蝗蔽天而来”，风驰雨骤地吃完了人们预备好的饭，就飞走了，“禾黍一无所伤”。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赵申乔请了蝗神吃饭，蝗神给了赵申乔面子。
《箨廊琐记》
三、蝗虫下酒是美味
当然，上述各种祈求神灵或清官发威，纵使能“消灭”蝗虫，也是百分之百的巧合使然。编出这些故事，无非是文人们不失机会地教化人心。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仅靠这些是没有用的，还是姚崇的方法最正确，那就是主动灭蝗和驱蝗。比如用火光吸引它们飞来后，扑打焚烧，还有早一点找到虫卵加以铲除，在《清稗类钞》中就明确写道：“（蝗虫）雌虫秋晚产卵于地，翌春孵化，驱除之法，普通多掘产卵之地，杀其卵子。迨至春日，多数之卵浮出水面，则收聚而烧毙之。若制大网捕取成虫，亦一法也。”
真用大网捕捉到了大量蝗虫，该怎么办？今天的很多国人在看到非洲蝗灾时，都不无豪迈地表示，只要它们胆敢犯我国境，必以炒勺铁铲相迎、热锅烹油相待，吃它个干干净净！其实在我国古代，人们虽然觉得蝗灾乃是一种“神迹”，但蝗虫可不是不容侵犯的“神物”，对这些害虫，照样是一个字——吃！
蝗虫的食用据说起源于唐太宗李世民。《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发生蝗灾，唐太宗入苑中，抓到几只蝗虫，祈祷道：“民以谷为命，而你食之，还不如吃我的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大臣说：“吃了恐怕会生病。”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怕什么生病！”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既然千古明君吃了都没事，那么小民就更不担心了，从此食戒大开。《茶余客话》中记载：“大河以北人多食蚱蜢、蝗虫，其来久矣！”宋代著名的隐士史应之当塾师时，酷爱吃蝗虫，好友黄庭坚写诗嘲笑他说：“先生早擅屠龙学，袖有新硎不试刀。岁晚亦无鸡可割，庖蛙炒蜢荐松醪。”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记载，他曾经去天津考察农田水利情况，正撞上当地发生蝗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煮食”，其滋味跟干虾没什么区别。尤其因为古代传说蝗虫和虾乃是同一种动物，“在水为虾，在陆为蝗”，所以即便是天天吃蝗虫，“与食虾无异，不复疑虑矣”。到了清代，北方更是食蝗成风，《清稗类钞》记载，豫直两地的乡民特别喜欢吃蝗虫，“火之使熟，藉以果腹”。尤其春夏两季，蝗虫孳生迅速，满坑满谷，随处都有。最初本是怕它们伤害麦苗，将它们吃掉，可以减少危害的程度，后来发现味道很是不坏，以至于“食之者大不乏人”。主要的烹调方法是用油炸，吃起来特别香。山东人拿蝗虫下酒更是“甘之如饴”，还有些地方的人“见草中有之，即欢笑扑取，火燎其须与翅，嚼而吞之”……
面对网民们表示“蝗虫胆敢犯我国境，吃也要把它们吃光”的豪言壮语，有些专家学者提示，切不可以轻慢之心待蝗灾，这种提示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面对任何天灾，多几分乐观精神更能战之胜之。明代笔记《苏米志林》写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事，米芾任雍丘县令时，蝗灾大起，雍丘除蝗得法，临县灭蝗不力，反而责怪说是因为“雍丘驱逐过此”，于是临县一本正经地给雍丘发来公文，扬言“请勿以邻国为壑”。米芾看了大笑，在公文的纸尾写诗一首曰：“蝗虫原是飞空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看了的人无不笑到喷饭。
看，乐观主义者总是更胜一筹！
《苏米志林》(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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