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另一只翅膀
送走最后一批痊愈病人后，武昌方舱医院一名医护人员久久注视着照片墙。照片上都是舱内患者和医护人员。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一次外科学术会议上，尹梅教授团队在医学人文讲堂进行案例展示。受访者供图
在武汉儿童医院新冠患儿隔离病房内，一名儿童为医护人员防护服上的卡通画涂色。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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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把医学和医者又一次推到了最前线。
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当现代人为之骄傲的“技术”受限，医护人员的信心、用心，和患者的信任与配合，成了击退病毒最坚韧的防线。
医学，从来都要依靠两只翅膀才能起飞。
哈尔滨医科大学1985级临床医学专业毕业30周年同学会要推迟了。从除夕夜起，尹梅就陆续听说有同学随黑龙江医疗队奔赴湖北。原定正月初三召开的方案研讨会取消，直到3月底医护人员陆续返回，同学群里每天弹出的都是“做好防护”“注意安全”等叮嘱。
尹梅留在哈尔滨度过了最长的一个寒假——她本科毕业后没有成为临床医生，而是留校教授医学人文学科。
在抗击疫情的一线，面对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许多医护人员发现，与他们一直依赖的“医学技术”一样，过去时常被忽略的“医学艺术”也是治愈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时候甚至是更好的手段。
在收治了1.2万名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中，广场舞、八段锦与药片、针管一样，成为医学的又一种象征。
医学艺术，也称为医学中的人文关怀，柔软、抽象又难以量化，在我国当代医学中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
30年来，尹梅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人文关怀在临床治疗中得以出席。
医学院中的“音体美”
“大夫，你没事吗？”
2008年，临床医学大五学生付洋到医院实习，因为晕血被架出手术室。她现在还记得，自己在电梯里清醒过来后，一位患者关切地询问。“像是我们互换了身份。”
和自己的同学一样，第一次走进医院实习的付洋总想离手术台和诊疗室更近一点，看到更多有关开刀、诊断、换药的技巧。对她来说，这些操作背后是自己选择学医的最大动力——救死扶伤。
1985年，尹梅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时，抱着和付洋同样的坚定信念。直到大五那年，学校在应届毕业生中公开选聘医学伦理学教师。
“你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经过了一系列考核，1989年9月底，进入试讲环节的尹梅遇到了这样一个题目。
在校期间，尹梅多次拿过演讲比赛一等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对她来说，试讲话题并不难。
困难的是要她割舍自己的医生梦。
尹梅的母亲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听诊器是尹梅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成为一名像母亲那样的医生，成了她顺理成章的愿望。
“医院里不差你一个医生，可医学院里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师。”一位老师的一句话让尹梅最终作出了决定，“讲好这门课，你会帮助到无数的医生。”
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文部成立，其功能包括教授医学史和医学伦理学等课程，这是我国现代医学院里最早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
不过，与20世纪后期医学技术飞跃式发展不同，我国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医学人文学学科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课程都是近20多年里才逐步开设的。
2019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学典礼。已是该校人文学院院长的尹梅向全体新生做了题为《始于热爱，忠于信仰》的发言。
这是继2012年后，她第二次以教师代表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演讲。
这样的频率，对一位医学院里的非主干学科教师而言，有点儿高。在尹梅上大学时，医学伦理课甚至不属于考试科目，因此被比作中小学里的音体美课程。
“即使到了10年前，想把研究生送去医院实习，我还要托关系。”尹梅不避讳谈起学科曾经的边缘化经历。普通医学生实习都会参与到具体治疗工作之中，医学人文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时候却置身事外，只对医生、患者进行观察和记录。
“这样的观察有什么意义？”来自一线医护人员的提问，不止一次摆在尹梅和她的学生面前。有人问得更直接，“医学人文到底是什么？”
人生的病 生病的人
王子颖慧觉得肿瘤科刚收治的那位张老先生简直“无法理解”。
那是3年前，医学人文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王子颖慧到医院实习。张老先生查出早期结肠癌，根据医生判断，如果尽快手术，患者还有数年的预期寿命。
可无论家人与医护人员怎么劝说，看起来很通情理的老先生都坚决不同意手术治疗。对结肠癌引起的贫血，他只求输血缓解症状。
面对这样的病人，再好的治疗方案都无的放矢。
“医学越是发展，技术就会有越多无能为力的时候。”在尹梅看来，王子颖慧的不解，是踏入医学人文领域的第一步。
著名产科医生林巧稚曾说：“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感情、意愿、要求……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作纯技术专家。”尽管已过去多年，林巧稚的话仍然可以作为医学人文的准确注解。
3月初的一个黄昏，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20多岁的刘凯医生护送87岁的新冠肺炎病人去做CT。途中刘凯特意停下脚步，和已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老人一起欣赏了一次美丽的日落。
这一画面无关治疗，无关医术，却“治愈”包括患者在内的无数人，只因那是对“人”本身的关怀。
持续两个多月的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类似的场景有许多。为了与患者顺畅沟通，山东医疗队编出了实用武汉方言手册；为了减少患儿的恐惧，儿科医生在每件防护服上都涂上花花绿绿的卡通人物。就像尹梅在一篇论文中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的定义：医学中人文关怀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意义、患者的价值、患者的权利和需求、患者的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它就像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很少，但不可或缺。”
有调查显示，缺乏对“人”的关注，是近几十年来患者对医护人员作出负面评价甚至采取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谈到“什么人可以做医生”时，我国现代普通外科开拓者之一裘法祖说“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但在这句话之前，裘老还说了另外9个字，“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
“这个前置标准似乎被遗忘了。”从业30年，尹梅用一句话总结了医学人文的困境，“医学已经从交谈的艺术变为了沉默的技术。”
付洋第二次进入医院实习时，已是医学人文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为了让医学人文这只柔软的手回归本位，自2008年起，尹梅带领研究生展开了“医学人文在行动”实践调研活动。她把学生送到哈尔滨多家医院，观察医生护士的手势、眼神、语气，甚至观察病房里的一盆花和窗外的一处景，再研究这一切对患者的影响。
付洋就是团队中的一员。她说，几年前吸引她的是“人生的病”，这一次她要关注的是“生病的人”。
教医学生说话
乳腺外科诊室，一名专家正在问诊。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内，一张桌子、一张检查床和面对面坐着的医生、患者几乎把空间塞满，“多出来的”实习生只能见缝插针地站着。
同样狭窄的走廊里挤满了等待的病人和家属。一位患者的丈夫挪到诊室门口向内张望，实习生见状立即摆手示意他离开。这显然让那位等待多时的家属大为光火，说话语气和面部表情变得强硬，现场气氛也紧张起来。
这是尹梅的一名研究生2015年在门诊实习时观察到的一个场景。这位学生接下来的描述，让许多人惊叹不已，“这时，正在问诊的专家说话了：‘这位先生，你看屋里都是女患者，一会儿还要脱衣服检查。如果是你爱人正在检查，你愿意让别的男同志进来吗？’”
一个平淡的问句，化解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在有的国家，医学院是从大学中招生。这意味着一位医生至少拥有一个与医学无关的本科学位，这往往也代表更广泛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
在我国，只有高中时的“学霸”才有机会通过高考进入各个医学院。入学后，等待他们的是生理、病理、药理、解剖等一系列课程和内科、外科、妇科等科室的轮转实习。大多数医学生的大学生活和中学时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
即使熬到工作了，很多医生的生活圈子也小得可怜。有分到ICU工作的初级医生跟付洋抱怨，说她们即使有时间买新衣服，也根本没时间没场合穿这些衣服。
在这样的环境里，医生“不会”说话不奇怪，而且还往往是引起医患矛盾的导火索。
“你是压榨性疼痛还是尖锐性疼痛？”
“从目前你的状况来看，药物治疗效果欠佳，病情严重，必须进行CAG方案治疗。必要时还要用PTCA、PCI治疗。”
“哪有手术没有风险的，拔牙还有死人的，过马路还有出车祸的呢。”
“……”
“大家觉得刚才这位‘医生’说话有什么不妥？”付洋叫停了“问诊”。
这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医患沟通》课程上的一幕。这门课由临床医学专业老师和医学人文专业老师共同执教，目标就是让医学生学会与患者说话。
上课前，尹梅教授和她的研究生团队会把实践中观察到的医患沟通的问题设计成剧情，在课堂上以表演的方式让学生发现问题所在，然后再请学生重新表演从而掌握正确的沟通方法。
“在一般人看来，医学生自带光环什么都懂，但在专业的外表下，他们不过还是20岁出头的孩子。”付洋以《医患沟通》课程为例说，相对于积累实践经验，许多同学还是更看重最后的分数，“毕竟，这关系到学霸们的成绩单。”
“每次上课，我都发现有的同学是‘中央戏剧学院医学表演系’的。”上学期期末，一位老师的点评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戏精上身”的学生能准确踩到这门课程老师的评分点，包括“不使用医学名词或术语提问，如果无法避免，必须立即向病人解释”“问诊应用过渡性语言”等等要求，“但你们有意无意把说话变成了又一种技巧，再次忽略了自己面前有血有肉的患者。”那位老师补充说。
学会说话，又要避免装模作样地说话，尹梅觉得，这是 医患沟通的最低原则。
先真诚，后技巧。
有用的“无用功”
翻看张老先生的既往病史，王子颖慧发现他在2012年曾罹患肝内胆管细胞癌，那一次他接受手术摘除了胆囊和胆管，术后身体恢复还不错。
几次聊天后，老人告诉王子颖慧，5年前手术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嘴里插着管子，身体被“绑”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身都是奢望。术后的不适和疼痛，让他的体重从95公斤急剧下降到65公斤。
当老先生试图表达自己的痛苦时，换来的只有医生和家人的一句话，“再忍忍，治病都这样。”
“那时候，活着对我来说真是比死了还痛苦。”保守治疗后，老人坚持出了院。
学了5年临床医学，王子颖慧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比“治好病”更重要。
“你们从哪儿来？”“住在哪里？能住几天？”
每次出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赵秀丽都会向病人问上几个与病情无关的问题。
有统计显示，在我国，门诊时每个患者平均说话时长为19秒。在这珍贵的19秒里，医生当然希望听到的是患者更多、更明确的病情信息。赵秀丽也不例外。
触动她反思“高效问诊”的，是多年前到边境城市黑河市的一次义诊经历。
那次出诊，赵秀丽先是经一夜硬卧火车，第二天早上搭乘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再换乘小汽车，一路颠簸才到达义诊的县城，“还没开诊，我感觉骨头都散架了。”
义诊结束，又先后乘坐小汽车、大巴车和火车，赵秀丽回到了哈尔滨。“那些从黑龙江全省各地来看病的患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几经周折才到达诊室？”回程路上，她怎么也赶不走脑袋里冒出的这个问题。
那之后，无论多忙，赵秀丽都坚持在“19秒”之外与病人聊聊家常，了解他们因疾病被改变的生活。她发现，这样的对话往往能让患者快速放松，进而更清晰、冷静地陈述病情。
直到后来受邀与尹梅教授的团队一起执教《医患沟通》课程，赵秀丽才确切地知道，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说的“闲话”是医学人文在临床上非常重要的实践：做与医学技术无关的“无用功”。
在尹梅教授学生的实习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无用功”的描写：轻轻地拍拍肩膀，用力地握握手……从患者现场的反应和之后的跟踪观察看，这些无法送检、无法得出准确数据的行为，大多都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实践调研进行了十多年，很多学生都记下了同一个场景——早上6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胆胰外科邰升教授开始独自查房了。
明明8点才交班，邰老师这么早查房有什么用？走进病房，经过邰老师的解释，学生才明白，6点多是患者陆续醒来的时候，这时他们状态最放松，通过观察、问询得到的信息也最真实。相比之下，换班后的集体查房，更容易让患者情绪紧张，从而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提前两个小时查房的无用功，是邰升成为胆胰外科专家的秘诀。
王子颖慧一直与张老先生保持联系。尽管只是偶尔通过微信和朋友圈互动，但她能感觉到，老人最后的时光过得很平静。直到2019年底，她收到了老人离世的信息。
王子颖慧依然有些遗憾。如果2012年那场手术后，医护人员能给老人多一些看似无用的安慰与关心，或许他就不会如此强烈地排斥再次手术，生命也将得到更长时间的延续。
生死之交
3月中旬，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部分前去湖北支援的医护人员面对镜头摘下口罩，第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模样。
其实，还在隔离病房里时，不少医生护士就把自己的彩色照片贴在防护服外面，因为他们的病人都迫切想知道，这些帮助过自己的人长什么样子。
“我们是生死之交！”疫情期间，许多患者由衷说出的一句话，无意中道出了医护这个行业与别的工作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参与一次手术实习时，王子颖慧对“生死之交”4个字有了自己的体会。
那是一位近70岁的女性患者。手术结束，病人还没有完全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看到站在身旁的王子颖慧，第一反应是一个劲地说“谢谢”。
作为实习生，整台手术，王子颖慧只能观摩，不能动手。“我猜，那位奶奶只是因为看到了我的白大褂，就本能地不断道谢。”王子颖慧说，老人心里要感谢的,是医生这个群体。
“2019收官之作——科研与医学人文，攀登永远在路上！”2019年12月19日，尹梅在朋友圈用一段长长的文字抒发了3个月来的压力。在一项中国外科医学领域的顶尖会议上，尹梅教授团队被安排了半天时间来开展“医学人文讲堂”。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医学学术论坛邀请尹梅教授和她的团队参与并进行医学人文培训，有时候要提前两三个月预约，才能订到尹梅的档期。
去年，《做有人文情怀的医者》一书正式出版，书中是尹梅教授团队数十年来在医学人文学科科研和实践调研取得的成果。
“这并不是我个人事业的高光时刻。”尹梅说，在病人把生死交予医生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也开始把与患者相处的感悟和人文思考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若干年前，尹梅在课堂上讲到“安乐死”这一话题时，一位女学生坚定地站在了少数人的一边。她觉得，应该尊重患者选择死亡的权力，当医学技术已经无能为力时，就不应该让病人低质量地活着。
多年后的一天，这位早已是医生的学生突然返回学校找到尹梅，只为了说一句“老师，我错了。”
这名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的学生，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发现，当自己牵肠挂肚的人病无可医时，纵使人们在理性上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在感情上，哪怕她多活一天，我都觉得多一分安慰。”
尹梅说，这种情感上的无法割舍，就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
2019年春天，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部公共教学部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尹梅受邀参加揭牌仪式并发表主题演讲。活动结束后，她特意拍下现场的一张照片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照片上，是嘉宾签名墙前面的一句话：人文是医学的一只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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