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轶伦师表”王京龙
□郭振华
去年3月11日清晨,山东理工大学教授、山东省齐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王京龙先生因病不幸逝世,他还不到六十岁。转瞬间,我的这位亦师亦友的忘年兄弟驾鹤西归已届周年了,此刻的我,深深地想念他。
作为山东齐文化理论研究具有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他对齐文化开发、研究、弘扬与宣传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研究齐文化,在齐文化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有30项成果荣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山东理工大学社科优秀成果奖、淄博市社科优秀成果奖,曾是淄博市十佳青年社科专家、淄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我与京龙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已三十年多了。1989年来淄博市政府工作不久,在市社科联遇见一位个头不高,举止文雅的年轻人。经介绍,才知道,他就是王京龙,是《淄博社会科学》和《管子学刊》的编辑室副主任,同时还是山东省作协会员,曾在《少年文艺》《东方少年》《童话报》《好儿童》等报刊发表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说来也怪,自那次与京龙相识后,也许与自己的偏爱有关吧,我发现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了,历史的、文学的、艺术的……
京龙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又读书甚广,其识物之深、穷理之彻对于古今诸多专业性很强的文论,他都有独特的见地。与之交流,让我越发敬佩,甚至有相见恨晚之叹。
一次我俩找了个阴凉的地方蹲着聊天。我说:现代书坛不少书家反复重写一件名人或古人诗词的现象屡见不鲜,众人一面的雷同之作几近成灾,甚至有些重要的地方,悬挂的书作虽然字迹工整,内容与场景文不对题。每每看到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书作,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他慢慢站起来,拍拍灰尘,对我说,可惜我不会书法,但有几点认识,可供老兄参考。第一,书法是建立在书写汉字基础上的一种文化艺术。但作为艺术,它又绝不是一种对汉字的简单抄写；第二,由于汉字使用的广泛性,确定了汉字的普遍性。国学作为我国各门学问、学术的统称,那么“汉字书写”的本身就是国学。但是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国学,您看现在打开电脑,直接敲键盘就能“书写”,当然这个书写只是一种“抽象的书写”；第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汉字书写”文化,至于写什么内容,确实是目前书法界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有一定的书写基本功,更需要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综合修养。修养高者,会选择合适的内容或自创内容书写,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功效。至于怎么写,是书法技法层面的问题。通过刻苦练习,便会达到一定水平。然而这种综合素养并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得到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会写毛笔字的人就能轻易办得到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您说的那些只会抄写复制古今名人名篇词句的“书法家”在我看来,顶多算是个“写手”。古人说“善技者,匠也,善技而有思想者,家也。”当然,要想做善技而又有思想者,只有读书、多读书,别无二法。
与京龙交往三十年,我总觉得他的为人与为文,有“道”的一面,亦有“侠”的一面。他往往语言不多,却能通脱澄明,也能仗义执言；在理论上能坚持己见,而不随波逐流,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学人。这一点对我的书画创作方向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如:书法上追求“不失本体赋新意,韵取舒同又不同”；绘画上强调“文人画风与民俗画风的相互渗透,存行以宣物,形物与铸情融为一体”等,已形成了一定的个人艺术风格。
近两年,我受京龙之邀并与之合作,先后完成了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立项,省社科普及与应用重点项目课题《管子与孔子的历史对话(插图本)》及《管子圣迹图(插图本)》《管子通论丛书》计65幅插图、书扉题画(齐鲁书社出版)。然而“天不假年,天何其酷”啊!京龙的突然逝世,并没有看到他与同志们共著完成的《管子通论丛书》五卷本的出版面世,这更让我对着仍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一本本新书,泪眼模糊,心头掠过阵阵凄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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