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如何与时偕行
孔子夫妇木雕像黄玉顺林安梧傅永军□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最近这些年，伴随着传统文化的热潮，儒学热也已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如何才能让儒学在现代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1月18日，由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尼山书院·明湖会讲”之《儒家·经典·诠释》在济南举行，黄玉顺、林安梧、傅永军三位著名学者，对儒学的历史和现代性转换进行了深入剖析。
儒学是为生活而存在的
黄玉顺，当代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生活儒学”创立者，现任山东“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在黄玉顺看来，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儒学的复兴，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意识，要看到儒学热中鱼龙混杂的现象，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抗拒现代化的文化思潮正借助儒学而行，国人亟需文化反省，以便建构现代化的新文化。黄玉顺说：“在儒学热中，有一些不好的倾向和不太健康的现象，比如个别学者甚至主张要恢复‘三纲’，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种主张和21世纪我们正在走向现代性的生活是不合适的”。
因此，在鱼龙混杂的儒学热中，我们首先需要问的是：生活和儒学有什么关系？到底是生活为了儒学存在，还是儒学为了生活存在？对此黄玉顺的答案非常明确：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儒学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换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就是儒学应该“与时偕行”。
那么在中国人的生活演变中，儒学是如何与时偕行的呢？黄玉顺说，根据可考的传世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和儒学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是商周时期王权列国时代的宗法制度，这一时期的儒学是原始儒学；二是从秦汉开始的帝国时代，其社会生活是以家族构建的，这一时期走向帝国儒学；三是鸦片战争带来的社会大转型，社会生活的主体从家庭逐渐变为个人，从洋务儒学、维新儒学发展到新文化运动中对儒学的批判，后者也让儒学有了转型的契机，于是出现了主张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与科学）的新儒学。
黄玉顺认为，从中国历史社会形态和儒学演变来看，儒学只有与时偕行，才能穿透时间，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儒学是为生活而存在的。而要构建生活儒学体系，既要有现代化的诉求，又要有民族性的表达，“如果只有现代化诉求而没有民族性表达，就会丧失民族主体性，而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民族主体性的确立是其重要的精神要求，因而绝不能放弃对传统的研究，西方的现代化始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也不是抛弃传统，而是让传统复活；反之，如果没有现代化诉求而只有民族性表达，那就会堕入原教旨主义，就像有人提倡恢复‘三纲’一样，这一完全与现代性无关的倡议，于价值取向而言不应该，于当下现实而言不可能。”儒学最重要的是要抓住经典
林安梧是著名哲学家，台湾大学首位哲学博士，“后新儒学”创立者。现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在马一浮、徐复观、唐君毅等新儒家主张“内心开出新外王”的基础上，林安梧进一步主张，在“新外王”的视野之下，也应调整“内圣”的内容，“比如儒家都说天地君亲师，这个君我们现在可以在新的语境下谈，可以是指管理者，也可以是我们自己，还可以在现代社会‘公民’的含义层面来理解。”
林安梧认为，虽然儒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但是儒学的经典意义不能丢失，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这些经典必须要认真读，“读经典你就会发现，儒家原本说的是五伦，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
伦关系，儒家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的关系准则，但是后来却被变成了‘三纲’，‘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五伦中的兄弟和朋友去掉了，而且把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无限上纲，变成君主专制、父权高压和男性中心，因此我们读经典就是要由‘三纲’回到‘五伦’，我们要回到孔子的六经传统，要感其意味、体其意韵、明其意义，最害怕的是你对经典还不熟悉，就夸夸其谈进行批判”。
在林安梧看来，要理解儒学的经典意义，就要了解儒学认为的生命不是个人，而是在一个共同体中的观念，儒学认为人是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的，这个共同体是由天地自然、血缘人伦、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组成的，所谓“天地亲君师”，说的就是这个共同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学的修养论是要让人朝向上，要止于至善。儒教的教，不是西方一神论意义上的宗教，而是让人回到天人合和，回到内在的宗教，是一种让内心充实饱满的教化。
让经典在当代生活中产生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诠释学代表人物之一，现任山东大学荣聘教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的傅永军是“中国诠释学”倡导者。他所关注的，是我们究竟该如何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将其带入现代生活，向我们敞开，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意义。
傅永军此前多年的研究领域一直是西方哲学，从2007年开始转入中西比较研究，尤其关注“中国经典的诠释学转型和建构”。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型，是因为他对国内思想现状的持续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2006年，我发现在儒学复兴的热潮中，开始兴起儒家的原教旨主义，他们要把现代性扯回前现代性，这关乎百年大变局中的思想态度问题。因此我觉得对中国经典的诠释有现实的需要，我们需要明白儒家经典怎样才会对我们有意义。其次是来自西学的刺激，上世纪80年代诠释学就作为西方重要的学派传入中国，并在哲学、文学、历史、法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诠释学时往往不求甚解就乱用概念，他们和儒学原教旨主义结合，产生了一批不中不西的所谓成果。”
这两个原因促使傅永军开始对儒学的古今关系进行思考，“帝国儒学持续两千多年，以经为纲，政教合一，在儒学经典中为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背书，对经典的诠释权自然也归官方锁定的诠释者所有。晚清近代由于西学强势冲击，古代的学术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章学诚、章太炎等将儒家经典当作记录先贤思想的历史文本而不是神圣经书，经学开始瓦解，诸子的地位得以提升，以西方学术为蓝本的现代学术体系开始建立。到胡适更是将经典作为史料，对经典的诠释于是进入了文献学和史学的范畴。从文献学角度而言，音韵学、训诂学等对经典的工具型解释继续展开，从史学的角度而言，在对先祖的政治经验进行借古讽今式的诠释之外，经典也成为诠释者自我思想构造的来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傅永军认为，在对西方诠释学进行深刻研究之后，中国经典诠释的现代化转型和构建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儒学经典对当代生活产生意义，以及让经典向当下敞开意义的条件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经典诠释就成为儒家经典和当代生活的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和桥梁的重要性无可置疑。”
傅永军表示，如何诠释经典应该是任何一个阅读经典的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一种是信念诠释学，就是你相信经典是真理，诠释经典只是为了将真理落实到实践和行动中；另一种是你在阅读经典时持对话、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并在阅读过程中体会经典向我们开放的意义。真正的经典阅读应该是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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