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面具”：百年前的中国肺疫防御神器
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疫情不在少数。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的1894年，广州、香港大瘟疫，据称染疫死亡人数在3万以上。进入20世纪以来，1910年冬，东北曾爆发过一场举世震惊的鼠疫，时人称之“最可惧之瘟疫”，全名为肺炎性瘟疫，亦称肺瘟、肺疫，或肺炎疫。据考证，这场肺疫1910年9月起源于西伯利亚，一直延续到1911年4月底，除东北三省外，并延及直隶、山东，染此病身亡者约有6万人。
1917年11月，内蒙古一带又发生此种疫情，并由此迅速蔓延，遍及山西、陕西、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六省，直至1918年3月方告结束，约计有1万人左右染疫丧生。在这场肺疫爆发后不久的1917年12月，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行的《环球》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山西肺炎疫之蔓延与防御法》一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处长史旦莱原著，公众卫生博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俞凤宾译述），阐述了该肺疫的成因、症状、危害、预防办法等，并附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预防肺炎疫警告”，计十条，其内容如下：
（一）病疫者对人咳呛即能传染。
（二）防疫者宜用布或面具，紧密遮覆于口鼻之上，面具可自卫生处得之。
（三）常人切勿与病疫者接触。
（四）倘见疫症，宜立即报告卫生处，必能得助力及指导。
（五）病疫者必须隔离。
（六）凡与病人接触者，在七日内勿宜与他人同居处。七日以后，若疫症不发，可无妨碍。
（七）病疫者先患头痛，继即发热、咳呛、吐血，不二日而死，无药可医。
（八）凡病疫而垂危者，其传播疫症之危险，较之疫尸为尤烈。
（九）如家中有疫症，健者即不宜与病者接触。倘侍疾者常戴面具，则可幸免于传疫之危。用过之面具须焚毁，或浸入沸水中，以消疫菌。
（十）疫之传染不关房屋，凡居民不宜迁徙，恐往返舟车中，反易传播疫气。凡对于旅客勿骤相交接，须俟七日后不见动静，方可视如常人。
翌年6月、7月，该文又全文刊载于《中华医学杂志》第四卷第二期及《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七号，对于公众卫生知识的推广和防疫观念的增强产生了积极影响。附录中第二条、第九条中提及的“面具”，即今天我们俗称的口罩。
“避疫面具”的形式与用法
肺疫传染示意图
1918年6月，中华医学会把1910-1911年与1917-1918年这两次大疫的时间、范围、传播途径、死亡人数等方面作了对比。其中，地方官之防疫态度，前者“不踊跃，惟颇愿会同办理”，后者“不踊跃且频生阻力”；人民之防疫态度，前者“虽无智识，然颇服从”，后者“无智识且不受约束”。两次疫情时隔七年，“此七年之间，我民之卫生程度，殊无进境，实可忧也。”有鉴于此，以伍连德博士为会长的中华医学会大声疾呼，政府应积极进行防疫准备，并建议在各大城市设立传染病研究所，“作卫生行政之先导”。（《山西之肺炎疫》，《中华医学杂志》第四卷第二期，1918年6月出版）
伍连德
当时在华的美国籍医生、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副院长施列民，在《论肺疫与预防法》（载《时兆月报》第十二卷第五号，1918年5月出版）一文中慨叹：“肺疫实世界第一险症，传染极速，罹之者鲜有得免，视霍乱加剧，医学界至今初未查出何种药可疗斯病。”那么，该传染病的症状如何，又是怎样在人与人之间传染呢？施列民记载：“患肺疫者，往往于初发病时，头痛身热，四肢酸软，有时恶心作呕，不久则其体热可升至一百零一或一百零二三度，呼吸困难，胸膛内作痛而发干咳，不移时病人随吐带血之痰，病势增剧，必不能存活至第三日。查此症之传染，要无非由病人之痰涕口涎中来。故患肺疫者每次咳嗽打嚏或言语，均有痰涕口涎之微星飞出，其中含有最毒之肺疫病菌。”
施列民著《延年益寿》1918年第一版扉页
在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下，既然疫情猛于虎，传染迅速，人人自危，却又无药可救，只能尽量作预防工作。为此，施列民列出了九条具体而有效的预防举措：
（一）所有患肺疫者之病室，无病者不宜进入，即不得已而必需有事于病人，则当戴防疫面具。
（二）客栈、轮船、火车、电车、茶馆以及类此之公共处所，因有多人聚集，即系最危险之处，在肺疫流行时，若可设法避免，万勿轻入。
（三）即不幸而家中有患肺疫之人，则须另卧以一房，除看护病人者，他人可以勿入此室，然看护者与家中所有之老幼男女，日夜均宜戴防疫面具。
（四）家中若有患肺疫之人，则其家中人可以不必外出，只须在家各戴预防面具，反较出行为妥，因出行若往客栈、火车、轮船等处，其危险且更大，并恐万一己身带有肺疫病菌，因亦外传。
（五）当肺疫甚行时，切勿接待外来之客，因恐彼系已受肺疫之传染者。
（六）肺疫之病菌传入人身，须逾二日或五日始发现病状，故家中若有曾经接近患肺疫者之人，宜使之另居一屋，若逾五日此人不显如何朕兆，即知其身并未染肺疫病菌也。
（七）如肺疫在一处流行，则此处居民，即不可离家他往，该处有地方之责者，例应下令禁人外出，亦应下令禁人内入。
（八）传染肺疫之毒菌，俱由口鼻而入，故凡看护肺疫之人，及凡住于肺疫流行处之人，再凡势必经过肺疫处所之人，俱当戴防疫面具。若果所住之屋已有患肺疫者在内，尤当日夜用此面具，以防偶染。倘家中因无此病，而本城却有此病流行，则每逢入市时，俱宜戴此面具为妥。
（九）制防疫面具，乃取薄绵纱布一方（此布凡售西药之家均可购，即平常稀白布亦可用），长二尺半，宽一尺。再取绵絮一块（亦向西药房内购之，如无西药房，用洁净之绵亦可），长六寸，宽四寸，厚约一指。预备既定，即将绵置于布之正中，使绵之长宽与布之长宽适相合其步位，勿错乱其横竖。然后将布上下所余之三寸对折，俾将绵裹好，其宽正与绵等。布之两端，每一端剪作三条，约至八寸余长为止，居中有绵之处，不可剪破。将此防疫面具戴于面上，使绵密盖鼻口。戴法须以左上方与右下方及右上方与左下方之布交系于脑后，作斜十字形。再余中间之布两条，即由耳旁拉起系于头顶，如此即不至脱落。且尤须注意者，即该面具近里之一面，必须每次近面，不可翻转。盖恐一经翻转，则表面之布，若使已沾肺疫之病菌，则吸气时不免随而吸入，较不御面具之危险更烈。至该面具须制多副，以备日日更换。将所换下已用过者，放入沸水中煮洗后，仍可再用。诚能如此谨慎预防，则匪特在肺疫行盛时可以防免，亦将使之迅速消灭也。
已接触肺疫患者的居住隔离
举措中多次提到的“防疫面具”，即我们现在俗称的口罩。可见在重大传染疫情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918年1月31日，上海出版发行的《时报》上，载有记者螺隐报道的一则短讯，题为“防疫之新器——纸面具”，内容如下：“武汉已三月不雨，滕六君亦未税驾一次，现在疫疠业已发端。某医院为防疫起见，特制纸面具数万，并发通告云，开春瘟疫必定盛行，凡在街市行走者，可买一纸面具，戴于头上，亦可免传染也。”可见，一百多年前的武汉，连续三个月无雨雪降临，又开始出现传染性疾病，导致人心惶惶。这家医院制作的“纸面具”，即纸口罩，有望成为民众防御疫情的“利器”。不过，这种纸口罩，虽然成本足够低廉，恐怕无法真正做到有效防疫。
俞凤宾在《避疫面具之制法及用法》（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第四卷第二期，1918年6月出版；又载《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七号，1918年7月出版）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面具，一名口套，为肺炎疫流行地点所不可不备之物。”当1910年东北疫情爆发时，中外防疫专家齐集沈阳，群策群力，共同研究病状病菌及防御方法。当时，医学专家们制作了多种式样和尺寸大小不一的“避疫面具”。后经多次改良，终于制成了统一规格的口罩。俞凤宾在该文中不厌其烦，详细说明了这种口罩的制作方法：“将纱布一条，长三十六英寸、阔十二英寸，双折之，即成六寸阔、三十六寸长之布条矣。将棉花一方，厚可半寸，夹入布条之中段，乃以布条之两端剪开，每端剪成三小条，每小条长约十英寸，或较长亦不妨，即成避疫面具矣。惟所用棉花，其质宜松，不可坚实。盖坚实者妨碍呼吸也。”
俞凤宾
关于口罩的用法，他也作了具体阐释：“面具之用法至简，以其中段覆盖于口鼻之上，将小布条三条，分为上中下三条，绕过两耳之上，缚于枕骨之上部，中条提起，缚于头顶，下条绕过两耳之下，缚于枕骨之下。更有一法，即中下二条之位置，可以互易，互易时，将下条上升，缚于顶，中条自耳下绕后，系之成结，亦为妥法。倘逢鼻尖高耸之人，其鼻之两旁，宜塞棉花两小团，务求周密，勿留罅隙，以免疫菌乘间而来也。”
在文末，俞凤宾还附上中华医学会刊布的“肺炎疫预防简法”：
（一）凡疫症发生之地，即须断绝交通，居民不宜轻自出外，与有疫地点相接触。
（二）凡逢倒卧于路之人，切勿接近，宜报告警士。倘有人众团集之地，不可搀入，盖人丛中或有卧地之人在也。
（三）防疫者，宜预备面具。家中男女仆役，宜由主人供给。仆役进出较勤，面具尤宜注意。凡面具既与病疫者相接触，即宜焚毁，更换新者。
大疫无情，甚于水火；防疫之战，甚于硝烟。回顾历史上的重大疫情，古今同理，口罩作为“防疫面具”，也成了有效防御疫情的神器。著名报人严独鹤在1929年上海发生脑脊髓膜炎时所作《最时髦的春装——一个黑口罩》（载1929年4月13日《新闻报》）一文中，曾说：“戴口罩是为卫生起见，以生命和雅观两件事比较起来，到底哪一件事更来得重要呢？”诚哉斯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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