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观念：不同学科的解释边界

澎湃新闻 2020-01-14 14:31 大字

考古学与人类学，一个关注过去，一个聚焦当下，但从研究理念、问题意识乃至田野经验来说，却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之处。就人类学的学科架构与传统而言，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乃人类学的四大分支领域，共同构建出关于人类的整体认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坚持人类学四大分支教学与科研的学系，因此，如何增进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相互交流？如何进入彼此的田野？如何穿越时空，对共同、相通的议题展开探讨，并将知识生产带入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乃此次对话之缘起。因篇幅较长，分为三篇，此为第二篇。

段颖：考古学与人类学，在探究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与变迁等问题上，有很多相互交织的地带，比如王明珂先生在讨论华夏边缘时，就利用了不少考古学材料（如聚落中的谷物、动物骨骼遗存），以不同时期人群对动植物的驯化、食用程度来说明游牧、农耕人群的边界移动，这对于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史研究而言，带来很多启示，让人印象深刻，但也引发人类学者新的思考，比如华夏边界，乃至华夷之辩，很多时候是主观意识之辨，如何于物质层面呈现？反过来，物质遗存又如何证明认同之建构，这就需要结合文献、人文地理与历史生态，相互佐证，综合研究。

周繁文：是的，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在秦汉考古中也有体现，比如汉文化与边疆文化（如岭南文化）的互动关系，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我们通常用来判断汉文化的影响，就物质层面而言，主要是墓葬形式、棺椁制度、随葬品组合、随葬品形制等，也就是墓是什么样子的，葬具是什么样子的，埋进去哪些东西，东西放在墓里的哪个位置，这些东西又长什么样。如果我们在岭南地区发现了随葬一定比重“汉式”器物的墓，墓葬形制也跟中原的差不多，我们可能就会判断这是汉文化的墓葬，而且还会参照汉文化核心地区的编年体系来判断墓葬的年代，但其实仔细想想，文化的传播、借用与内生到底是何关系，孰先孰后，“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人群生前的状态与属性，这是在边疆考古研究中非常纠结的问题。

金志伟：对，这就牵涉一个判断的问题，比如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通过碳十四测年，它属于夏纪年范畴之内，所以有学者认为它就是夏，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夏应该在这一带活动，而且此地出土了青铜器。但有些人反对，说在考古学意义上，二里头一共分四期，有人认为第一期是夏，二三四是商；有人认为一二是夏，三四是商；有人说一二三是夏，四是商；有人说一二三四都是夏，颇多争议。二里头考古发掘的负责人，社科院考古所许宏就不赞同把二里头称为夏，他认为我们没办法仅凭遗存证明，毕竟缺乏可信的文献支撑。

考古学中有个概念叫考古学文化，指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遗迹、遗物，具有相同时间相同特征的遗迹遗物总和，这是夏鼐先生的定义，借助柴尔德的概念，结合中国的情况做了调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里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是考古学遗存当中可观察到的，具有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一定特征的共同体，就是物质遗存的共同体。我们在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时，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叫地层学和类型学。前者获取资料，后者分析资料。做类型学分析时，有一个概念叫典型器，或者叫标型器。是指指示性比较强的东西，其特征是，第一，普遍存在；第二，数量众多；第三，形态比较复杂（较易观察、比较变化）；第四，造价较低（容易获得，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更新换代，也就更易反映出社会观念的变化），基于这个标准，考古学上能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主要有陶瓷，竹木，石玉、金属、骨骼和角等几个大类。竹木为有机物，很难存留。然后是金属，在古代中国，金属器主要是铜、铁、金、银几个大类。金银为贵金属，分布度并不广，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有，铜在中国历史上乃重器，尤其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铜矿分布不均，产量不高，因此非常贵重，被用作礼器。但金属器指示性不强，一、不够普遍，二、不易损坏，三、可回炉。而兽骨兽角能做的东西有限，主要是装饰品，而且在南方酸壤环境之下也留不下来。最后只剩下陶瓷。

陶瓷很多是日常生活用品，锅碗瓢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经常通过陶器群来界定考古学文化。比如刚才说的二里头文化，就是陶器群建立出来的，有一套独特的器物。又比如仰韶文化，都有小口尖底瓶，有彩陶。在不同地方陶器的形态又有差别，可以此再划分出若干个地方的文化类型来。但是，通过考古学意义上的物质文化，尤其是陶器群，能不能够指向人类群体，能不能指向出我们理解的族属，或者族群这些概念，是值得深思的。

换言之，一个文化的核心如何在物质上有所呈现，这就是一个问题。我跟同学讲，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的发型，都不是中国的。那我们是不是中国人呢，为何是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会说汉语？似乎都不能证明我们是中国人。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核心在于我们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我们文化传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父母，长幼，朋友等，我们对待婚丧嫁娶的观念等等。这是伴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形成的，而且不同时期，文化的核心是不一样的。这些东西在物质文化遗存里怎么体现？

不同时期，文化的标准、边界都在发生变化，在考古学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质形态的遗存，“生”无法看到，“死”则是常见的，考古学非常重视墓地、重视丧葬。丧葬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当中比较稳定，也是凝聚力比较强的文化行为。比如墓地选择，墓葬朝向，随葬品组合等，都代表着人们的生死观，而蕴含其中的葬俗，最能够体现文化特性，甚至比考古学文化更贴近当时的人群。我和刘志扬老师带本科生在阿坝藏区田野实习时，每次去都带他们去看墓地。村里有藏族，有汉族，藏族在生活中会受汉族的影响，但墓葬却不可能一样。

周繁文：这很有意思，像我爷爷是四川人，他以前所在的部队里哪的人都有，他们退伍后全部待在广东，但他们生前讲各地方言，遵守各地习惯，吃各地菜式，我爷爷就是这样，很认同自己是四川人。但他们这一批人去世后，全部是按当地客家葬俗埋葬。我们作为后人，并不知道他的家乡葬俗是怎样，所以我们请人来，按照当地的葬俗去安葬。那这个时候怎么从葬俗或墓地遗存来看文化属性？

金志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是一个个体，或极少数的人群进入到一个大的文化群体当中，势必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你爷爷可能在饮食、语言、生活方式上可能还很四川，但你父亲这一代人在当地长大，他和当地人一起长大，和他们一样，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完全是客家的生活方式。就像我家乡那边很多汉族，他们都知道老家在哪，山东，河北啊，但他们的子女跟我们一起长大，能讲很流利的蒙语，喜欢吃我们当地的饮食，又比如美国华人后裔，他们更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回到中国反而不习惯。环境变化，代际变化，认同也随之变化。

段颖：刚才两位谈到的问题，其实是解释边界的问题，就是说，不同的学科，到底在什么范畴里解释什么样的问题，有效性如何。我们刚才讲那么多族群的现象，那是因为我们可以做访谈，所以我可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了，或者十几代之后，我们就无法通过语言、情感交流得到的信息，可能只剩下遗存，好像我们现在习惯用电脑、手机，人人都变成鼠标手，未来考古发掘时也许可以依据我们的手的骨骼变形，推断我们那个时代怎么样，但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都实行火葬，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按照这个思路再推下去。所以我认为，考古学和人类学虽然有很多接触地带，但还是存在解释的边界，有些问题是某一学科解释不了的。

张文义：一个学科的解释边界要靠其他学科来补。我读书的时候，系里天天吵架，人类学认为考古学从实物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关于实物的，这一点没有争议。但从实物推到使用实物的人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中间就隔了一层，也就是隔了观念。人类学认为，物质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功能结构外，还有意义，而意义可以脱离功能结构。它可能从器物的某个特征、某个属性入手，但一旦这属性或特征被符号表达，符号就可以自由推演。社会的本质就是我们造出观念，观念不断推演，一直到观念和物之间的关联消失。当时系里考古学和人类学都无法相互说服对方。人类学说观念可以自由运转，脱离器物的功能和结构，这是对的，考古得到的关于器物的结论也是成立的，衔接点在什么地方呢？认知机制可能是一个衔接点。人类的认知变化非常缓慢。我们可以自由赋予意义，意义也可以千变万化，但我们给什么样的结构和功能赋予意义，是有一定规则的。认知人类学就探讨从器物的某个功能、某个因素出发，我们如何赋予它们意义的机制。而认知人类学的研究，本质上必须借鉴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

因此，人类学和考古学解释的边界问题，不太可能靠这两个学科解决，要引入其他学科。我们都解决不了的，说不定就是其他学科一直研究的东西。我自己做的人类学研究偏社会和生物。在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兹那个时代，人类学就讲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影响，社会生活会变成身体的生物状况，像激素水平、神经元结构和肌肉骨骼的状态等。但之前，我们只是说说而已，最多做一些活体测量，生物社会相互影响的过程到底怎样，人类学家没能力解决，直到后面出现表观基因学，才找到了解决办法。

周繁文：怎么解决？

张文义：核心问题是蛋白质的形成过程。细胞制造蛋白质需要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既受制于DNA，也受制于主体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休闲方式、工作、信仰等等。社会生活是我们给细胞提供物质和能量的重要外环境。表观基因学研究细胞膜如何控制细胞内外的环境互动，从而在DNA的规则下制造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每个学科确实有自己解释不通的事情，这时候就需要转换视角。我读书的时候，系里进了一位新老师，做骨头的DNA分析，他带来了新想法。器物分析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可以从DNA分析入手，进而连入到社会生活，比如从DNA的角度分析一群人的主食是什么、生计方式如何。

金志伟：生物人类学，一个是骨骼形态，和他生前主要行为的关系，比如采集渔猎者和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骨骼形态就就有明显差别。另外就是文义刚才谈到这个，应该是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包括锶同位素分析，这个考古学现在都在用，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可以推断死者生前的食谱，包括各种蛋白质，水生和陆生动物占比，淀粉类食物的摄入，是以粟为主，还是以稻为主等等。DNA现在不太好做，因为保存的非常少。另外就是牙结石里面淀粉粒的提取，可以了解生前主要摄入的食物。这些更多是技术层面，在我们这也将之称为科技考古。科技考古是个大概念，包括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年代学等等。但目前的科技考古与考古研究的结合还有待提升，很多科技考古学者是从自然科学转过来，多以科学与技术分析为导向，没有考古学问题意识，而考古学人又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看不懂他的实验报告。这里需要更多的交流与沟通。

我们考古学在过去，提出的问题比较简单，建立谱系，重建上古史，证明我们文献记载的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是我们刚才说的考古学文化，更多关注的是能分期，能区分出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别，而最敏感的东西是陶器，石器多为工具，差异不大，礼器差别大，但只见于核心区，那周边地区和核心地区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判断，有时只能通过陶器来判断，划分出商、周文化。

比如说商式鬲、周式鬲、楚式鬲，鬲是古代的一种炊器，商式鬲一定是商人发明的，但使用商式鬲的不一定是商人，但在实际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商式鬲，一般就认为这地方至少受到商文化的影响，甚至就把它划到商文化里边去了。苏秉琦先生提了区系类型学说，把整个中国划分成了六个大区系，依据就是这些，但划分区系到底是在说一件什么事儿，可以延伸出很多新的问题。

张文义：对啊，用这个区域类型来做什么？

金志伟：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到“问题”。现在的考古学研究，问题意识还不够开阔。抛开学科不说，我们所做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用什么手段不重要，只要有助于解决问题就行。关键是我们考古学界常做的主要研究，就是讨论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性质和文化分期，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研究，分歧较多。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专门有一个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在这张桌子上，这个瓷杯是河北的，这三个纸杯是山东的，这个桌子就成了考古学的“堆积单位”。在这个堆积单位里面，有三件来自山东，一件来自河北，接下来可能的结论会是：这个桌子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性质是山东的，并接受了部分来自河北文化的影响，大致如此。

张文义：生物人类学也碰到这个问题。生物人类学在上世纪末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生物学家建立了物种进化序列，人类学家用人类骨头的数据建立人科的进化序列，来完善整个生物进化序列的一个小枝杈。这时，人类学研究回应的是生物学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但九十年代以后，人类学家引入DNA、力学分析等技术，对骨骼做了更细致的分析，发现可以用人类骨骼序列去讨论另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基于美国人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也就是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人的社会生活不一样，骨骼受到就不只是自然生态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人类学家可以用人类的骨骼序列来建立协同进化理论。

协同进化理论跟以前进化论的基本分歧是，进化不再一切都源于自然选择，从而，人类进化只是生物进化的一章；相反，当人类用想象力创造一个叫做“社会”的宏大体系时，这体系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体。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形态存在至少几万年，它不仅改变人类的基因，也改变人类进化的机制，开启了新的进化机制。在其中，想象力，也就是人类自我创造的能力，与自然选择一起共同影响人类。协同进化论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社会形态下人的生计方式、营养、疾病谱、社会结构等带给人类的进化过程，如何与根据自然选择而来的进化相互平行、相互纠缠，最终造就了今天的人。这里的关键点是，社会本质上是人的造物，而社会的持久存在，成为了人类进化的一个自驱力。

段颖：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有几个层次。比如说我们用物体系和观念体系来说的话，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考古时期，两个东西都存在，好像一群人在使用某物，对此物存有什么样的观念，是当时的人在想。还有一种观念体系和物体系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用于具体的解释，也会随科学发展、时代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说起中国考古学研究，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很多的解释理路实际上是建立在西方知识生产的背景之下。比如我们也许会觉得生产生计和竞争关系很重要，但在中国古代未必如此，可能正统最重要，天人合一最重要，或者其他，但却没有被纳入社会科学的解释路径中，这就可能会形成物与观念之间，事实与解释之间的不对称。

我反而认为这是两个学科之间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东西，比如，观念体系和物体系之间认知是怎样形成的，不同时代研究者的关切点又是如何发展转变，如何另辟蹊径，又如何沟通、交流、合作。于我而言，我更关心知识生产本身，为什么地层学、类型学乃至典型器这一套知识大家会形成共识，为什么墓葬、陶器很重要。关于这一套认知体系形成的政治经济过程如何，我们又如何去佐证这些事情，对人类学而言，我们可能会经常去挑战它，认为这是受到当下的权力、资源配置、学科趋向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近读学生的课程反馈，考古学学生也在挑战我们，说人类学整天一套意义接着一套意义，一套解释接着一套解释，可考古相对科学，测量就有标准，虽然测量也会有偏差，但偏差可控，解释却不可控，无穷无尽。可见，立场不同，切入角度不同，将会走入完全不同的天地，就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些知识的考古。（未完待续）(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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