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古籍
近年来，国内不少图书馆都在对馆藏古籍进行数字化，仅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的古籍就超过3.2万部，是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的8倍，而全国各图书馆在线发布的古籍总量已达到6.5万部。中文古籍的故乡在中国，绝大多数中文古籍存藏在中国，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力也在中国。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古籍，正在走出善本书库，走向互联网，走向更多读者的阅读生活。
国图60%善本数字化——研究生态就此改变
十几年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还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连续两年暑假，他都专程到国图看书。那时，高铁还没开通，从南京到北京，坐特快列车要10个多小时，单程的硬卧票价200多元。到了北京，薛龙春住在国图附近的一家招待所，设施简单，每天100元，一住就是半个月。
搭上了时间，花了钱，看书的体验却不太好。说是看“书”，实际是看缩微胶卷。为了保护古籍，国图的大多数善本已经被拍摄成缩微胶卷，读者要在专门的机器上阅读这些胶卷。薛龙春关注的明末清初学人著作，很多是大部头，像张镜心的《云隐堂文集》和《云隐堂诗集》，加在一起有四十卷。一边翻动胶片机，一边阅读、抄写，有时需要回头查看某处文字，也没办法随意跳转，只能把胶卷一页一页地往回倒，其效率可想而知。
2016年9月，当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上线的消息传来，薛龙春甚至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直到亲自上网检索测试了一番，他才确定，这并非虚言。
“这几年，我一直在向熟悉的朋友、学生，还有一些海外学者，推荐这个资源库，他们都反映非常有用。”薛龙春说，他不仅通过这个资源库阅读古籍，有时也通过它进行一些校对，“如果没有这个库，或许，为了校对几个字，都得再跑一趟北京。”
对于中华古籍资源库的评价，学界有共识。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沈乃文说，2016年发布的“中华古籍资源库”，一举扭转了此前我国古籍数字资源库建设落后的状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则认为，“中华古籍资源库”等古籍数据库将改变古籍整理研究的生态，具有里程碑意义。
“读者无论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在注册后远程阅览、调取中华古籍资源库中的古籍数字影像，完全克服了时间、空间的障碍，真正实现了古籍资源的共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介绍，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古籍收藏量最大的单位，其收藏的汉文古籍在品种和版本数量上在国内都首屈一指。如今，国家图书馆所藏60%的善本古籍已经在“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除了善本古籍的数字化，国图还在2015年启动了普通古籍数字化项目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化项目。
“古籍数字化服务是图书馆界迟早要做的事，晚做不如早做，封闭不如开放，与其让社会推着走，不如我们主动前行。”对于古籍数字化，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有这样的认识。
在古籍数字化的道路上，国家图书馆并不孤单。现在，上海图书馆在线发布的家谱超过8000种；在云南省图书馆发布的300余部古籍中，大理国写本《护国司南抄》、元官刻大藏经《大宝积经》这些特色文献；镇江市图书馆把读者利用率最高的20余种方志上网，正在建设中的镇江历史文献数字资源库、《镇江文库》数字化平台将在近年投入使用……
60亿元资金缺口：古籍数字化道阻且长
前不久，张志清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整理三国时期刘劭的《人物志》，作为一名熟悉图书馆的普通读者，张志清首先想到的是去查一查中华古籍资源库——作为副馆长的他，并没有借用原本古籍的特权。刚好，那部明代万历刻本《人物志》已经上网。他进入资源库，点开一页，打印一页，点校一页，再打开一页，再打印一页，再点校一页……没花太长时间，就把这三卷书进行了初步整理。虽然自己用着还算顺手，但张志清也听过一些读者向他诉苦：资源库对浏览器、阅读器都有一定要求，即使按照网站给出的一套烦琐的“解决办法”逐步操作，有时也无法正常阅读古籍。
“我们刚起步做古籍数字化时，采用的是当时的先进技术，但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几年之后，原来的技术就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需要了。”张志清介绍，目前，国家图书馆正在开发一套新的系统，不久就会正式上线，新系统将实现云管理、云服务，中华古籍资源库的服务也将随之提升，读者会有更好的阅读体验，“看到华为鸿蒙系统问世的新闻，我感到很振奋。未来，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可以与物联网系统结合，解决目前的技术传播短板。”
在很多专家看来，古籍数字化服务的技术问题终究可以解决，如何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古籍影像，才是图书馆界面临的真正考验，这也是读者更为迫切的需求。
“中华古籍资源库每年都有一些更新，但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学者的研究领域多种多样，仅靠这个资源库，还无法完全满足日常科研的需求，其他图书馆应该以国图为表率，让善本尽快上网。”薛龙春的期待，也是很多读者的心声。
让善本尽快上网，需要更多图书馆更为开放的理念，也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研究馆员赵文友做过一个估算，如果将全国尚未数字化的40万个版本的古籍全部数字化，采集、组织、加工、存储、管理等费用大约需要60亿元。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每年用于古籍数字化工作的经费不过1000万元，很多地方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经费更是捉襟见肘。
“在山东省图书馆，有限的古籍保护经费主要用于古籍普查、古籍修复等内容，古籍数字化的钱大多是从其他项目经费中节省出来的。”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说，虽然该馆已经建设了易学古籍数据库、佛经专题数据库等项目，但是因为没有古籍数字化的专项经费，今后的古籍数字化做什么、做多少，既没有具体规划，也不敢做规划。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工作愈发受到各图书馆的重视，地方财政也给予了一定支持，但古籍数字化经费一般是和古籍保护一般性支出捆绑在一起的，或者是在其他项目建设经费中列支的。”镇江市图书馆馆长褚正东遇到的问题，与李勇慧类似，“对于镇江市图书馆馆藏的18万册古籍来讲，目前通过多种渠道解决的古籍数字化经费是杯水车薪。财政部门没有对古籍数字化经费进行单独立项，是制约发展的首要难点。”
公共图书馆的免费政策，是否会导致古籍数字化的动力不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不过，他也观察到，一些公司经营的收费古籍数据库，虽然建设速度很快，但因利益攸关，导致乱象纷呈，造成不少重复建设和浪费，结果是加重了读者的负担。
“古籍数字化工作，不能单打独斗，最好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协调，使之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文化工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发扬光大。”张剑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近些年，张志清一直在呼吁图书馆界利用好有限的古籍数字化经费，通过合作共建、资源权益互换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如果实现了数字资源共享，读者对甲馆的服务不满意，可以选择去乙馆的网站浏览；如果甲馆的服务器遭遇意外损害，乙馆还有副本留存。”张志清说，共享数字资源，不仅是为了提高图书馆服务的效率，也是为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他希望他的呼吁得到更多人的响应。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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