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邓恩铭在1917年10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在这里读书,邓恩铭知识猛进,眼界大开。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18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20岁,而王尽美也只有23岁。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
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
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能使人舒上一口气。1920年9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诺维奇新来乍到广州,真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过街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еслин,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一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
斯托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远东共和国”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
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
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
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
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
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
当事者谭祖荫在1981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
两个俄国人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不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两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
由于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并没有建立起来。
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情有可原的。何况,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来自李大钊身边(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曾吸收他加入),这也在客观上给他们造成了错觉。
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1919年11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
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断: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其)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
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
此文署名“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
写作此文之际,杨匏安23岁而已。
下期看点:陈致美虽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在北京时他“静如处子”,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才“动如脱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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