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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

淮河晨刊 2019-10-21 10:31 大字

上期提要: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湖北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五老”之一。这“五老”是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旗下,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张国恩也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是董必武的好友。

他们一起住在善后公会。斜对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与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1912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詹家的一位邻居。那位邻居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此人便是李汉俊。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文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最终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

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

他们设法筹集资金,董必武还把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作办学经费。

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的一条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教员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董必武如此回忆他跟陈潭秋的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陈潭秋是1919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云是取“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过,如今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

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10岁,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人。他的祖父曾是清朝举人,但他的父亲是个农民。他兄弟姐妹十个,他排行第七。

陈潭秋起初在黄冈上小学,16岁时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来到武昌,20岁时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介绍他和董必武认识的倪则天,便是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倪则天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同乡。

陈潭秋在1919年夏天去上海,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的成员之一。

回到武汉后,董必武筹办武汉中学,陈潭秋跟他志同道合,而且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也就参加了筹办工作,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他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李汉俊写来的。

李汉俊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

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赞成,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两个人建立一个小组,当然太小,董必武建议把张国恩吸收进来,陈潭秋则提及了包惠僧。

张国恩跟董必武同乡、同学、同去日本、同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又同与李汉俊相识,理所当然,他是很合适的可供考虑的对象。

当时,张国恩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律师,与董必武过从甚密。经董必武一说,马上答应参加“小组”。

陈潭秋提及的包惠僧,是他的同乡——湖北黄冈包家畈人。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包一德、包一宇,曾化名鲍怀琛,用过笔名栖梧老人、亦愚。

包惠僧又是陈潭秋的校友——二人同是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只是比陈潭秋高几级。他于1917年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爱好活动的他,索性摆脱了课堂的束缚,去当自由自在的新闻记者。他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

他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北京,使他眼界大开,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状。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跑去采访。这次采访,深刻地影响了包惠僧。

包惠僧是这么回忆的:

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

跟陈独秀两次匆忙的谈话,使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这样,他在跟陈潭秋见面时,也常常谈论这些问题。当陈潭秋邀他加入“小组”,他一口答应下来。

就在李汉俊来信不久,有客自上海来。

来者名唤刘伯垂,又名刘芬,是湖北鄂城县人氏。刘伯垂在清朝末年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笃。

刘伯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1920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刘伯垂拜访了老朋友陈独秀,陈独秀吸收他参加了共产党。陈独秀交给刘伯垂一项任务:回湖北时,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对了,你还可以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特别关照刘伯垂道。

下期看点: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王乐平在赴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于是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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