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1920年7月中旬,一位来自北京的23岁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黑漆大门。他一见到陈独秀便连声喊“陈教授”,而后便在陈独秀这里住了下来。此人是北京大学极其活跃的学生,虽然是理科学生,如今却已是以政治为职业了。这位活跃分子,便是张国焘,字恺荫,又名张特立。
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他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使是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订了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陈独秀向张国焘透露:“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还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就不得而知”。
在陈独秀那里住了一个来月,张国焘忽然发觉:“在8月2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缘故。”
张国焘从7月中旬来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至8月底离去,这一段时间正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成立的时候。
暑假结束,当张国焘在8月底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大钊相信当时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
“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张国焘走了才十多天,又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门。
此人也姓张,也是从李大钊身边来。他比李大钊小6岁,比张国焘大2岁,本名张崧年,号申甫,后来,便以张申府为名。他是河北献县人。当陈独秀对党的名字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定不下来时,写信到北京,就是写给这位张申府的。
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此时已是北京大学讲师。暑假已经结束,正是开学之初,张申府为什么从京来沪呢?
原来,罗素来华,竟是他“鼓吹”请来的,他此行正是为了来沪迎接罗素。
张申府是学数学的,却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罗素正是这样。张申府向梁启超“鼓吹”罗素,那时梁启超当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筹了一笔钱,就把“世界名人”罗素请来了。罗素要从英国前来上海,自然,张申府便从北京来沪迎接他。
张申府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十几天。
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上海,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1919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1920年7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
刘清扬是回族人,后来,在1920年12月跟张申府一起坐法国“高尔基尔”号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张申府与刘清扬结为夫妇,介绍刘清扬入党。此后,张申府、刘清扬又作为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入党。这是后话。
当时,由于刘清扬不愿入党,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的北京的第三个党
员是张国焘。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此诞生——尽管当时没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的名称。翌年7月,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产生的。”这表明,当时他们是自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不过,如今人们都统一称之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含义。
南呼北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组织。
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于是李大钊着手发展新的成员。
如同上海小组最初有戴季陶、张东荪参与一样,这时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北京小组,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早在1914年5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7月,该会发表宣言,声称:
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
下期看点: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却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道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率二十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其中便有罗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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