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和我王旭升
山东聊城王旭升
我的母亲出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母亲告诉我们，她的童年都是在贫困与劳动中度过的。母亲是老大，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在那个年代，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母亲只上了两年小学就参加了劳动，和大人们一起种地、养猪、收拾家务。
有一年闹饥荒，粮食不够吃，年幼的三姨饿的奄奄一息，家里人正准备把她埋到地里去，这时母亲从乡邻那里求来半碗玉米粥喂了几口，三姨竟又睁开了眼睛……
每当母亲说起这段往事，眼里都会泛着泪光。“那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老大哥又处处刁难，人民的生活是雪上加霜，但我们不怕，勒紧裤腰带也要咬牙挺过去，劳动、创造、建设新中国，连毛主席都和大家一起挨饿，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骨气。”说到这里，母亲总会慷慨激昂，满脸的自豪。
母亲二十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二十二岁的父亲，嫁到了五公里外的一个村庄。父亲兄弟众多，家境一般，为了生计，年轻的父亲投靠亲戚，只身去了几千里外的大兴安岭，下过煤矿、做过伐木工人，吃了很多苦，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护林队员，骑着马、背着枪，在白山黑水的森林里巡逻。后来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哥哥辞别了亲人，挤上北去的火车，蹍转七天，终于和父亲团聚。两年后，姐姐出生，父亲也转为林业局的正式职工。那一年父亲和母亲开始盖房，那时当地的房子都是用大木头搭建，再用大泥把里外抹平，连房顶和地板都是木板钉上的。父亲找人帮忙建造主体，母亲领着哥哥，身后背着姐姐，负责和泥和抹墙。父亲看着心疼，不让母亲动手，可母亲就是不听。终于房子建好了，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还向亲友借了一些，母亲累得病了一场，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1976年，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周总理等逝世，动乱浩劫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这一年，我出生了。
很多人问我：一看你的名字就联想到太阳初升的时候，肯定是七八点钟出生的。但事实是凌晨三点多，在祖国的最北方，太阳已经冉冉升起。
听母亲说我是七个月的早产儿，而且是剖腹产。因为麻醉的原因，生下来没有呼吸，医生就提起我的双脚，使劲抽打我的屁股，打了好久才“哇”的一声哭出来。而母亲却因为产后大出血紧急抢救，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医院竟然连消炎的青霉素都断药了，医生对父亲说：“要想保命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药吧。”于是父亲连夜冒着大雨去医院的家属院里挨家敲门，苦苦哀求，希望能有奇迹发生，终于在天亮以前从一家退休老医生家里找到了一盒珍藏的青霉素，那是一盒救命的宝贝！
一个月后，我和母亲先后出院，父亲却瘦了一大圈。两岁多的姐姐整天哭的像个泪孩儿，还见了女的就喊妈。
或许是早产的原因，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天一冷就感冒，一咳嗽就是肺炎，而且哥哥姐姐不小心拉我一下手，我的胳膊就可能脱臼。在我记忆中，从记事起就经常打针、输液。有时半夜里发高烧，母亲就用白酒给我擦身体来退烧。据母亲说在生姐姐和我之前，我们家旁边就是养牛场，哥哥小时候每天一瓶牛奶，我和姐姐就没这条件了，所以哥哥长的人高马大，又白又胖，我和姐姐却是又瘦又矮。记得小时候的主食以玉米粥和窝窝头为主，把窝窝头掰碎泡在粥里，用筷子搅拌，我和姐姐说就像拌猪食。母亲却说：“知足吧，至少能吃饱，不会再挨饿了。”
我五岁时，母亲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开始做小生意，推着车子卖过面包、麻花，菜市场批发过蔬菜、鲜鱼，成车的倒腾西瓜、水果……风里来雨里去，经常着急上火起的满嘴燎泡，父亲下了班就去市场帮忙，我和姐姐经常被锁在家里，上小学的哥哥经常帮母亲把装满货的车子推到市场后再去上学。
后来，母亲开了家批发门市部，生意火爆，整天忙得团团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家在母亲的带领下已率先迈入万元户的行列。生活条件也是日新月异，我们兄妹三人有吃不完的水果、零食，还有充足的零花钱。过年时，父亲会买上一只整羊，冻在厨房里慢慢吃，还会带上哥哥和我买一大提包的鞭炮放个够。那个年代，文化生活少的可怜，最好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父亲骑着自行车，前边坐着哥哥，后边坐着母亲，母亲怀里抱着姐姐后边背着我，一辆自行车搞定。那时的电影真是好看，《大闹天宫》、《少林寺》、《武林志》、《神秘的大佛》……至今都记忆犹新。1985年，我们家成为第一批电视用户，很多邻居都去我家看《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
别看我从小体质不好，但幼年却顽皮的很，曾经把邻居家的小伙伴从房顶上推下来，也曾把幼儿园的班长鼻子抓破，还因为打烂了旁边技校窗户玻璃被人追到家里，为这些事儿母亲没少给人赔理道歉。但令母亲欣慰的是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特别是作文，从二年级起就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诵读。
我10岁那年，母亲说服了父亲决定全家迁回老家山东，等父亲办理完工作调动手续后，我们全家辞别了亲友，挥别了那片寒冷而又温馨的土地，踏上回乡的征程。应我们兄妹的强烈要求，父亲和母亲同意中途在北京短暂逗留，我们终于有幸看到了天安门、游览了故宫，还逛了王府井大街。
回到了祖籍，生活几乎从零开始，但用母亲的话说：落叶终究要归根，无论你走多远，心里牵挂的永远是最亲的人，是生你养你的那片土地。我知道母亲是想念故乡，想念亲人！
为了照顾我们三个上学，母亲做起了全职家庭妇女，在学校附近的村庄租了个院落，除了洗衣、做饭、没完没了的家务，还养鸡、养羊。那时候我是班里为数不多的非农业人口，也叫“吃供应的”，很有优越感，在家里偷几张粮票就可以换成吃的、玩的甚至人民币。因为东北口音太重，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讥讽，我和哥哥、姐姐立志入乡随俗，经过小半年的努力真的学会了山东话，讲一口流利的本地方言了。
由于我和姐姐都是出生在最北方，气候干冷，而鲁西地区夏季炎热潮湿，气候差异较大，致使夏天一到我和姐姐就会浑身起满红疙瘩，奇痒无比，有时不小心挠破了还会发炎，真是痛苦不堪。母亲就熬好盐水，为我们轻轻擦拭，再给我们摇着蒲扇等我们睡熟才去休息。整整三个夏天过后，我们的皮肤才适应了当地的水土。
我小学毕业那年，父亲终于分到了一套临时家属院，我们一家五口在这两间不足40平米空间里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我们仨个各自成家。哥哥姐姐参加工作较早，我在初中毕业后也厌倦了寒窗苦读，想学他们尽快过独立的生活。那个寒假母亲对我说：“你才16岁，还不能体会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不要轻易的放弃学业，否则将来会遗憾终生。”然后母亲托熟人为我找了份寒假的短工，让我体验一下。
于是那个冬天我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每天早出晚归，到一家液化汽罐厂打磨汽罐。一个液化汽罐大约40斤重，我每天要扛100个以上，用沙轮和沙布打磨的铮亮再一个个扛回去验收入库，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能挣5块钱。母亲每天傍晚都会焦急地在小区门口等着我回来，帮我推车子，然后盛好饭菜，有时饭菜还没端上桌我已经趴在沙发上睡着了，母亲只好含着眼泪把我叫醒。那时候我的体重还不到100斤，累得浑身疼，甚至上床都吃力。我咬着牙坚持了近一个月，直到有一天，有个小伙伴的左臂被飞速旋转的机器缠住，最后造成截肢。母亲听说后赶紧把我接了回来，惊魂未定的我抱着母亲放声大哭，发誓要好好学习，做一个优秀的人。这段经历给我的人生上了生动的一课，每每回忆，在庆幸自己迷途知返的同时也深深感激母亲的良苦用心。
后来我圆满完成了学业，并应聘到家乡最大的一家国企做管理，几年后我升职为重要部门的负责人，较早地购买了商品楼、私家车，在圈子里属于年轻有为的代表，一时间感觉志得意满、风光无限，经常出入高档场所并喝得烂醉如泥。我得意地开着私家车带着父母妻儿爬泰山、游三孔、逛洛阳、赏西安，还趁国庆假期陪父母重游了北京，在时隔20多年后，母亲重新领略了北京的风采，在感慨的同时，母亲却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现在的成功我很高兴，但做人要谦虚谨慎，切不可骄傲自满、得意忘行，小心栽跟头。”我却不以为然。
一个寒冬的雨夜，我酒后失足，将左腿膝盖骨摔成骨折。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浑身发抖，母亲脱下棉袄盖在我身上，自己却冻感冒了。术后需要两个月的卧床休养，我强忍着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煎熬，心情十分沮丧，母亲就经常送来我爱吃的三鲜水饺，并安慰我说：“跌倒了不要紧，要重新振作起来，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咬牙进行康复练习。两个月后，伤好痊愈且没留下残疾。回到单位却发现我原来分管的大部分工作已经被别人接手。不仅如此，一笔因个人失误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业务已经将全部责任推到我头上。那段时间我在感叹社会复杂、江湖凶险的同时，整日借酒浇愁，甚至怀疑人生。这时，又是母亲平静地叮嘱我：“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是你原来没有看清楚，只有经历才能让你不断地成长。还有要记住：人整人是整不死人的，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
第二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了这家单位。勇敢地接受人生的挑战。这些年我在几家民营企业先后做过各种职位，在积累实践知识，丰富的阅历的同时，锻炼了自己强大的内心。我经常笑着告诉母亲：“我又离职了，但我一点也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我的人生信条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一会儿，爬起来拍拍尘土继续前行。”母亲微笑着：“这样我就放心了，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坦荡做人，不怕挫折。”
后来我开始给自己打工，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还有空余时间写点东西。母亲说永远都会支持我。
今年将迎来祖国的70年华诞，也将迎来母亲70岁的生日。虽然母亲心脏不是太好，血压也有点高，但依然精神矍铄，精力充沛，照顾着孙子孙女的成长，还坚持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我问母亲：“今年生日怎样庆祝？要不要去北京看世园会？”
母亲却说：“只要你们都健康平安，尽可能地为祖国发展、建设做些贡献，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也是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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