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 ◎超凡
[摘要]◎超凡
王国维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无一例外,都是崇拜大师的,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考《辞源》大师一词,其义有四:一为大部队,典出《周易·同人》:“大师相遇,言相克也”;《左传·定公四年》亦曰:“先伐之,其卒必奔,大师继之,必克”;二为学者尊称,《史记·伏生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三为“佛十尊号”之一,因称佛徒,《晋书·鸠摩罗什传》:“(姚)兴称鸠摩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四是古代“乐官的首席”,《周礼》:“大师掌六师六同,以和阴阳之声。”
后代的《词典》做了简化:一是对有很高成就的学者或艺术家尊称;二是旧时代对和尚的尊称。从这个意义上追溯,我国当代追捧大师的行为,可谓不伦不类了。前些年流行的一些气功大师如张洪宝、严新……多如过江之鲫,就不说了。后来的养生大师,张悟本、胡兴林也就不说了。至于某某大师王林、某某大师李一之流,追捧者都是“高端人才”,有身家巨万的演艺明星和富商巨贾,也有声名赫赫的政要。著名演员张铁林据传也皈依在某密宗上师门下为“居士”,按照“大师”一词的定义,张铁林拜和尚为师,庶几近之,而其他人,怎么就称作“大师”了呢?他们既不是“很有成就”的学者、艺术家,也不是和尚嘛!
是社会混淆了大师和“术士”的界限了。
大师的“金身塑造”,完成于近代的梅贻琦先生,他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说时表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自此,“大师”被赋予了无上的学术荣光。在民国人才如星辰的夜空里,也只有清华的“四位”被天下儒林喊得最响,标注为“大师”。
这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第一位是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此人外貌不扬:“身材瘦小,面色黑黄,八字胡须,拖一根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乍看颓丧萎靡。”但人不可貌相,此人学贯中西,不仅精通英、德、日三国文字,且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尤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理论,有深入的研究,独特的发现,首次提出“美育”之观点,被学者视为其境界“不可言传。”而且,他对中国学问研究极深,凭借对甲骨文的绝世破解,将中华文字可考历史向前生生推进了一千多年,对中华民族文化贡献巨大。关于他的学术境界,从两个大师级的人物的评价可见其高深之一斑。其一据《胡适日记》载:“中国学界凋敝零落,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在学术上已经半僵化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是为“白话运动”的领袖,拿过35个博士学位,是可以无愧大师称号的,他这句肯定王国维成就的“书信体”文字,想必是真心想法。第二个评价王国维的是被誉为“史学界300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他评价王国维的学问渊深称:“几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的学问,已然令人高山仰止了,他如“无涯岸之可望,”试问其他的人,还向哪里找边际呢?
王国维当过清代最后一任皇帝溥仪的老师,算是“太傅”级的帝师,又精通几门外语,算是新旧学的结合体。他的死,却成为一大“文化事件”,为“大师之大”做出最沉重的注脚。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从容处理完学校事务,于十点钟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之类的简短遗书,扑通一声,投身昆明湖之中。事前无征兆,事后生巨震。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公认为陈寅恪的推论最为公允。陈在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作为帝师的王国维,逊位的溥仪被冯玉祥撕毁“民国优待条例”从紫禁城里赶了出来,可谓“一辱”,1927年5月,蒋介石率部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打过黄河,传说一代名儒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捉住砍了头,北京城破在即,同为大儒的王国维,决心“义无再辱”。儒家传统:君辱臣死。所以,被儒家文化浸透的王国维,说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为儒家文化“一死”,从容投水,泰然终了。端的是“殉文化而死”——陈先生之论,高哉,高哉!
这样的大师,不辱“大师”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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