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人的文学”求“个性解放” 什么是五四文学精神

济南时报 2019-05-04 14:12 大字

□魏建

鲁迅孙婷婷绘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首批齐鲁文化名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五四文学”不限于五四时期《新青年》/《新潮》派的创作，也包括当时创造社派和文学研究会派的创作，还包括同时期鸳鸯蝴蝶派等其他作家的现代性创作。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世的，主要不是具体的创作法则和文学规范，而是一种现代的思想、情感方式，更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精神。

“人的文学”的个性精神

五四文学革命，高扬“人的文学”大旗。与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对人的表现不同，五四“人的文学”是以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是以人道主义对抗否定人的价值、抹杀人性合理发展的封建蒙昧主义，以个性主义对抗以君为本、以父为本、以夫为本的封建伦理思想。有了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如此强大的思想武器作依托，使得五四“人的文学”在反对中国封建的“非人的文学”的斗争中大显神威。

在文学创作方面，最能体现五四“人的文学”创作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杂文和郭沫若的新诗。鲁迅本着“‘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创作目的，以他解剖刀似的文字刻画出一幅封建中国“人吃人”的人生图景，艺术地展现了个人的价值被封建文化毁灭的历史真实，进而上升到对“食人民族”国民性的忧愤深广的思考。鲁迅小说还通过一些先觉者的无谓牺牲和初步觉醒的知识分子个性解放失败的悲剧命运，昭示出个性解放路途的曲折性和变革中国人生的极端复杂性。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新诗是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在五四抒情文学中的充分体现。如果说，鲁迅为代表的“人的文学”关注思想的启蒙，致力于中国人思想的大解放，那么郭沫若为代表的“人的文学”更关注情感的启蒙。如果说个性主义在鲁迅那里主要是“立人”的思想原则，那么个性主义在郭沫若那里主要表现为“自我表现”的艺术原则，是“人”的情感、欲念、意志的自由宣泄和重铸理想人格的文学追求。郭沫若的新诗以“小我”的充分扩张和对创作主体意义的充分肯定，丰富了五四“人的文学”的内涵。

五四“人的文学”发挥了巨大的现实能量，但是，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首先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个性解放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土壤，而现实中的封建宗法经济和小生产经济基础制约着个性主义的发展，使它难以深深扎根。从一百年来中国大地上封建主义卷土重来的几度风雨中，不难感到个性主义的弱不禁风。其次，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主要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他们在唤醒下层劳动者个性觉醒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力量的脆弱，大都失望于社会的险恶和百姓的愚昧，扮演了“折翅鸟”的角色。再次，新文学先驱们的“人的文学”的观念本身也不够完善。他们虽然确认了人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但是当他们把个性强调到完全割断与整体的联系时，这种强调就大大降低了实现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五四文学还是为此后“人”的觉醒的艰难征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忧国忧民的悲剧精神

五四文学思潮滥觞于一个蒿目时艰的社会，传播于一个长歌当哭的时代。个人自立、民族自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已经急剧地敲打着时代的大门，而产生这种必然要求的条件与实现这必然要求的条件却严重脱节。因此，新文学表现“人”的觉醒，主要不是谱写新时代“天赋人权”、“四民平等”的欢歌，而是描绘封建文化和专制社会扭曲人性、压抑生命的悲剧。悲剧形态几乎成了“五四”绝大多数作家共同的创作选择。

这首先表现为悲剧意识的觉醒。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倡者们率先冲破了中国旧文学“大团圆”式的“瞒和骗”的喜剧观念，并把这种传统文艺思想作为国民性的体现加以无情的揭露。他们认为，只有真实的悲剧才能产生思想深沉、感人肺腑、发人猛醒的真正的新文学。悲剧意识的觉醒，源于五四作家个性意识的觉醒。这批最先觉醒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最先体验到人类生存的悲剧性，体验到社会环境的重压，体验到传统观念的禁锢，体验到反叛的艰难，体验到悲剧艺术的社会效能。悲剧意识支配着这一代作家把握人生的艺术方式。

五四文学的悲剧精神，又是一代觉醒者孤独心态的折光。五四文学先驱们自信代表着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同时发现由于自己思想的超前而在社会上成为“少数”的孤独者。他们在传播现代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自己与统治者的对立，更感受到自己与愚昧的被统治者之间的“厚壁障”。他们与普通百姓几乎失去了直接对话的可能，即使付之以牺牲，也难以得到被启蒙者的理解。这是一种

怎样的悲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怀抱着为国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以“人的文学”为旗帜，用多种多样的悲剧艺术形式传达人民的疾苦，再现旧中国的罪恶，以期唤醒国人的觉醒。

“拿来主义”的开放精神

20世纪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跨民族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中国的现代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文学革命”还在酝酿阶段的时候，倡导者们就意识到，未来的中国文学必须“以外国文学为师”。随着古老中国“文化中心”观念的打破，五四新文化人以空前开阔的胸襟，“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外来的新思潮“尽量地吸收”。由于他们将外来文化思潮视为中国新文化的源泉和摹本，因此，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问题上，他们采取了兼收并蓄、择取百家的态度。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只是某一种外来文艺思潮或学说的信奉者，而是或同时或先后师法多种异域的文艺观念或表现形式。也许后人已经记不清他们究竟“拿来”过多少外来的“主义”，但永远忘不掉的，是五四式的博大的“拿来主义”气概。

五四文学家“拿来”的西方文化虽是五花八门，毫无系统可言，然而其中相近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促使他们摆脱封建传统的羁绊而跨进新的精神境界，加速了他们文学观念的更新。尤其是从西方文学世界里他们看到了全新的审美理想和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从而掀起了文体解放的潮流。他们在破坏中国旧文学形式的同时，仿照西方文学的分类样式，重建了中国文学的形式格局。

五四文学家对于外来文化、文学的借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他们当时还不具备析别各种外来文化艺术所内含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能力，在吸收和应用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都存在着浅尝辄止、“食洋不化”等等缺憾。那一代人对于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把握，常常是热情匆忙地运用有余而冷静细心地消化不足。他们欣喜于在短短的几年里获得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思想精华，却不知在走马灯式的频频接收过后，所得到的多是碎片式的精神大杂烩，而且多是一些被误读的东西。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近代和现代的文艺思潮是反封建的“文艺复兴”经历了几百年、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而五四文学正处在从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途中，既是转型就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没有适合的文明土壤，外来文化艺术的种子在中国也就难以生根开花。

以上主要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归纳，其中既有对五四文学贡献的充分肯定，也有对其局限和教训的种种反思，但不能因此而得出五四文学功过各半的结论。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它的历史功绩：五四文学建构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学表达形式和想象中国的方法，确证了一代新型中国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规引着后起的文学家的文化取向和艺术指归，尽管这一百年中国文学路程曲折、道途坎坷，但是，五四文学精神的光芒如同一个不灭的火炬，一直照亮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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