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五四”史 风云际会时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胡适 孙婷婷绘
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2009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长期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的同时，高旭东教授还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这正是他能够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五四﹄的原因。
编者按：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不断对话的大事件，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精神的滋养。风云百年，精神流传，本报特别约请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顶级学者撰文，回望“五四”，涤浊扬清，砥砺前行。
一问
“五四”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吗？
在1986年《走向未来》创刊号上，李泽厚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认为“五四”有两个，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潮，一个是1919年5月4日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救亡运动，在中国后来的发展中，启蒙精神逐渐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所压倒并且丧失。
但是，启蒙没有也不可能被救亡压倒，事实上，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启蒙根源于救亡，从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新民”到陈独秀的启蒙、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他们的共识就是：启蒙的目的就是救亡。
鲁迅在“五四”之前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把启蒙与救亡之间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在五四运动中，当傅斯年、罗家伦等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带领学生走向天安门广场时，当1919年6月11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人们会感到“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根本就难以分开。
新文化运动借助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五四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成为东方睡狮醒来的爱国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原因。而且“五四”启蒙精神的消失也并不是被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主体与启蒙对象的颠倒所致，“五四”是“狂人”向阿Q启蒙，在后来的演变中，“狂人”要改造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并接受工农大众的再教育。
二问
“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吗？
自王德禄1983年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之后，进行类似比较的人很多，从胡适将文学革命造就“国语的文学”与意大利摆脱拉丁文而使用俗语进行类比看，这种比较也并非毫无道理。然而，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五四时期创作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态度，那么我们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吗？从梁实秋将五四文学说成是“浪漫的混乱”，茅盾在《子夜》中以《少年维特之烦恼》象征“五四”，普实克以“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概括五四文学的特征，李欧梵强调五四文学的情感强度，“五四”是不是又可以说成是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呈现？然而，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却都是“写实主义”，后来“写实主义”的旗帜又被茅盾接过来。随着“五四”的退潮，鲁迅的《野草》、沉钟社作家的作品以及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人的诗歌又打上鲜明的现代主义烙印。五四文坛上唯一缺场的是西方的古典主义，而在“五四”晚期梁实秋带着白璧德的古典主义从美国回国，算是全部凑齐了。
可以说，“五四”是将西方几百年纵向形成的各种思想运动与文学流派共时性地拿了过来，这就导致了在一个作家身上往往杂糅了各种主义（如鲁迅作品中既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因素，又兼容了现实主义），单一性地将“五四”与西方任何一个文艺运动或流派进行比较都难以令人信服。
三问
“五四”是文学的现代起点吗？
现在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以“五四”为起点的，但是，五四文学的所有方面都要追溯到甲午战争对中国文坛的震撼。五四文学革命要追溯到黄遵宪、梁启超的“戊戌文学革命”，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胡适白话文革命的先驱，而且在中国，文学革命最早并非陈独秀或胡适提出来的，而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并且以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剧坛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支撑。胡适的新诗要追溯到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人的新派诗，蒋智由的诗与胡适的诗已经非常接近。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没有经过一个论证过程就登上大雅之堂，就是梁启超等人的功劳，正因为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倡导，从甲午战争后“五四”运动前两千多种外国小说的翻译，五四小说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大雅之堂。甚至“五四”的话剧对传统戏曲的革命都要追溯到梁启超的剧坛革命与春柳社。因此文学的现代起点应该是以甲午战争使中体西用的破产为起点，这没有忽视“五四”的作用——“五四”使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现代，相比之下，甲午战争后文学的现代实验只不过是五四文学的现代热身。
四问
“五四”导致传统的断裂了吗？
“断裂说”是没有对“五四”进行深入考察的结果，因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的动因与内驱力都植根于传统。很多人认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是因为中国当时受到列强侵略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因而就抛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
问题是：民族危机导致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传统而拿来强势一方的文化，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吗？
我们先看伊斯兰教文明，在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的十字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阿拉伯世界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但穆斯林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并依靠信仰的力量团结了信众抗击十字军东征。在当代，基督教文明的美国以最先进的武器攻打伊拉克与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却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因为战败而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抛弃其传统文化，进而美国化。
我们再看犹太教文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大军攻陷耶路撒冷，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然而犹太人并没有因为国家被毁就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改宗巴比伦文化，而是坚定地信仰他们的上帝。公元前63年，罗马大军横扫巴勒斯坦，犹太沦陷为罗马的一个省，而且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罗马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算得上是“先进文明的代表”，然而被奴役的犹太人却没有因为家国沦陷就抛弃犹太教文化传统而“全盘罗马化”，他们为了信仰自由与民族独立奋起反抗罗马人的统治，甚至被驱离了巴勒斯坦地区也不抛弃传统。由此可见，因为民族危难就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特例——促成日本全面西化的福泽谕吉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五四时期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一些专业知识分子与自然科学家反传统并不激烈，而反传统最激烈的往往是那些兴国振邦的使命感最强烈的文人。既然孔子把“仁”送给了“非礼”却给家国社稷带来巨大利益的管仲，那么，以振兴中华为目的而反叛“礼教”的五四文人，不就是现代管仲吗？可以说，不以信仰为重而以家国振兴为要务，加上传统士大夫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就是“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传统动因。因此，“五四”根本没有导致传统的断裂，而是缔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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