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丁西林的话剧创作
□黄伟林
能兼科学家与戏剧家于一身的人并不多，丁西林是其中的佼佼者。
丁西林1893年生于江苏泰兴；1913年毕业于上海的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4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17年获伯明翰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19年获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1920年回国后，丁西林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26年当选为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27年，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请，赴上海筹建物理研究所，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从此直到1947年，丁西林担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长达20年。在此期间，丁西林还曾三次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物理研究所及其实验工场陆续迁往内地。1939年，丁西林任所长的物理研究所和李四光任所长的地质研究所搬迁到桂林。1944年，桂林沦陷前，丁西林随物理研究所迁往重庆。
1947年，丁西林辞去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到青岛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1948年，丁西林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一年，丁西林赴台湾任台湾大学理学院院长，同年返回山东大学。
1949年，丁西林以全国政协代表身份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1950年，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54年，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5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59年，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1974年逝世。
早在英国留学期间，物理学家丁西林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易卜生的作品对他后来的“别业”戏剧创作，对他成为戏剧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6年出版的田禽著的《中国戏剧运动》谈到丁西林时说：“丁西林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剧作家。‘五四’时代在戏剧创作上他也是最努力的一员。《压迫》《一只马蜂》《瞎了一只眼》……这些独幕剧几乎演遍了全中国。他的作风确是别具一格的。在战前，写剧而能把握住喜剧情调的，恐怕除了我们绰号‘千面孔’的袁牧之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没有再能和他比拟的剧作了罢！”（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131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丁西林一生中有三个戏剧创作的高潮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五四”时期，先后创作了《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压迫《瞎了一只眼《北京的空气》六个独幕剧。第二个时期是全面抗战时期，创作了一个独幕剧《三块钱国币》和两个四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牛郎织女》《孟丽君》等。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创作于1939年，作者在剧本前面写道：“献给杨今甫、沈从文两先生，答谢他们劝我毋荒别业的盛意。”（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11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丁西林的正业是物理学，所谓别业，当是正业之外的副业。杨今甫和沈从文皆是著名作家，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杨今甫即杨振声，文坛老将，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青岛大学校长。从丁西林的献辞推论，应该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希望丁西林不要放弃戏剧创作，从而激发了丁西林重新创作戏剧的热情。
丁西林有“独幕剧圣手”的美誉。不过，抗战时期，他的三个戏剧作品只有一个独幕剧，另外两个都是四幕剧。其中，《妙峰山》以其故事的新颖别致而广受关注。相比之下，《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似乎不是很受注意。
全面抗战时期，丁西林主持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桂林雁山，主要从事的也是科学研究工作。当时的桂林戏剧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但似乎丁西林与桂林戏剧界极少交流。我是在读黄裳的《得意缘》一文时才注意丁西林的《等太太回来的时候》这个剧本的。黄裳对这个剧本有如此评价：“丁西林先生有一个剧本，《当太太回来的时候》，恐怕看过的人不多，然而我以为是成功的。取材是抒写一个做了汉奸的父亲与他的夫人、孩子的关系。‘人情’与‘理智’交战，虽然发挥了理智，然而仍然没有抛却了人情。”（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43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第一版。）
对此，黄裳强调，“喜剧的成功不在胡闹，不在噱头，最基本重要的一点还得是不失去‘人情’”（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43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第一版。）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写的是1939年秋天的事情。这一年的春天，日本方面秘密护送汪精卫到上海，着手组织伪中央政府。剧本中一个人物许知远说了这样一段话：
上海现在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自从两年半以前中日战争发生之后，上海就成为抗敌工作的中心。在以前，只有嬲政治的，办党的，做特务工作的人，才引人注意，受人监视，一个不留心，手枪炸弹，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稀奇。现在的情形可全变了。这半年以来，自从这一班新汉奸……上海越弄越不成样子。
这段话恰好对应了汪精卫到上海组织伪政府的历史，即“这一班你所谓新人物是今年春天来的”。剧本中的汉奸梁老爷，就是这班“新人物”到上海后，与这班新人物发生了关系，到了秋天，做了和平协会的会长。
剧本写的是儿子梁治、女儿梁玉以及母亲梁太太对汉奸父亲梁老爷的态度。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梁治到英国留学，三年十个月之后，回到了上海。
第一幕写的是尚未回到上海，梁治已经得知父亲投敌的消息，陷入了“有国可回，有家难奔”的局面。从表哥许知远那里，他知道父亲“是不回家的”，如此，他才能坦然地回家看望母亲。
第二幕写的是当梁治在家里与母亲、姐姐、妹妹团聚的时候，平常从不回家的父亲回家了，父子间发生了一场有关战争的对话。儿子相信中国一定胜利，父亲认为双方筋疲力尽的时候会讲和。父亲认为和平亲善是好事；儿子认为日本要的不是和平而是要征服中国，要的不是亲善而是要中国人屈服。父亲认为儿子的思想太简单，儿子认为父亲完全是替日本人说话。
第三幕写的是梁治与许知远有关国家与国人的对话，以及妹妹梁玉募捐声援她的同学高玉华小姐与汉奸父亲脱离关系，梁治拒绝了任命他为伪无线电台长的聘书。
第四幕写梁治瞒着母亲和姐姐准备赴香港参加抗战事业，但母亲早已知晓，并悄然做好了与梁治兄妹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的准备。剧本结束在梁治母子兄妹三人离家后梁治姐姐与佣人张妈的对话，她以为梁太太只是陪儿子出去取行李回家，却不知梁太太已经离家出走。因此，全剧终场的那句台词“等太太回来的时候”，表面上是剧中人张妈等候梁太太一会儿回来，实际上观众已知道梁太太不会回来，但更深一层的潜台词，则暗示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时候。
这是较早涉及全面抗战时期伪政权题材的话剧，特别是写到了汪精卫集团组建伪政权之后民众的态度。剧中的父亲梁先生因为加入了伪政权而遭到妻子儿女唾弃。从中可以感知当时中国民众的情感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剧中人物许知远对当时的中国国民有这样的议论：
六十年前的士大夫，多半是醉生梦死，读经考古，玩物丧志。对于世界大势、社会人生，一点近代知识的营养也没有。这一班人现在可以不去说他。三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里，曾经出了不少的有志青年。报纸上做文章，痛哭流涕，革命流血，慷慨激昂。什么事都肯干，什么都可以牺牲，因此出了不少的民族英雄。但是因为知识的营养不足，意志的营养不足，到了中年，就有不少人腐败堕落，争权夺利，不但不足为后代青年的模范，反变成国家社会进步的障碍，其中意志最薄弱的就变成了现在的汉奸。这就是我所说的先天不足。至于现代的青年，又要比三十年前的青年进步了许多———进步了许许多多。所以我很相信，中国复兴的希望是在这一班现代的青年身上。
这段话中的“三十年前的知识分子”，指的就是剧中梁先生这一代人，其中的代表人物，所谓“报纸上做文章，痛哭流涕，革命流血，慷慨激昂。什么事都肯干，什么都可以牺牲……”自然就是汪精卫。显而易见，丁西林写这个剧，是对汪精卫组建伪政权的有感而发。
丁西林是科学家，似乎相信进化论，因此认为知识分子一代比一代进步。上面许知远是抽象议论，但后面梁治则是据实感叹：
现代的青年是值得钦佩的。去年我在国外，接到朋友的信，看到国内的报纸，看到国内的大学，差不多全被毁了。学校从这里搬到那里，成千的学生，跟着学校一道走。没有钱，没有车子，就用自己的两只脚走路。从长沙走到昆明，从江西走到贵州。几千里的路程，几个月的工夫。我一面读，一面止不住的流泪。这种神圣的精神！———这一次，在香港，在船上，又打听到一点学校在内地的情形，也同样的使我感动。从前住惯了洋房子的，现在住在草棚子里。窗子上不但没有玻璃，连纸头都没有。雨打风吹，一点不在乎。课堂里没有板凳，自己动手做。来不及，就立着听讲。受苦忍痛，一句话不说。这真是你所说的国家的元气，民族的希望。
这番议论中涉及的青年，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丁西林此剧是献给杨振声和沈从文的。两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师。可以推测丁西林对西南联大的情况相当熟悉。如今看来，丁西林借剧中人物对西南联大学生做出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预见性的。后来，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精英，正是出自西南联大，这是不争的事实。
全面抗战期间，丁西林主要生活在桂林，他所率领的物理研究所所在地，据说就是今天桂林雁山镇的广西植物研究所。当时的雁山，云集了诸如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等一批高级科研单位。他们埋头科学研究，为国家的抗战尽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力量。虽然丁西林极少参加当时桂林的抗战文化活动，但从他创作的几个剧作，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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