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三十载“复活”王懿荣 寻访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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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就辍学在村里看猪，再大些时推小车风风火火建设农村，吕伟达自己也不会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有朝一日能“吃上文化饭”，并且成为了全国研究王懿荣的知名专家，将王懿荣的形象“复活”在世人面前。
14岁少年辍学到农村看猪
1946年1月31日，吕伟达出生在福山区东留公村。他的爷爷是清朝秀才，在东留公村被人尊称为大先生，家里最多的就是书。这样的环境，对吕伟达的人生志趣有了正向的引导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岁时，吕伟达跟母亲到青岛和父亲团聚。从小就在一屋子一屋子书中熏陶的吕伟达酷爱读书，九岁就开始看小说，父亲给他办了一个特殊借书证，吕伟达如获至宝，成为跑图书馆最勤快也最小的一位小书虫。有一次下大雪，路上很滑，吕伟达仍然坚持去图书馆借书，路上滑倒了，把胳膊摔断了。如果不是受到父亲“问题”的牵连，吕伟达或许会这样一路读到大学，成为一位潜心研究学问的学者。但因为历史原因，父亲被错误地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直到1980年才平反，恢复了工作职务。受父亲问题的影响，吕伟达14岁开始几度辍学，后来陆续读到初二，即被迫彻底告别课桌，回到了老家东留公村看猪、看羊、看牛。搬家时，吕伟达印象最深的就是书。“没搬回家多少行李，搬回家的都是书，村里人都说：这家人真奇怪，没有什么行李，全是书。”这些书搬回了家乡也没逃过劫数，爷爷的家被抄家，家里的书都被抄走了，“都是线装的老书，用小车往外推，推了两天，有些爱惜书的人不舍得这些书被毁了，就偷偷地往家带几本，现在东留公村好多人家还有当时我们家被抄走的书呢，那些书上面有我爷爷或者爸爸的印章。”
吕伟达再大一点，有了力气，生产队就安排他去推小车。吕伟达读书多，有能力，又不惜力，能吃苦，很快就升为小车队队长。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这么快就当上了小车队队长，是件值得自豪和荣耀的事情，但吕伟达志不在此，在繁重的农活之余，他一直没有放下热爱的读书写作。
从十几个公社三十多人中脱颖而出
吕伟达有文化，村里就让他负责在东留公办个墙报。吕伟达以当时农村中发生的事情为素材，创作了散文、诗歌、顺口溜，再现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等，县里和公社的干部都很爱吕伟达这个人才，都想调他出来工作，但一打听吕伟达家里的情况，就没有了下文。就这样，没有学历只有阅历的吕伟达一直呆在农村里，且看起来只能一辈子在农村待下去。但吕伟达一直没有放弃自己读书写作的爱好。
1970年，东留公大队发生了一件事，因为看走眼，村里买回来的马是匹病马，不久就死掉了，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家家户户一年难得见到几回荤腥，村里不舍得这匹马就这样糟蹋了，干脆杀马分肉，家家户户都分到了一些马肉。吕伟达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写成一篇小说，投到了《山东文艺》，当时《山东文艺》的小说组组长梁兴晨收到这篇年轻人的习作，他很重视也很赏识，马上和吕伟达取得联系，指导他修改后发表了。
这给了吕伟达莫大的鼓励和信心，他的创作之路一发不可收拾，很快，他的一个小剧本在烟台群众艺术馆办的《群众文艺》发表了，群众艺术馆戏剧科科长徐国华十分爱惜吕伟达的才华。在各方的努力下，1973年，吕伟达接到通知，到福山文化馆参加培训。培训班里有来自福山十几个公社的三十多个人，培训结束后，吕伟达被留在福山文化馆帮忙，但他只能做临时工。对此，吕伟达并不挑剔，只要有创作的机会和平台，他就很满足。
大旱年间，吕伟达创作的《清洋战歌》被广为传唱，广播站的《每周一歌》还选用了吕伟达创作的歌词，他为福山吕剧团写的剧本多次荣获烟台地区一等奖，但创作，已经不是吕伟达此生唯一的追求，他有了更高的目标。
潜心三十载“复活”王懿荣
“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但说起吕伟达，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就是那位耗费40年心血，一手创办了王懿荣纪念馆，为王懿荣争回了“甲骨文之父”的头衔，并撰写了众多王懿荣书籍，将王懿荣的形象鲜活地摆在世人面前的知名专家。
1983年，恰逢改革开放，文艺复兴，烟台市要求搞人物重大题材，福山区思来虑去，便将人物定格在“王懿荣”身上。王懿荣少时在福山生活15年，其后移居北京，其事迹和经历，本土人说不明白，要想树立人物形象，只能上京寻找。吕伟达肩负使命，几上京城，开始寻找王懿荣的后人。“当时考虑王懿荣1900年便去世，于今相隔久远，要想搞明白他的事迹，只能从其后人身上入手。王懿荣离乡多年，老家的父老乡亲，谁也不清楚他后人的居住场所，只隐约知道他好像有个重孙女在北京，因此我只能去碰运气。”吕伟达本家有一位研究考古的叔叔住在北京，因此他直奔叔叔而去，先找个住所安顿下来，再考虑其他。吕伟达到北京后，将此行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告诉了叔叔，希望通过叔叔寻找到王懿荣后人的蛛丝马迹。也许是机缘巧合，吕伟达的叔叔正好跟王懿荣的重孙王宪钧同住一个大院，基本没费多少力气，便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王宪钧当时已经80岁高龄，听闻吕伟达的来意，非常欣喜，将记忆中太爷爷的事迹如实相告，并展示了很多遗物，成为历史证据。“还有王懿荣在天津的孙女，有一次我去天津找她，王福重老人家特别好，我寻思老人80多岁高龄了又是帮咱们，不能让老人受累，就打个车吧，但老人告诉我她早已准备好‘车’了，‘车’在哪呢？原来就是老人家身后的自行车。”回忆起往事，吕老特别感动。
万事开头难，有了好的开端，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半。从王福重身上，吕伟达顺藤摸瓜，跑遍全国各地，访遍了王懿荣的直系亲属和知情人，通过他们的回忆，初步对王懿荣有了大概的了解。人物重大题材成型，福山区又萌发了建立王懿荣纪念馆的想法，想将这一历史人物留在福山，而最“熟悉”王懿荣的人非吕伟达莫属，因此重担又一次落在了吕伟达身上，他再次赴京。“建立纪念馆不同于写文章，需要有人物传记、历史遗物等一系列东西，非常复杂。”吕伟达说，无奈之下，他再次踏上了寻访王懿荣亲朋之路，并找寻王懿荣的旧宅，收集王懿荣的遗物。
王懿荣的后人很多，约超过100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北京、天津、石家庄、青海都有，还有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从1983年到1999年期间，吕伟达先后30多趟赴京，并周转各地，先后见到了王懿荣的后代30多人。“记得仅1988年那一年，我便去了10趟北京，有时候住一个月，有时候住两三天。”吕伟达说。
上世纪80年代，烟台到北京只有一列火车通行，火车一路要行驶近20个小时，车上人员拥挤，走廊上一点空隙都没有，取水和上厕所都非常困难，更多时候，吕伟达只能固定姿势不动，相当受罪。
30多趟赴京，终于换来了丰硕成果：1989年10月17日，王懿荣纪念馆开馆，吕伟达任纪念馆馆长。此后，吕伟达自1988年至2014年三建王懿荣纪念馆。虽说为此操劳落下了一身病，但他自豪地说：“能‘结缘’王懿荣是我一生的幸运！有多少领导、学者朋友对我给予了关怀和支持啊。”吕伟达感悟到，纪念馆开起来，不等于完成任务，一个成功的纪念馆，除了有历史遗产外，更重要的在于“学术研究”。
1999年，经过深思熟虑，在王懿荣去世100周年之际，吕伟达出版了第一本书籍《王懿荣集》，记录了王懿荣很多生平事迹。
2002年，年岁已高的吕伟达，退居二线，卸下了馆长头衔的他表示要利用空闲时间，将真实的王懿荣挖掘出来，整理成书，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有了想法立马行动，吕伟达再次奔赴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先后奔赴武汉、北京等全国各省图书馆，找到了有关王懿荣与各方往来的书信1000多封，查阅资料数千万字，王懿荣的人物形象终于在我心中立体化起来。”吕伟达说。
吕伟达费时长达6年著作的长篇历史小说《王懿荣》（40多万字）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是王懿荣传奇一生的写实。“从2005年开始着手准备素材，2007年开始拉提纲，直到2010年底才修改完成。”吕伟达说，2008年他完全闭门在家创作，几乎连楼都没下过，小说前后修改了10多遍，才创作完成。
十二年发表专著十八部
从踏上了写作之路，吕伟达先后发表文学、文史各类作品计300余篇，共1000多万字。现已编著、创作出版了《王懿荣传》、《福山移民史略》、《甲骨之父·王懿荣》（合作）、《王懿荣集》、《福山明清七十五进士传》、《福山文化名人》、《王懿荣》等专著18部、与人合作8部、主编10部、共计36部作品，论文60余篇。曾荣获国家文物局先进工作者，中国文联“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省文化厅、人事厅表彰的山东省文化系统、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如今，吕伟达退休了倒更忙了，担任了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王懿荣研究会会长、王懿荣甲骨文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福山区作家协会主席，准备搞王懿荣研究系列课题，“时间紧迫，想干的事情太多了。”吕老打算整理再版《王懿荣传》、《王懿荣诗集注释》、《王懿荣书信集》修订本等，也打算着手关于王懿荣的长篇小说往影视创作方面的突破，还打算根据自己家族的历史创作长篇小说《卫城悲歌》，为福山人李秉衡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正名……
虽说后来吕伟达走进了山东大学考古系，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草根”。“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遥想14岁辍学到农村看猪、推小车，到后来因为文学才华脱颖而出，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也成就了自己对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三十余载的潜心研究，吕老认为读书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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