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是方向

□本报记者张九龙

百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荡神州大地,传统文化受到了空前批判。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从此跌落神坛,孔夫子为中国的落后挨了数不清的口水。可出乎意料的是,儒学非但没有消亡,反而重新热了起来。在新形势下,古老的东方智慧将往何处去?近日,山东大学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做客“大众讲坛”,主讲“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改革”。

缺乏“自决力”会走向僵化

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变革、改革、进步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被反复提起的一大命题。

上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热潮,在这场蔚为壮观的“文化热”中,儒学再次受到批判,被认为是封闭的、落后的、僵化的、保守的,已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然而,现实没有像许多人曾经预测的那样发展。“已经僵化”的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走进历史的坟墓,反而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场持续多年的“国学热”更是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

其实,中华文化生命力之顽强,又何止体现在过去100年里。与中国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数千年的考验,仍然鲜活地存在于现代世界的,只有中华文明。在近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上,还曾经出现过希腊克里特岛文明、美洲阿兹特克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美洲印加文明等,最终也都被掩埋在岁月的黄沙之中。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归纳出26种人类文明形态,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依旧是个孤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很多学者都曾探讨文明中断与消失的原因,大多无外乎人口数量的激增、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外来民族的入侵等客观因素。

但是,新的更大的问题来了:所有这些状况,中国曾多次遭遇过,而且情形可能更为严重,但中华文明逐一战胜了种种严峻的挑战。

答案还得从文明自身的特质中去寻找。王学典认为,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可以带来启发。该模式强调,决定文明生命力的,并不是外部环境,文明的“寿命”取决于文明内部的自省与创新能力,而不在于外部的袭击者是否强悍。

王学典更倾向于将这种文明内部的自省与创造力称为“自决力”。在他看来,有一些文明,虽然可能暂时成功应对了某些外部挑战,但如果缺乏“自决力”,还是会逐渐走向僵化,并最终会在新的挑战中走向衰落,直至死亡。只有那些具有足够“自决力”的文明,才具有不断回应新挑战的能力,从而不断成长。“中国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秘密,就在于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着的强大‘自决力’”。

儒学富有巨大张力

在王学典眼中,儒学非但不是保守、封闭、固执的,反而具有通变智慧,有着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儒者本就是一批以保存传播古代文献典籍为使命的人,守先待后,是他们首要的自我期待。儒者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儒者便是不知变通的复古主义者。“事实上,因、革、损、益才是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他说,时代不断变迁,不改就死,不革就亡,变则通,通则久。从原始儒学到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到陆王心学,改革、变革精神内化于传统文化之中,一部儒学史,便是一部儒学自我更新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五千年不绝,就在于不断随时变革,否则早就死亡了。”

“孔子之所以被尊为圣人并受到儒家至高至尊的推崇,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被认为是能够认识并把握历史法则的人,即孟子所谓的‘圣之时者’。所谓“圣之时者”,就是最恰当地把握历史时机的人。”王学典说。

此外,在儒学典籍中,也充满了自我更新的意识。比如《诗经》歌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传》强调“唯变所适”,《礼记》宣扬“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儒家最强调变的经典,是五经之首的《周易》。易经就是变经,是对变革规律的总结。”他觉得,《周易》正是一部专门阐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与法则的经书。

“当然,在变革之外,儒家也有其不变的价值追求。儒家并非没有原则,无原则的变也不是儒家。”王学典表示,归根到底,儒家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礼制之所以要“因、革、损、益”,是为了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仁”。从“仁者爱人”到“民胞物与”、“一体之仁”,儒者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仁”的坚守与追求。

中国古代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线,超越了血缘与种族。他说:“究其文化根源,便在于儒家文明追求王道、拒绝霸道这一基本价值追求的稳定性,以及维持这一价值追求的具体礼制的不断变化。”

离不开现代社会科学知识

古而不老,不懈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使得中华文明在漫长古代社会里笑到了最后。但是,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古老智慧是否还有持久“药效”呢?王学典提出,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单靠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追求、人文理念远远不够。古老的智慧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为现代社会所服务。

“现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知识,应该是当下治国理政的基本资源和主要政策依托。”王学典教授举了个例子——要想解决养老的问题,必须依靠现代人口学所分析和研究去做,否则只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简单理念,还是无从下手。“问题的解决在于怎么去做、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实现?而这些一刻也离不开现代社会科学知识。”

儒学在现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不外乎两大基本路径:一是宗教化、信仰化,二是社会科学化。王学典教授认为,现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人文理念。

在他看来,儒学的宗教化之路很难走得通。因为世俗化是全球的大势,无论东西方,宗教已经越来越小众化,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更是大不如前,宗教化的儒学也无法为现代治国理政提供更多实际指导作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典时代早已经过去,儒学必须经过社会科学的冶炼,进入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所普遍认识与接纳。

对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冶炼,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孟子的“性善论”,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给一定数量的出生100天的孩子观看不同的图片,通过对不同内容图片反应进行记录、研究,可以看出真善美在孩子的天性中已经具备,这就是通过现代西方儿童心理学的规范化处理,使它成为一种现代科学命题。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教授的“贤能政治”概念,则是通过现代政治学的冶炼,将传统文化中的因子变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科学概念。

王学典说,把传统的人文理念、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追求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过程。现代社会科学背后的基本预设都是自由主义,如“贤能政治”的提出之于“选票政治”。“所以儒学要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与在当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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