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际歌》情结
孙桂廷
在伯父的墓碑上，赫然刻有这样的墓志铭———“孙天福（1904—1965）少年赴俄国做工，见过列宁。返回家乡后即从事革命活动，为家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伯父哥仨，唯有其小弟孙天性即家父育有儿子。伯父母把我们哥四个视为己出，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要留给我们这些当侄子的。兄弟们说，我们没有见过爷爷，而伯父就像爷爷，他亲近我们胜过别人的爷爷对自己的孙子。他比我父亲大25岁，伯父的大女儿比我父亲还大一天呢。
我13岁那年，伯父病入膏肓。或许自知来日无多，他经常把我们叫到眼前，给我们重复他过去的革命故事，一讲到他在俄罗斯务工时亲自听过列宁在其工厂的演讲就特别来劲，嘱咐我们一定跟着共产党走。有一天，我蹦蹦跳跳地奔到伯父跟前递上一张入学通知书，告诉他“我考上招远一中了！”伯父连说几个“好”字：“你大哥去年考上了一中，我说咱家有了秀才了，今年你也中了，好好好！”或许伯父太兴奋，他先唱了一段歌词有“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的歌，最后他用俄语唱《国际歌》的时候，显得那么有气无力，微笑是强撑出来的，眼角润出了泪水。
我到招远一中刚报到，就看到了比我高一级的大哥孙桂田在学校油印刊物《贝壳》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听大伯讲家史》的作文，看着看着我哭了。就在那几日，伯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在那些天，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国际歌》的旋律。
之前，我也曾懵懵懂懂地听过《国际歌》的曲调，电影《苦菜花》里，星梅就是唱着这个曲子就义的。但当伯父在他离世前，用我听不懂的俄语唱起的时候，心情那个激动自不待言。尽管我从小学就进了县里组织的一个十六人的俄语教学试点班，且升了初中接着还是学俄语，但总想用俄语唱《国际歌》终未能如愿。及至上了大学，我才真正学会了用外语唱《国际歌》。
记得后来在大学宣传部长的任上，有一次在晚会结束的当口，我的上司王波书记要求我当众用英语唱《国际歌》，我照办了，没想到从此这便成了我的“被保留”节目，也因此，我在几多公众场合，至少“被”十几次将外语《国际歌》作为集会的结束语。
我唱《国际歌》，不仅唱出了本校，唱出了山东，还真是“跨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1996年夏，在全国高校宣传部长工作研讨会就要结束的篝火晚会上，时任国家教委的一位司长提名让我为大家用英语唱《国际歌》。唱之前，我在舞台中央先讲了如下的一段话———“在晚会就要结束的时候。国家教委领导要我给大家唱《国际歌》，不过，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80年代中叶，我曾作为一名劳务翻译在海外工作过两年多，亲眼目睹了印巴及波斯湾等几个国家的工人，为了抵制资方拖欠工资而联合举行的罢工，他们在示威中用各自国家的语言同曲唱起了《国际歌》。一名叫尤尼斯的巴勒斯坦朋友看到我在远处跟他们一起唱，第二天就送给了我一本英语歌曲集《LET’SSINGTOGETHER（让我们大家一起唱）》，那里面的第一首就是《国际歌》。从此，我开始真正领悟《国际歌》的内涵所在。此时此刻，当我们重温《国际歌》歌词的时候，或许会产生一种震颤，凝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必将使我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2010年，我受国家汉办任命，派往法国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第二年某日，孔子学院的一位中国书法班的学员巴亚赫，同我讲起刚刚在巴黎广场举办的《国际歌》万人大合唱，那是法国工人阶级为纪念《国际歌》诞生140周年而举行的。我当时还可以从那里的网站上看到这个大合唱的实况录像，其壮观场面确也动人心弦。
后来我知道，这位年逾七十的巴亚赫，是一个法共党员，曾担任过其省法中友好协会会长。我的忘年交好友书法家刘佐秀先生，曾在巴亚赫家的书架上翻开了法文版的五卷《毛泽东选集》，那书里面的边边角角，写满了巴亚赫的注脚及心得。巴亚赫在屋子中央，请刘佐秀先生仿毛体写了一幅“为人民服务”裱好挂在那里。他的另一个屋里，悬挂着毛主席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巴亚赫自称是“坚定的毛主义者”，他最喜欢唱的歌，当属《国际歌》。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法国一位从共产党中选出的议员。在交谈中，他问我会唱法国的什么歌，我告诉他除了“奥特兄弟”那段曲子，那就是《国际歌》了。在那儿，我们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国际歌》，尽管声音很低，但不失雄壮浑厚有力。
《国际歌》（法文L'Interna-tionale），原文的六段歌词由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狄埃用法语所作，巴黎公社失败后，欧仁·鲍狄埃在白色恐怖中躲进一处阁楼，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这首歌词。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于1888年为其谱曲。自1888年在法国街头唱起，《国际歌》很快被翻译成世界上各种文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歌。《国际歌》热情讴歌了巴黎公社战士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英勇不屈的革命气概，向旧世界宣战，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不屈不挠的豪迈气魄，这首歌毫无疑问地传遍了全世界。《国际歌》曾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上世纪20年代，苏联以《国际歌》为国歌。1944年正式改用新国歌后，则把《国际歌》改为苏联共产党党歌。1920年中国首次出现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国际歌》。1923年由萧三在莫斯科根据俄文转译、由陈乔年配歌的《国际歌》开始在中国传唱。1962年译文重新加以修订。《国际歌》实际上也是未被正式写入党章的中国共产党党歌。这首歌不仅被各国的共产党人传唱，也被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广为传唱。二战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英国白金汉宫演奏过《国际歌》，以庆祝盟军此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则为现场指挥。
列宁在纪念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一文中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尽管他远离祖国，举目无亲，但他都可以任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我的亲历亲为证明，列宁的话至今没有过时。《国际歌》，工人阶级的战歌！《国际歌》，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国际歌》，我们奋斗不息的催征号！《国际歌》，我们坚守信念的命运交响曲！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人民领袖毛泽东诗言道：“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头落！”
尽管我们的生命会渐行渐远渐无声，但是信念，一直燃烧着我们的生命。这信念，崇高而伟大，直至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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